原标题：CDRF专访 | 李小云：学前教育缺失问题还没引起应有的关注 来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专注研究全球贫困问题的三位专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 此次获奖，也引发国内媒体、公众对于反贫困、社会公平问题的集中探讨。 CDRF Exclusive特别邀请了数位对减贫与发展的理论、实践有深刻研究的专家，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扶贫事业。 第二位接受采访的，是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高级顾问李小云。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获首届“中国消除贫困（研究）奖”和“全国扶贫工作先进个人”。以专家身份受聘于OECD、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德国、英国等双边、多边和非政府机构。 “贫困的本质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一个发展的概念．．．．．．贫困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制度性问题。” “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首要办法是通过制度供给的优化来突破结构，从历史角度看，扶贫首先受益于农业增长，其次是城市化。在进入新阶段后，精准扶贫成为一个新的制度供给优化措施。” “随着贫困群体数量的不断减少和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财富分配的主要内容已转向教育和卫生。教育里问题很多，实际上就是不平等，突出表现在教学质量和学前教育方面。” “帮贫困家庭盖房子和给贫困孩子免费上学是一个道理。靠自己，他永远盖不起房子，同样如果靠自己能力去上学，他永远上不了学。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承诺、一个体制供给的条件。” “通过扶贫，其他贫困因素会被不断地消除，学前的教育的缺失就会不断的显现出来。乡村学前教育的缺失会成为中国未来贫困生产的重要领域。” “然而，学前教育缺失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实际上，农村学前教育真正的挑战不在行政村，而是在自然村。” 话题一：贫困的本质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李小云在农村调研 贫困的本质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一个发展的概念。如果没有现代化，人们都处在绝对传统社会，那就只有差异的概念，但没有贫困的概念。 很多发展中国家，像太平洋岛国或者非洲很多国家，一个村庄里最富裕的人也没有汽车，他只是多了几头牛。为什么？因为走的是一样的路，吃的一样的饭。这种情况下，有差异，但是没有贫困。 贫困有两种，一个叫绝对贫困，一个叫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是客观的，就是完全吃不饱穿不暖。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在现代社会，我们所定义的绝对贫困还是有相对性。 现在的绝对贫困标准是收入2300元，这是2011年的价格，两不愁三保障，这种标准比没吃没穿时代的贫困标准要提高很多了。 所以，即便绝对贫困是客观的，实际上也是相对的。 如果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衡量，绝对贫困的本质是财富生产不足。 非洲大部分国家没有钱修路，没有钱把学校修得很好，没有钱给村庄里修饮用水，没有钱为全社会提供医疗保险。在一个贫困的国家，所有原因都和国民财富的生产不足有关系。而国民财富生产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不足。 这是从现代意义上来衡量的，如果从传统意义上来衡量，我认为既没有绝对贫困，也没有相对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困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而现代的概念并非今天才有的概念。 第二种类型的贫困是相对贫困。 美国人均GDP6万多美元，人均收入4万多美元。按照收入中位数的50%来算的话，一个家庭一年收入1万多美元就是贫困。 1万多美元就是10万多人民币，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是贫困的。而且他本身有住有吃，小孩能上学，只是他所享受的福利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现代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福利获取不均，产生的差异是现代社会中的相对贫困的本质。 社会中的某些群体获取太多，某些群体获取太少，于是产生福利差距，产生了相对贫困。比方说不能旅行，没有钱给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没有收入来交更好的医疗保险，造成福利的缺失。 贫困与不平等 李小云和团队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座谈 全世界第一个济贫法，是17世纪出来的。 17-18世纪为什么会出现济贫法呢？就是因为社会出现差异了。 圈地运动以后很多人当上地主，越来越富裕，而另外很多人就没有地了，他们沦为失地的农民，生活非常得凄惨，同时他们又是大庄园主和大地主的劳动力。要是无视这些人的劳动生产力的生产过程，整个社会将会更加混乱。 所以济贫法当中有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因素在其中。 贫困和扶贫总是和不平等有关系的。从制度角度来看，英国17世纪的济贫法、工业化以后慢慢的形成的社会福利法案，确保了工人阶级、失地农民的基本福利，我把它叫做制度性的扶贫案例。中国古代也有对穷人的关注，这些往往是非制度性的，更多属于社会实践。 从根本上讲，贫困是个制度性的问题，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问题。因为不平等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以物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以后，贫困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总之，贫困问题的本质是不平等。 话题二：中国扶贫 中国扶贫的三个阶段 （一）1949年-1978年：解决普遍贫困 把中国的贫困问题的时段拉的长一点，194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贫困都是发展的问题。即便也存在着不平等，但那是普遍性的贫困。 1949年以前基本上属于物质生产不足，经济没办法为国民提供一个充分的、用于提高福利的物质基础。粮食生产不够，没那么多钱去修路，是基本生存保证不了的状态。 所以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1978年之前，我们解决了基本生存的问题。 （二）1978年-2000年：奠定改善福利的物质基础 1978年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不断提高福利水平的发展性阶段。这个阶段，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把经济发展搞起来，把蛋糕做大，奠定改善福利的物质基础。 现在说的“站起来”、“富起来”，就是福利的改善，包括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生活等等。 （三）2000年后的扶贫：摆脱贫困陷阱 新世纪以后，经济社会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不再是非常有利于穷人受益的结构。此外，社会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通过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就变得更困难。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那么剩下穷人就永远是贫困的，这被称作贫困陷阱，所以中央决定启动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就是去除绝对贫困死角。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但不是大多数，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就是中国现在做的事情。 扶贫的原则是绝不提高标准，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提高了以后就不是贫困了，否则可能出现人人都是穷人的现象，这就是我讲的中国扶贫的三个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首要办法一直都是优化制度，通过制度供给的优化来突破结构。 李小云成立的助贫工作室 贫困的本质实际上是不平等，不平等的本质就是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等。 所以扶贫的本质是要突破机会和财富分配，解决机会和财富分配的机制的不平等。 中国扶贫的核心 中国的减贫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核心原因在于制度供给的优化。 举个例子，我们50年代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那个时候不仅进行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土地改革，还进行社会制度改革，比如妇女解放、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等。 经济制度变革和社会制度变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做不了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制度供给的优化。制度供给优化以后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贫困就可以一下子缓解，这就是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经验不需用对照试验来做，因为问题很清楚。 1949年以后，我国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那时20%的人占有70%以上的土地，这个问题要解决。而这个问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解决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控制，甚至有的就是总统或者总统家族在控制，很难解决。 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更为彻底。开放到让中国的经济一下子完全进入到全球体系中。效果很明显。依靠产业转移、乡镇企业、工业化、城市化等等。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供给优化后，扶贫就是受益于经济发展。 首先，扶贫受益于农业增长。从1978年到1986年，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就是靠8年里7%的农业增长。随着农业增长率下降到4%，进入常规增长阶段以后，农业就不再是支撑减贫的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着靠的是城市化。90年代末期，好几亿农村人口转移出来，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劳动力转移。而这种转移带来的经济结果是从乡镇企业和城市化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高，农业收入比例很低。 精准扶贫是一个新的制度供给优化的措施。到了新的阶段以后，社会的利益集团各有各的利益，让他们去把钱拿出来搞扶贫是很难的。举个例子说，官僚结构有它自身的利益和逻辑，他们会按照官僚技术的逻辑来确定把钱投到什么项目里。 话题三：扶贫该“扶”什么？ 扶贫是“救命” 扶贫不是致富，扶贫是救命。扶贫问题是没有理性的，只有一个原则，救还是不救。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精准扶贫，一定要精准到最需要的群体，最需要的地区，不能到处都搞扶贫。 对于落入到贫困陷阱的群体来说，扶贫更多的是政治议程和道义议程，是完全不可以用经济理性来衡量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制度供给，就做不成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没法把扶贫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中国决定实行“五级书记挂帅”。它的合法性在哪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决定的，所以通过宪法决定的党的领导地位来统筹这个社会政治工作，而不是按照官僚理性、经济学家或技术专家的观点。 这就是一种新的制度供给，叫政治主导扶贫议程，不是过去的政府主导。 李小云及其团队参与扶贫调研 解决相对贫困中教育不平等 前面说到现代贫困更多的是福利性概念，福利概念有两个点，一是福利的内涵，二是获取福利的手段。 比方说，享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上到大学，开阔你的眼界，这个是福利的内涵。所以当缺失教育的时候，实际上是缺失福利的，因此是贫困的。 第二是医疗和教育，尤其是教育，同时也是获取现代福利的手段。也就是说，你想获得这样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你就获得不了。 在过去的扶贫经验中，更多的是讲收入的提高，原因是那时候我们的贫困群体特别庞大，如果那时讲福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提高收入，也就是自己来改善自己的福利，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强调开发式扶贫的主要原因。 但是随着贫困群体数量的不断减少和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地进行财富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内容就是教育和卫生。 帮贫困家庭盖房子和给贫困孩子免费上学是一个道理。靠自己，他永远盖不起房子，同样如果靠自己能力去上学，他永远上不了学。所以我们在贫困地区做两免一补，效果是特别好的。 教育里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平等。解决不平等的核心是相应的制度供给，除此之外才是技术。 盖多大房子合适，谁先住合适等等，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承诺，有没有这样一个体制供给的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倾向于制度供给。 李小云在扶贫现场教学 历史上我国的教育和卫生受到了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影响。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化，这一差异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不断加大，导致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差异太大，这是我国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仅是收入不平等，社会公共服务也是不平等的。这个不平等既是贫困的内容，同时它又影响到贫困，其中教育是最突出的。 在教育的不平等里，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不平等更加突出。 第一个是教育质量。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农村和城市在教育基础设施上的差异越来越小。我曾到一个贫困地区去参观学校，各个设施建得真好，和城里学校没有任何差异，但是师资差异却极为明显。 所以城乡教育、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师资的差异上，这个是一个大的短板。 第二是长期受到忽视的不平等，就是学前教育。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从小看大，三岁到老”，西方自然科学中早期儿童发展的领域也有相似的研究和论证。所以乡村学前教育的普遍性缺失是我们国家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乡村学前教育的缺失会极大地抵消学制教育带来的收益。 比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对照试验，学前有教育的、有关怀的儿童与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儿童，在进入到学校以后，在获取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会出现很大的不同。 自然村学前教育应受到关注 乡村学前教育的缺失会成为中国未来贫困生产的重要领域。 随着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条件的不断改善，贫困生产的领域会不断的压缩，最后压缩到学前教育。也就是说，在未来，学前教育的缺失和贫困发生之间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相关性。 这不是说在过去的学前教育不重要，而是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到贫困的即时性因素太多，所以的学前教育缺失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可想而知，学前教育不会马上产生影响，显然不会因为今天学前教育的缺失而立刻造成明天的贫困。但是学前教育的缺失一定和未来潜在的贫困有关系。 通过扶贫，其他贫困因素会被不断地消除，学前的教育的缺失就会不断的显现出来。 学前教育的缺失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2020之后，中国的扶贫工作就进入以防止贫困发生为主要的任务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要确定哪些领域最容易生产贫困。学前教育的缺失问题显然会成为中国未来扶贫政策重要的一个领域。 李小云与河边村儿童 中国有一个概念叫村，我们讲“村村通路、村村通电”，现在是“村村要有幼儿园”。 这个概念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们讲的村是行政村，行政村是在农村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就是把许多所谓的自然村弄到一起。但是自然村的大小不一样，而且有些自然村和自然村之间距离是很远的，尤其在山区。 所以把行政村作为一个单元只是部分地解决了我们的学前教育问题。 我认为，真正的挑战不在行政村，因为行政村在过去这么多年，不管是公办和民办，都有幼儿园。问题主要在自然村，所以我觉得把山村幼儿园通过更多形式建在自然村，或者自然村的联合体，能够让自然村中所有的孩子享受到学前教育的雨露阳光。 这也应该是我们未来农村学前教育改革的重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经做了大量的对照实验，也已经明确了学前教育在经济发展和扶贫中的作用。但需要把这个工作提高到政策层面上，需要在国家发展规划的层面上研究，研究究竟投资学前教育是不是合适的？它的经济收益和减贫收益是不是最大的？ 这是我觉得未来政策领域应该主要关注的一个领域。[详情]

　　观点 | 徐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为什么？怎么办？ 来源：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在9月6-7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出席会议，并在“重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环节发言。 他认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应多措施也是多方面的，应该从以下入手： 加快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的自由贸易体制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构建更加开放便利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载体；要完善金融市场的整合和监管协同。 以下为发言全文： 近年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种下降？各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能携手合作来更好地促进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回升？我有以下几个看法。 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显示，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地在下降，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又进一步下降了2018年的1.3万亿美元。这中间最大的三个流入国和地区现在分别是美国、中国和中国香港。最大的三个流出国是日本、中国和法国。 区域来看，美国现在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流入国，2018年流入2520亿美元。亚洲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有5100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40%左右。欧洲是减少的，大概只有1700多亿美元，非洲的流入2018年增长了11%，但绝对额并不大，只有460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是减少的，减少到1400多亿美元。 发生这种变化，大概有以下五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是投资回报率在下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收益率已经由2012年的8.1%降到目前的6%左右，亚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0.5%也下降到了9.1%，非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2.3%，下降到了6.3%。有了明显的下降。毫无疑问，对做投资者来说，回报率如果下降的话，投资意愿也会下降。 第二是普遍出现的逆全球化的思潮。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开展技术和产业供应链的封锁，这些国际事件都带有逆全球化的色彩。 全球化正在被各种贸易保护、投资限制包括科技和产业脱钩的一些举措所阻碍。很难想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美国在二战后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体系，也正在由美国带头打破，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破坏。 第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存在下行的风险。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应该说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现在的动力又在日渐地减弱。过去3年，全球经济增长基本上保持在3%上下，除了美国等少数国家的增速有所提高之外，大多数经济体、经济的增速其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现在中美贸易摩擦使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展现，而且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在持续地累积，这些各种不同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在未来导致新的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包括对外投资的缩减。 第四是美国的税改效应。美国为了鼓励美国跨国公司将境外的利润带回国，通过将税改将原来的征税体系由属人制改为属地制，这种改动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再需要为了避税而将大量的海外收益留在海外，这样就吸引的大量的资本回流美国。其一结果就是，除了美国的FDI流入增加，美国对外投资额在下降，现在已经排到了全球20名之外。 第五是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加强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查。最近几年欧美一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力对等开放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加强了对外资安全的审查力度。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仅2018年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100多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举措，这当中大部分还是属于促进投资的措施，但也有接近1/3是属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措施。这种格局如果演变下去，对全球经济设施的建设和增长，包括高效分工的产业链的构建，价值链的构建都是非常不利的。 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下降的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第一，要加快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的自由贸易体制建设。二战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区域性和双边的贸易制度安排，对全球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恰恰是在这样的制度保护下，各国放宽了产品和市场准入，减少和取消了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了全球专业化的分工、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合理分布，国家的利益变得相互交融，技术和知识广泛地传播，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现有的制度是有缺陷的，要与时俱进的对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要强化基于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的安排，提高世贸组织贸易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更好地解决仲裁的透明度、效率成本、权力滥用以及一些条款不清导致的误读等等。 在多边体制的改革中，还要继续照顾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企业通过参与全球化分享贸易投资带来的红利。 第二，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跨国投资一般都会涉及到技术转移和装备的输出，保护好与此相关的知识产权是很多跨国投资者的利益关切和基本要求。特别是在竞争实力日益由技术主导的趋势下，知识产权保护是很多企业从事跨国投资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世界各国涉及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制度并不是很平衡的，执法的方式、程度也是有很大的差异，这相应地增加了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相应的法律体系，统一知识产权的执法标准，这样对消除投资者知识产权的风险和担忧，扩大跨国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构建更加开放便利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载体。从各国过去的经验来看，特区、园区都可以实施专门的开放制度和政策的。可以集中建立高质量高标准的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形成高效分工、相互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城市功能和服务，形成优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投资环境，是外国投资聚集的最理想的空间。 实际上目前全球100多个经济体中，已经有了大概五千余个经济特区和园区，这些特区、园区对所在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税收、技术进步和减贫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还应该进一步优化特区园区的建设和布局，提高服务质量和聚集效应，打造吸纳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投资洼地。 第四，要完善金融市场的整合和监管协同。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在跨国投资和产业链布局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服务的一体性和金融监管协同性，有效应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监管规则差异导致的监管套利的风险。 在债务杠杆率持续偏高的现实下，还应该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跨国直接投资的作用，通过跨国的监管协作、统一披露等标准，强化直接融资的功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还要进一步在全球的跨国投资中推行ESG投资原则，促进金融服务、跨国投资在环境保护、公司治理和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正能量的作用。 总之，逆转全球的跨国投资下降的趋势是需要各国共同携手的，要加强这种磋商与合作，不断地开放市场、便利商务、减少障碍、保护产权，强化各类制度性的保障。联合国和各主权国家应该尽快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努力取得成效。[详情]

　　观点 | 霍马茨：中美应重建互信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年9月6-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出席会议并发言。 罗伯特·霍马茨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 霍马茨认为，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国际组织无法发挥作用，经济秩序脆弱。 十多年前，中美合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中美需要重建互信，建立合作框架，才能应对潜在风险。 以下为发言全文： 感谢这次重要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在这么一个历史上重要的节点来讨论这个话题。对于全球秩序来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首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我到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被带到了2号别墅，我记得我第一次和基辛格博士在7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住在同一栋别墅里。让我会想到了当时和现在的对比，当时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希望能够建立双边关系，不论是外交还是经济方面。讽刺的是，现在反而有人宣扬要中美经济脱钩。他们在倡导一系列政策，不是进一步开放双边关系，而是限制、减少甚至关闭两国之间某些方面的交往，不是进一步的开放，而是要破坏性的逆转过去的开放的关系。当前所谓的中美脱钩，对两国经济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对全球经济也是有害的。 中美之间从一开始的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不断地升级，范围越来越大，分歧点越来越多。不光是在经贸关系，还包括科技、汇率、国家安全、知识产权等等，都是两个国家引发冲突的一些诱因。扩大和升级都在发生。另外，很多经济上问题都会影响国家安全，所以未来的谈判是美国这50年来都没有经历过的。 很多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光是涉及到两个国家的双边问题，涉及到整个全球的经济体系的问题，以及全球经济的韧性。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会使双方同时受到伤害。 另外，美国最大的赤字其实并不是贸易的赤字，而是双方互信的赤字。在中美刚刚建立关系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互信，虽然说可能我们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至少双方是互信的，信任对方在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是现在这种互信关系严重受损。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中美之间的问题以及全球经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全球经济秩序。世界经济秩序现在存在很多的脆弱性，两个国家需要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大家过度的放松，觉得问题不大，能够解决。但是这么长时间的低利率水平，导致了金融体系中的不平衡，演化为结构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通常是用来应对周期性问题的。而现在中央银行需要应对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还有为贸易战保底等等的任务，这不是各个国家中央银行原本的任务，不是他们通常能够完成的。 第二个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是和全球经济体系结构相关，主要是货币体系。IMF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真正确保全球经济秩序发生的这些变化和脆弱性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和全球金融的发展相比，和各个国家经济不平衡的规模相比，IMF的资源是相当有限的。 另外，WTO在2008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防止了保护主义的抬头，但现在的WTO和此前相比很疲弱，处境艰难。而且还有一些人阻止争端协调机制引入新成员。WTO的工作就更难做了，现在它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它2008年时起到的作用。贸易规则的执行非常重要，而现在这里有缺位。 第三个问题，中央银行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迫使它们变得更加政治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这令人担忧。央行不一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机构，因为它们都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希望保持独立性，包括在美国也是这样，但是政治压力让它们变得非常艰难。 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力。以往，美国发挥了领导作用，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促进全球的合作。美国也参与了这个秩序的建立。而现在，每个国家都各自为政，各自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使得G7都很难达成一致。这几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都没法达成一致，更别说G20了。 英国、德国、欧洲的角色和几十年前发生了变化。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秩序的领导人的地位也受到了弱化，因为美国现在可能已经不想再承担领导的角色。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中美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如果全球经济出现恶化，争端当中的两国还会不会有当时那种合作？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问题，再考虑到两国之间的紧张情绪，无论是在知识产权、贸易还是投资，还是在汇率方面的争端，双方是要走向互相毁灭经济的道路吗？如果我们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不仅会破坏两国的经济，而且对其他国家来说，他们非常重视中美两个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未来它们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最后，回到信任这个话题。 机制、机构是很关键的。我们需要一个有足够资源的IMF。我们需要一个有威信、规则适应时代的WTO。我们可以逐步改革这些国际的机构，还有各个国家的央行，等等机构。 如果双方之间有互信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在互信的基础上来去逐渐地改变国际秩序，所以互信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再次应对像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的话，我们需要双方有互信，双方都认为是一个正和游戏，都认为对方的目标是正和。但如果说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把世界看做一个负和游戏，忽视国际体系，以邻为壑，我们就会有风险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环境，对中国也不好，对美国不好，对全世界不好。 所以我们需要加强互信，使得两个国家找到一些能够有共同点的领域。我们当然有一些分歧，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分歧，而是我们在建设性的框架下管理分歧，使得双方能够最终形成双赢。 如果我们不能够为双方的互利或者共赢而努力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合作性的竞争，而是一种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的竞争。而这种冲突会影响到两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所以建立互信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不仅是在经济方面，同时为合作创建一个框架。 我想回到70年代，我们认为当时中美两国之间就是要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不仅是短期的，一种可以交易性质的合作，而是长期的、中期的共同的策略。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找到一个中期的共同策略，形成一个框架，未来通过这个框架来解决贸易分歧，并在其他对两国社会和人民都重要的领域合作。 我70年代来访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那么多人脱贫，科技也得到了那么大的发展。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就是把过去几十年的关系的成就作为基础，发展未来的双边关系。未来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但必须保持同样积极的双边关系，也必须同样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和互信。 谢谢！[详情]

　　CDF Insight |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世界需要基于规则的、可靠的、持久的政策 原创： CD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Insight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深度原创访谈栏目。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会上，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表示，美国的贸易政策正在部分抵消2017年以来税改和监管改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罗伯特·巴罗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言 在随后的CDF Insight 中，巴罗认为，虽然关税抑制了国际贸易，但特朗普总统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伤害更大。 人们更需要基于规则的、可靠地、持久的政策。而如果贸易战严重放缓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使其进入衰退，那将使特朗普总统在2020大选中损失很多支持。 贸易战抵消了减税政策的正面影响 CDF：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时期。但也有一些人非常悲观，他们认为收益率曲线的反转预示经济即将衰退。您如何评价美国的经济走势？ 巴罗：在白宫新政府上任后，有一段时间经济表现还不错。2017年的税收改革，尤其是与能源、环境和金融部门相关的监管规定的减少，更是推动了这个趋势。这是抬高经济增长预测的两个正面因素。 在当时看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达到3%或更高。 但最近的问题是贸易战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当然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 我认为，这正在抵消已经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正面影响。现在看来很明显，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经济表现也没有那么好了。 展望未来，经济衰退的风险肯定会比以前更高。所以现在我有些担心。我不再认为增长可以达到3%，而且可能更糟。 CDF：特朗普总统的减税政策对财政有什么影响？这将如何影响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 巴罗：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比短期影响要小。我们估算的短期影响是对总量的永久影响，而不是增长率。 因此，总量的增加实际上也继续影响着GDP的水平。此外，长期上更高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大概每年0.2个百分点，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同意，这确实不是很高。 作为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你只看税收部分的预算影响，它对财政是不是一个净赤字的效果其实并不清晰。因为有些项目起到了抵消作用。确实损失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有的改革增加了财政收入，比如取消了一些税收减免。此外还有减税的增长效应，这也增加了收入。综合看，不是很明显会有赤字。 然而，政府与国会一道，确实在朝着扩大政府开支的方向走。在两党达成的协议中，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了很多，因为坦白地说，总统并不是那种对政府开支持保守态度的人。他很乐意花更多的钱，国会的民主党人也很乐意支持他。 因此，我认为财政赤字的扩大来自于这个扩大政府开支的协议，包括国内开支和军事开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这与税收改革是两件事，税收改革本身不一定有那样的影响。 CDF：特朗普总统说他通过关税获得了大量的税收收入。贸易战对财政收入有什么影响？ 巴罗：关税也是税收的一种形式，其实也就是对与进口相关的消费支出征税。你其实也可以提高这些税种的税率，或者可以设立增值税。所以我同意，有一些税收收入，不是很多，但肯定有一些。这是特朗普筹划的一部分。 特朗普喜欢关税的原因，一部分是它确实提高了财政收入，但也因为它减少进口，他真的不喜欢进口。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从其他国家买东西，包括中国。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倡以出口的形式销售商品，积累相应的资产。这是一个几百年前就已经淘汰的理论。 受关税伤害的一部分是消费者。但进口的不仅有最终消费品，也有生产者使用的中间产品。也有投资品。是一系列商品进口在被抑制。当然，关税政策也会被报复，中国也提高了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关税。 所以这实际上在整体的收缩国际贸易。应该这样看，这不仅仅是美国关税减少美国进口，不只是这样。影响经济增长的是贸易总量，因为国际贸易是有效率的，它做大全球经济的蛋糕。而关税政策在压缩国际贸易。 世界需要基于规则的、可靠地、持久的政策 CDF：关税扰乱了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贸易。这会给全球制造业带来脱钩的风险吗？ 巴罗：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走。当特朗普说，我希望美国公司搬出中国，我不认为这有直接的影响。 但对美国公司来说，参与中国市场显然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他们一方面担心来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担心来自美国的影响，比如关税。这产生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这样的地方对制造业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工资比美国低得多，生产率也相当不错。但还有其他选择。例如，越南作为中国的替代国正变得相当重要。 CDF：如果关税政策趋稳，会发生有限的脱钩吗？ 巴罗：你是指关税可能以相当高的税率长期存在，但不会受到很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吗？那会消除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本身就是负面的。 当然，关税，特别是如果税率很高，它的负面影响将持续，将对贸易量和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但可能比现在的情况要好。 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由美国总统的情绪波动所推动的，比如提高还是降低关税，对哪些国家进口挣关税，哪些商品免税。这些东西都是要尽量避免的。 人们希望有一个基于规则的、可靠地、持久的政策。他所做的一切都与此相反。 CDF：贸易战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有什么影响？ 巴罗：如果贸易战减缓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这是必然的，如果放缓非常严重，特别是如果进入衰退，总统将损失很多支持，他将不太可能再次当选。 他将试图把经济疲软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包括美联储和生产率不尽如人意的企业。 但我觉得没人会相信他。在美国经济大幅放缓的情况下，我认为人们会将其归咎于贸易战，他们会指责总统，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 开放市场是最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 CDF：您此前提到中国的增长率在目前的条件下有点太高，最终会回归到理论上的均值。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偏离了均值？ 巴罗：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在70年代末摆脱了这种状况。 这意味着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是从一个很低的水平开始。实行一个新的体制，当然不完美，但比以前好很多。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好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向更高经济水平的收敛。 我认为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有效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改善了基本制度和市场机制，私营企业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是积极的。更多地向国际经济开放。这些都是优点。所以那种潜力一直都在。 但无论如何，最终增长速度将趋于放缓。这是一个正常的收敛过程。不会永远以人均6%的速度增长。事实上，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CDF：中国如何适应经济放缓？ 巴罗：有很多常规的政策可以让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在贸易方面，显然就是自由贸易，提供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和其他形式的财产。 中国在一些方面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初步看，最近通过的法律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条款更加完善，建立了更多的自由贸易区，表达了对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的更广泛的意愿。这些都是很好的措施。 政府可以选择一系列类似的措施来开放市场。我认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方法。 采访手记： 罗伯特·巴罗教授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他的观点、兴趣点都围绕着他的学术研究。 他彻底的反对贸易战，认为这是基于几个世纪前淘汰的错误理论。他对中国的增长有强烈的好奇，在不断寻找更多的数据。对于监管、税收、产权保护等政策，他也维持教科书般的自由市场的立场。 谈到一些与经济理论背道而驰的实际政策时，我们也能体会到一位学者对政客无奈。 采访、校对 - 夏天 翻译 - 子欣 编辑 - 丝露 [详情]

　　 CDRF专访 | 卢迈：社会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到底怎么解决？ 来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专注研究全球贫困问题的三位专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 此次获奖，也引发国内媒体、公众对于反贫困、社会公平问题的集中探讨。 CDRF Exclusive特别邀请了数位对减贫与发展有着或理论，或实践深刻研究的专家，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扶贫事业。 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长期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关注农村问题、社会公平和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 “中国所探索出的扶贫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体现——大家共同富裕，也是国家体制优势的特别体现——集中力量帮助很多人摆脱贫困。” “中国扶贫经验内涵特别丰富，现在需要做的是按照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总结，然后把它介绍出去，成为一种循证的、可推广、可普及的模式。” “基金会给2000个孩子建食堂吃饭，500个孩子发衣服发鞋．．．．．．在实验的基础上，证明孩子吃饭问题不光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问题。” “我们认为，帮助底层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而帮助底层发展，最有效的还是从儿童做起，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有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如果这种社会流动渠道相对畅通，社会本身也会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也相对好解决。” “0到6岁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机，在孩子身体发育、大脑的发育的关节阶段，如果能够实施必要的干预，就能弥补他们在家庭、成长环境的不足。如果我们现在耽误了这一批孩子，未来社会将会负很大的代价。” 点击边框调出视频工具条      点击观看采访视频 CDRF：您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全球反贫困上所作研究，对中国有什么启发？ 卢迈：深度贫困地区的人每天要考虑的是下一顿饭在哪儿吃，即便人们认为投资人的长远发展会有很好的回报，但处在贫困中的人想不到那个。 通过这些年中国在脱贫攻坚上的持续的努力，我们国家绝对贫困人口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上面那种情况已经很少见，人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以后，就开始考虑子女教育。 在调研过程中，我看到很多贫困地区的家长到县城、乡镇租房子，让孩子去上幼儿园，这些都是基本温饱满足后的现象。 卢迈在农户家中调研其养育情况 贫困经济学对于很多贫困现象背后的原因做了技术上的分析，对人了解在贫困状态的人口和他们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中国本身来讲，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就是对贫困人口行为的理解。有人认为他们不值得帮助，因为他们给了钱就会喝酒。但按照贫困经济学里的描述，低收入水平的人最大的快乐可能就是喝点酒以后，那个可能会让他摆脱日常麻烦和痛苦的状态。 这样状态的人需要帮助，但不一定是直接帮助，更重要的是帮助下一代，不要让他重蹈他老爸的这种覆辙。 总书记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保障所有人最基本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讲这点是最起码的，让他们有尊严，体面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 贫困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通过实验、对照得出这个项目能不能够实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等结论。这在扶贫工作中特别值得借鉴。 CDRF：您曾在农研所工作，后又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任职。在您看来，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扶贫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国扶贫有什么特殊性？ 卢迈：我们国家始终没有忘记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就关注贫困问题，但计划体制难免使人民的整体生活处在低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高积累满足了工业化所需要的经费、资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人生活水平只是维持在温饱。 所以农村开始出现分化问题，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一方面鼓励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下大力量做扶贫的做法。 1984年，中央开始实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以工代赈及其他扶贫项目，一直持续到过去这几年的脱贫攻坚。 这样的一条扶贫的道路，经历了很多探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特别伟大的成绩。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体现——大家共同富裕；也是国家体制优势的特别体现——集中力量帮助很多人摆脱贫困。 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探访基金会项目试点 当然，国外研究特别强调的“循证” ——就是有实证做基础的政策实施，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比如，我们曾经做过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认为乡镇企业发展集体有经费、有就业，就可以脱贫。实际上，在贫困地区做工业，没有一定的基础、人才，是很难做好的。 但这一次精准扶贫的措施，已经经过各地大量实践，包括帮助贫困户解决基本生活，为他们提供医疗支持，移民搬迁等。 所以，中国经验内涵特别丰富，现在需要做的是按照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总结，然后把它介绍出去，成为一种循证的、可推广、可普及的模式。 CDRF： 这不是减贫问题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曾多次与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反贫困与社会公平问题，您认为西方学术界关于减贫的研究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卢迈：说起贫困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重视，不得不提阿玛提亚． 森获得诺贝尔奖。 森是中国发展论坛的老朋友，他指出了贫困的原因，并指出公共政策本身是可以缓解贫困的，无论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怎么样。 他认为，社会是可以通过渐进式改善，使人们的福祉有所提高。比如说人的寿命、教育等等这方面等等的改善。 阿玛提亚·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推广，他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 这一次的贫困问题再一次上到经济学的最高殿堂，能够获得诺奖，也说明社会不公问题已经尖锐到一定程度。 社会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到底怎么解决？ 征税，保证基本收入等可能都是解决办法，但贫困实验室指出，要针对贫困人口首先要提供帮助，而这些帮助需要有实证的基础来做依据。 卢迈在山村幼儿园调研 CDRF：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使用了实证研究的方式进行社会实验。基金会所作探索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卢迈：中国在前一段的扶贫中已经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绩，保证了基本的温饱，进入小康。 小康的含义是温饱有余，但还不富裕。下一步的目标是进一步的减少相对贫困，这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所以世界银行在结果贫困的标准上，又提出了一个五美元购买力评价计算这样一个相对贫困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很艰巨的任务。原有的一些办法可能并不适用了，新的办法在哪里，我们一直在探索。 2007年，基金会开始在社会公平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用什么样的行动能够促进社会公平？ 我们认为，帮助底层的发展应该是最重要的。而帮助底层发展，最有效的还是从儿童做起，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有社会上升的通道。这样的一个社会流动如果要是能够保持渠道相对畅通，社会本身也会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而市场经济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也相对好解决。 所以从儿童早期发展入手是既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一项政策。 基金会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对照实验的做法。比如，针对校餐研究，我们会给2000个孩子建食堂吃饭，500个孩子发衣服发鞋。 比较的结果能够证明，吃饭的孩子身高长得比发衣服的要多。发衣服减少了家庭的支出，按说可以拿这个钱去解决吃饭，但是没有公共服务、没有食堂，孩子在学校里头就吃不了饭，营养改善不了。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在实验的基础上，证明孩子吃饭问题不光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问题。 校餐只是其中一个项目。接下来我们就做教育，2009年开展了山村幼儿园的试点，从两个县拓展到30个县。 卢迈在学生食堂 CDRF： “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已经实施十年，在全国11省（区市）30个贫困县开展，累计受益儿童超过20万名。目前您认为，先实验后普及的路子走对了吗？“一村一园”能不能在全国推广？ 卢迈：应该说情况很让人鼓舞。 从最早的青海乐都试点的情况来看，在小升初统一考试中，70%左右县城幼儿园毕业生的分数在全县平均分数线以上，68%的山村幼儿园的孩子也能在平均分数线以上，而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只有19%能够达到平均分数线以上。 所以，一年1500块钱投资，就可以在孩子中间产生这么大的差别——接受学前教育的就68%，没接受过的就是19%，将近50%的孩子由于学前教育改变未来人生轨迹。 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就是将有限的学前教育投入与我们国家强有力的体制和在组织能力、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让山村学前教育普及起来，发挥更大的效果。 从2009年算起，我们开展山村幼儿园计划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4岁的孩子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哪怕是一年，都会产生巨大的改变。一年帮助300万个孩子，十年累计就能够惠及3000万人。 卢迈在农民家中调研其养育情况 CDRF：除了“一村一园”，基金会还关注0-3岁的“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为什么特别关注学前的孩子？ 卢迈：最简单说，投资育人是保证脱贫攻坚成果可持续、保证未来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投资育人最关键的还是早期，因为相对于收益来讲，早期的孩子是最可塑的：教他一点东西，他就会了，就懂得这个习惯。 而大多数情况下，小时候形成的习惯，不需要强制，就会使得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生活，学习，与人交往。这些成绩都只有早期去做才可以。 0到6岁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机，在孩子身体发育、大脑的发育的关节阶段，如果能够实施必要的干预，就能弥补他们在家庭、成长环境的不足。 如果我们现在耽误了这一批孩子，未来社会将会负很大的代价。 想一想3000万名四岁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两亿的农村孩子没有经过任何儿童早期发展的社会干预而成长起来、现在进入了学校。 当然，我们也想过呼吁社会各方共同解决农村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是很难。 比如一个留守儿童，父母离婚，母亲出走，孩子性别失调。我们呼唤母亲能够留下来，想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但是他们未来生活中的隐患不是现在能解决的。而农村中的这种状况不是那么快就能解决的。[详情]

　　代表说 | 黄育川：中国的知识产权记录越来越好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在2019年9月6-7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在“中国经济的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环节发言，提到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努力希望成为创新性国家。 他说，随着投资增多和政府支持，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在GDP占比和过去相比有了长足增长。 黄育川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 2019年10月16日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黄育川与杰里米·史密斯合著的文章《中国的知识产权记录越来越好》。 文章中，黄育川表示中国美国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被过分夸大了。他认为，随着中国创新能力增强，且由知识产权“净获得者”向“净创新者”转型，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将更具吸引力。 “美国持续对中国施压的惩罚性方式是错误的．．．．．．解决问题应该从更有建设性的维度着手。那就是，致力于与中国合作，设计双方都认为公平互利的知识传播体系。“ 以下为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全文：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猜测，集中在双方是否会“停火”，或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这正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坚信自己会做到的。 然而，无论何种谈判都需要在一个关键的、结构性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知识产权。 有报道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这种情况下，白宫和民主党领导人之间达成罕见的共识，要求中国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应当谨慎。华盛顿的要求是不现实的。 在自身创新能力可以取代对外部知识的依赖之前，各国不会去制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美国花费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经济学家将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视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一规则对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都适用，尽管各国的创新能力各自不同。 这样看来，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获取而非创造的方式来增加其知识和技术库存，就再自然不过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这种方式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获取”很容易被视为盗窃的委婉说法。但事实上，贸易、外国投资、各类许可、国际研究合作、专家跨境流动、开源材料收集、模仿、逆向工程都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作出了贡献。这些活动大多数都是合法和自愿的，并且明显也有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 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后同） 然而，观察者往往忽略了更宏观的层面，只挑出了那些可疑的获取方式。在其他一些领域，中国也被指责要求外国投资者通过与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的方式，提供技术转让，以换取中国的市场准入。 尽管中国否认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毕竟外国公司有拒绝并离开中国市场的权利），但许多外国公司认为，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吸引力，为中国公司的此类要求提供了极大的筹码。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 首先，建立合资企业的作法绝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普遍做法。 除此之外，在最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企业开展的调查中，仅有5%的受访者表示，曾被要求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并且在外国公司面临的27个主要挑战中，这个问题仅排名24。 现在合资企业也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仅占到中国外来投资的不到1/3，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占比是2/3——当时，许多外国公司也乐于进行此类交易，以便进入中国市场。 鉴于合资企业所在比例不断减少，中国开始降低相关要求。最近一次是在3月，中国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法》，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并禁止强迫技术转让的作法。 就知识产权窃取而言，违规行为也绝非仅发生在中国：中国只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19年度《特别301报告》中列出的36个违规国之一。 从历史上看，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往往会被上名单。 例如，在几十年前，日本、韩国和台湾（中国）都是常年违反301条例的国家与地区，直到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达到20，000至25，000美元。 许多国家都遵循了这一模式，但由于巨大体量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所以中国引起了特别关注。 支持知识的广泛传播符合社会的利益，但是要创造知识，需要激励创新。在制定合适的知识产权法规时，政府必须牢记，保护措施在激发创造力的同时，也会抑制知识流动。 为了权衡两者，政府必须评估自己国家的创新能力，考虑国际规范和标准，比较广泛的知识获取与创新激励，在企业的短期利益和社会的长期利益之间寻求共同点。 随着一个国家从知识产权的“净获得者”变成“净创新者”，其考量也随之变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会更具吸引力。 美国自21世纪成为技术先驱者，从它的角度似乎自然应该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遵守更高的标准。但是，有一些教训可以从美国自己简单——且并非完全无辜——的经历中汲取。 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始于1790年《版权法》，其中明确不授予外国创作任何保护，并指出：“本法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禁止非美国公民著作、印刷或出版的任何地图、图表、书籍在美国的进口或出售、重印或出版”。 在工业化初期，美国是侵犯知识产权的世界领先者，通常这些事实在当前的话语中被忽略了。 最著名的是，商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通过仿制和改造英国动力织布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发明之一），发动了美国的工业革命。 直到1891年，那时美国进入独立发明家的黄金时代已经三十年，而美国知识产权法的历史已经整整一个世纪，《蔡斯案》的通过才最终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外国人。 是什么促使了这一变化？ 在整个19世纪中，模仿在美国提升价值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有赖于相对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 但是，随着美国自身创新能力的增强，国内利益相关者开始呼吁加强美国法律。在此阶段，美国从知识产权的净购买者过渡到了净创新者，为产权保护的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美国的经验表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创新能力具有共同发展的趋势。但是进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在美国成为净创新者之后，美国仍继续在窃取他人想法。 例如，20世纪初，美国在关键化学工业上远远落后于德国。决心“将敌对的德国佬驱逐出我们的大门”，1917年《与敌人交易法》授予了《蔡斯法》（Chace Act）在战时的例外规定，以允许将所有敌人拥有的专利都没收并出售给美国公司。 相比美国的发展历史，今天的中国似乎走上了正轨。 在1984年之前，中国没有专利法。20世纪90年代，知识产权盗窃猖獗，但彼时中国得益于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专攻低端制造业，而西方政策决策者们基本忽略了这一点。 作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先决条件，中国修改了专利法，这是朝着遵守国际标准迈出的重要一步。 最近，极富争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概述了中国为促进本土创新和支持战略部门而采取的行动，这增加了国内企业从国外获取技术和发展国内创新能力的压力。 总体而言，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例如，中国在专利数量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表明中国致力于在国内建立强健的创新生态系统。 侵权行为的最低损害赔偿不断增加，专利保护期限也在增加。 就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数量而言，中国甚至早在2005年就成为诉讼最多的国家，在过去两年中案件数量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长。 2014年，中国开设了3个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还有多达19个正在筹备中。 与普遍的预期相反，外国原告在这些法院的专利诉讼中实际上比中国同行表现更好。即使是较具挑衅性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在2016年《301特别报告》中指出这是“可喜的发展”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有效进展”。 中国目前在全球（不包括避税天堂国家）购买外国知识产权的年度支出以及净研发支出总额中排名第二。 简而言之，变化是中国主动寻求的，美国公司已经注意到：在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中，2018年96%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有所改善或保持不变，而2014年为86%。 尽管中国取得了切实的进步，但美国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其进一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美国还想对北京进行单方面的惩罚性关税政策。 然而历史的教训表明这种惩罚性方法是错误的——一个双管齐下的战略将更具建设性。 该战略首先应建立可持续地改善立法和实施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机构，同时承认这一过程的长期性。美国还可以通过呼吁盟友要求互惠，推动加强国际仲裁法院的作用，通过多边渠道发挥有意义的影响。 外部压力应起重要作用，但最终中国的内部激励将具有更大的分量。 该战略的第二项内容，将解决美国安全机构的担忧，即试图压制中国不断提高的创新能力，甚至使两个经济体脱钩。 试图减慢中国的创新速度只会削弱其加强知识产权的动力。与其背道而驰，美国更应该致力于与中国合作，促进开放创新，设计双方都认为公平互利的知识传播体系。 华盛顿的许多人会反驳说，创新的中国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尤其是在采用5G和人工智能等双重用途技术的关键行业中。 这些风险应该得到承认，但可以减轻。但是，不能期望华为和其他私营企业自己克服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美国应通过建立协作性的监管框架来划分问题，而不是全面加强限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西方希望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更好，则需要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成为更具创新性的国家。 本文作者： 黄育川（Yukon Hu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破解中国难题：为什么传统的经济智慧是错误的》作者 杰里米·史密斯（Jeremy Smith）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初级研究员[详情]

　　观点 | 高乐：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消费市场 原创： CDR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在9月6-7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Jochen Goller）出席会议并发言。 高乐分享了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看法，以及宝马在中国的实践经验。 他建议相关政策和决策机构继续推进和加快开放步伐，促进创新和前瞻思考，保障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积极促进跨行业合作。 以下为发言全文：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 中国的对外开放令中国和世界实现了双赢。许多像宝马一样的全球性公司都从这一伟大发展中获益。 中国对于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的承诺让我们深受鼓舞，特别是在如今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全球贸易体系背景下。 4月份，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上宣布将扩大更多行业的外国投资市场准入，对此我们也深表赞赏。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最近宣布将扩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将在全国设立六个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宝马在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了开放经济如何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 宝马在中国的业务正在积极推动“东北振兴”战略和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能够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我们倍感自豪。我们的合资公司华晨宝马已连续13年成为沈阳最大的纳税机构；仅2018年，华晨宝马就向当地政府纳税超过310亿元人民币。 华晨宝马还创造了19000个优质工作岗位。而且，我们还始终与当地供应商密切协作，帮助他们提高技术和管理技能。 我们很荣幸能够助力沈阳和辽宁的经济发展。我们对于当地继续投资的一系列决定，表明我们有信心进一步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 宝马也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益匪浅。自2013年以来，中国超越美国和德国一直位居宝马集团最大的单一市场。 尽管今年以来整体汽车市场面临下行压力，但在2019年的前七个月，我们向中国客户交付了超过40.4万辆BMW和MINI汽车，同比增长16.6%。 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与中国一起进一步发展的信心。我们将继续增加投资，扩大我们在中国的业务。 我们对中国的前景保持总体乐观态度，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全球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性日趋增加。 习主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他认为，“开放带来进步”，而“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 看看汽车行业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进一步开放如此重要。与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汽车行业正处于重大转型的边缘。 我们已经确定了将影响行业未来发展的四个主要趋势——自动化、互联化、电气化和共享化，即ACES。为了使汽车行业适应这些变化，就需要进行创新，这就是宝马在中国推动“开放式创新”以推动行业转型的原因所在。 作为我们推动“开放式创新”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与各行各业的公司合作。为此，我们已就ACES的不同方面与几家中国公司展开合作： · 我们正在与百度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技术。 · 我们已经把与中国联通的合作从3G网络服务扩展到5G时代。 · 我们已经开始与四维图新在高清地图领域进行合作，而这一点是发展自动驾驶的关键技术。 · 最近，我们还宣布与腾讯合作建立一个名为宝马集团中国高性能数据驱动开发平台的先进数据中心。 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中国这个发展最快的市场，合作可以帮助所有参与各方。 例如，中国积极推广的5G技术就是一个我们期待能够分享知识、并向其他合作伙伴学习的领域之一。 我们的合资企业华晨宝马已经在汽车行业中率先将5G技术应用于生产运营。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家在汽车研发和制造过程中采用5G技术的汽车制造商。 这些应用案例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发挥“智能制造”的潜力，还将有助于中国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的研发推进。 宝马集团致力于为中国提供长期、全面的中国发展战略。我们对中国的承诺不断加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中国的快速创新能力意味着必须在这里进行研发工作。目前，宝马在北京、上海和沈阳的研发中心都已经全面升级，成为宝马集团在德国以外最大的研发网络，涵盖所有研发职能。 · 北京研发中心作为市场研究、测试和认证中心 · 上海研发中心专注于有关汽车行业“新四化”方面的研发，比如设计、自动驾驶和其他关键技术创新 · 沈阳研发中心则主要专注于电动车和工业4.0技术的应用 我们深知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这就是我们继续致力于改善中国人力资源的原因。自2006年以来，我们在德国双轨制系统职业教育模式的启发下，与中国的学校合作开展了职业教育课程。 2019年6月，我们决定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我们的合资企业与9所大学和职业学校签订了10项职业教育协议。这些新举措将有助于培养高水平的中国技术工人。 对我们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消费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源泉，以及产业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我们将于明年在沈阳生产的全新纯电动iX3车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款BMWiX3车型是我们全球推广电动汽车的关键产品，这款车将在中国生产，并出口全球市场。 宝马有幸见证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为了延续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们建议相关政策和决策机构继续推进和加快开放步伐，促进创新和前瞻思考，保障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并积极促进跨行业合作。 我们期待在未来做出更多贡献，实现“在中国，与中国共同发展，立足中国，辐射世界”的愿景。[详情]

　　观点 | 宁高宁：贸易争端不能通过双输来解决 来源：中化集团 在9月6-7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中化集团董事长、中国化工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出席会议，并在“加速开放的中国”环节发言。 宁高宁列举了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八个困惑，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认为，全球企业都从一体化中受益，人民币调整是一个均衡的过程，当下全球贸易源自于对WTO规则的遵守，而贸易战并不能增加一国的财富——供应链是切不断的，贸易争端是不可能仅通过把产业搬回去解决。 以下为宁高宁发言全文： 自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企业有了很多观念上的困惑。我今天想从企业的角度说一说中国企业的困惑和希望得到的解释。 第一，过去我们推崇全球经济一体化，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好的吗？我们还要不要？ 从企业角度来看，不管是从过去贸易比较成本角度所说的贸易投资交换，还是人员自由流动，历史都证明过去30年，一体化给全球带来了繁荣。 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例，加入该组织的成员经济体过去30年的GDP增长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近两个百分点，同时企业的成长性与回报率都高过非经济一体化区域企业。 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谁受益了？ 发展中国家确实融入了市场，得到了发展。但是发达国家更为受益，发达国家产业升级高端、附加值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单位GDP能耗减小、环境变好、低端产业迁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得到了发展，这也是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应该说获益是共同的。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发达国家某些人绝对贫困了吗？ 实际上，绝对贫困是不存在的。因为发达国家目前人均所占用的资源，不管是食品、能源、住房空间等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加大不仅是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而是因为产业自动化、人工智能、教育，包括种族歧视和政策。 第四，贸易顺差是占别人便宜了吗？ 大家一说顺差就不好意思了，觉得是占便宜，其实，顺差或逆差并不一定是哪个好哪个不好。 顺差一方面给他国供应了更多商品，但同时消耗了自身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给他国提供了消费的条件，但也打击了他国通胀。 所以，贸易顺差不是占了便宜，更不是意味着多少贸易顺差就是拿了别人多少钱。 我们要看到，有贸易顺差后积累的外汇又去买美国的国债，降低了美国的利息，从这点来说实际上我们可能是亏的。因此，我倒希望中国贸易逆差，中国人借了很多钱，全球都是拿中国的货币来平衡贸易。 现在来看，贸易顺差不过是找了一个劳动干活的权利，我不认为是占了便宜，而且不会持久。 第五，人民币减少干预就会升值吗？ 大家都知道肯定不会。前段时间，人民币因为贸易争端在贬值，实际上通过货币自身的调整，调整了自身的贸易平衡，这是一个均衡的过程。 第六，WTO规则还要不要遵守？ 目前贸易规则，特别是企业遵守的规则是WTO所带来的，WTO的规则、多边贸易的规则、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贸易之间的规则还要不要？各国协调发展的概念还要不要？这对企业来讲也非常重要。 第七，GDP、GNP和人均的概念到底哪个更重要？ 目前大家一说就是GDP的增长有多快，从GDP来看，中国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一算GNP就很小了，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外资和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产生的GDP，特别是算人均就更小了。 统计学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改过来，中国应该多说GNP、多说人均，多说中国在世界上所占用的资源（包括食物、房屋、教育、医疗）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差得很远的，这一点必须不断地被大家认识到。 第八，贸易战能增加一国的财富吗？ 答案是：不能。我昨天在上海听说有美国的企业因为中美经贸摩擦搬来中国，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企业一定要来占领中国市场，它不会待在美国，会搬到中国，想想经贸摩擦贸易的关税是谁来支付了？谁承担了？谁创造价值了？是不是因为经贸摩擦使得企业把生产基地搬走了？这样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大量发生，过去有发生，因为以前随着成本的增加，中国成本也在增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目前企业里面，比方说中化集团所有的出口到今天为止并没有付多少关税，为什么？因为这个供应链是切不断的，没办法替代的。 相反，你也可以把产品出口到欧洲，把欧洲产品出口到美国，但并不能解决贸易争端，特别是不可能仅通过把产业搬回去来解决问题。 总之，贸易争端不能通过双输来解决，或看谁伤得更重来解决。[详情]

　　CDF Insight |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若全球化消失，你一定会想念它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Insight（论坛洞察）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深度原创访谈栏目。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午餐演讲中，弗里德曼用好莱坞电影《火星救援》里中美航空局通力合作的故事，说明中美两国合作能够带来的巨大能量——“我们甚至能够从火星救回来一个人”。 但在会后接受CDF Insight采访时，弗里德曼却表示自己“很担心”。 弗里德曼接受CDF Insight专访 他坦言，上述故事的“黑暗一面”，是中美两国都将像是航行在黑夜大海中船只，错过彼此。 “我坚信，如果美国和中国分开，他们可以做的重要事情并不多。如果联合在一起，美国和中国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 中美正在进行一场“信任战” CDF：因为《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您被许多中国读者认识。但最近发生的事件让我们感受到世界正往另一个方向越走越远。您依旧相信世界是平的吗？ 弗里德曼：从我写《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以来，就一直在追踪全球化进程。技术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获得一系列技术后，就会形成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有一系列的功能，并能够产出下一项技术变革。 2000年左右，一系列技术进步的方向是连接性。这是因为互联网泡沫繁荣，滋长，然后破灭，导致光缆的价格崩塌。然后突然间，整个世界被我们“连网”了；突然间，连接变得快速、几乎免费、易于使用，且无处不在。 我可以突然接触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人，并且我可能会被那些以前从未接触过我的人所接触。我赋予那个时刻一个名字，我说我感觉——世界是平的。来自很多地方的很多人现在可以通过比以往更多的方式用更少的钱竞争，联系和协作。 这就是我所说的“世界是平的”。 弗里德曼接受CDF Insight专访 在2019-2020年的今天，世界变得平坦，快速和智能，并且开始变得更加深刻。我们现在可以深入的涉入那么多事物。 现在，人工智能合成技术，深度监视，深入医学，深入研究，深刻的思想，深刻的知识，各种各样的事物被描述为深刻的，因为现在我们正在深入到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思维方式的演变。  世界很深，我们从平，到快，到智能，到深入。 使用“深”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感觉某些东西正在发生，感觉到程度和类型上的差异。  我可以做人工合成图像。我可以在五六年前难以想象的准确度下伪装你的脸或你的声音。我可以在数据的大海中找到针，这是以前从未想象过的。我可以用你的基因做深入的医学。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都很深入。 我认为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学会深入治理，因为根据摩尔定律，技术变革正变得越来越深入。 不幸的是，人类的规范，标准，法律和法规是更像是模拟信号，他们更新更加缓慢。我们正深陷于技术进步但人类治理能力间所处的鸿沟中。 CDF：这种技术进步和治理能力提升之间的差距，也是导致当下中美贸易整顿的原因之一。 弗里德曼：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我称之为浅的贸易、表面的贸易。  我们进口中国的玩具，T恤，球鞋，太阳能电池板，一些制造业的产物，穿在我们的脚上，穿在我们的身上，装在我们的房顶上。你们则从美国这里进口了大豆和波音飞机。 如果我们购买大量玩具，T恤和球鞋，你们需要更多的波音飞机和大豆，这一切会正常运转。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进行贸易战呢？ 原因之一是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了一个技术强国。  现在中国不仅仅想卖玩具，T恤和球鞋，它想卖手机，想卖华为5G它想卖超级电脑，智能电池。中国正在向我们出口类似于我们正在制造的高科技产品。这实际上是件好事。这意味着创新将更快发生，价格会下降得更快。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言 问题在于，当你想把高新技术卖给我时，当华为想在我的房子里架设网络时，当把华为的手机和聊天机器人放在我的卧室里时，当它想要更深入（介入我的生活），就需要更多的信任。 我们必须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相互信任。我一直说，我们没有进行贸易战，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信任战。我们正在深入彼此。我们不只是卖给对方表面可见的产品，我们正在买卖深入的技术。 这就是为什么信任很重要。如果你有关注奥斯卡颁奖典礼，今年奥斯卡的年度歌曲是由Lady Gaga演唱的Shallow。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在浅海了，我们已经进入未知的深海了。因此，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纵向发展，达到了我们以前从有过的深度。如果他们想继续贸易，美国和中国需要建立更多的信任。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平” CDF：您提到了信任。从1979年到今天，中美正式建交已四十年，你如何看待四十年来两国间的互信、互通和两国对彼此认识的变迁？ 弗里德曼：坦白说，我们之前并不需要相互信任。当中国向我们出售玩具，T恤和球鞋时，说实话，美国人并不关心中国是否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或素食主义。它不重要，是因为我们只是从你那里购买表面的东西。 但现在信任变得更加重要。我们都在深入彼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都必须学习互相信任。 有时人们对我说——特别是当全球化出现问题时——他们说，嘿，弗里德曼，我想世界已经不再平坦了。我说不，对不起，它比以往更加平坦。  我们遇到这些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世界变得平坦，我们正在彼此深入。这就导致了现在的紧张局势，因为技术进步比人类建立信任的速度要快得多。 CDF：但这也使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了。 弗里德曼：的确如此。他们会说，嗨，如果全球化意味着华为将要出现在我的卧室里，我不确定是否想要全球化。  但华为就会说，嗨，我的价格是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一半，并且所有爱立信和诺基亚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你看，人们开始看到我们是如何紧密联系的。  美国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高通。高通公司同时是华为的供应商，华为的客户以及华为的竞争对手——我们正在彼此深入。  问题在于，当世界变得更深时，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治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你可能不喜欢现在的全球化。但我会向你保证一件事，当它消失时，你会想念它。 两国最需要的是“停火” CDF：您在发言中谈到现在的世界从更平变得更快、更智能、更深入。面对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你依旧相信自己所提出的“世界是平的”这套理论会继续走下去吗？ 弗里德曼：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过去四十年的世界繁荣——中国和印度的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极度贫困——我们经历的繁荣与和平是许多因素的产物，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贸易和全球化。  如果你破坏它，你用数字柏林墙取代它，创造两个技术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将无法与我的手机通话——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你可能不喜欢现在的全球化。但我会向你保证一件事，当它消失时，你会想念它。 我坚信，如果美国和中国分开，美国和中国可以做的重要事情并不多。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美国和中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办不到。 弗里德曼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 我一直坚信美国和中国是真正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美国和中国是真正的一个国家，两个系统，一个经济体，两个制度。我们不希望他们是两个经济体，两个制度。那样不太好。 另外，在气候和治理网络规则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因为网络空间是一个没有法律制约的地方。除非政府找到在这个深层领域进行合作的方法。因为在网络空间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红绿灯。它需要美国和中国等大国的合作。 CDF： 贸易战已经持续近两年时间，期间中美两国都在不断调整贸易布局和谈判策略，在此过程中你的观察是什么？ 弗里德曼：我认为双方都犯了很多错误。 美国的错误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谈一个打包的贸易政策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特朗普总统的突出问题在于他总是希望赢得胜利并被视为赢得胜利。 问题是当你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自豪的大国进行谈判时，你不能只说我赢习主席输，快看我。他有自己的尊严，他的国家有自己的尊严，成功的谈判必须是双赢的。不是我们赢了，你输了。我认为这是特朗普一直在犯的错误。 CDF：你认为中美两国目前需要做的是什么？ 弗里德曼：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停火。  我认为双方应该解除大部分关税，不是所有关税。然后我会说，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在这里停火。  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有所改善就是好的。有时候仅仅有所改善就已经是好的。我不认为现在有可能达成完美，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让我们瞄准改善。当我们有所改善了。也许我们建立更多信心，我们会越来越好。 全球化没有好与坏 CDF： 你认为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的本质是什么，是仅仅关于贸易，抑或是中美两国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结果？ 弗里德曼：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正在思考，这真的仅是关于贸易吗？还是其实是关于中国的崛起？ 我们有鹰派，中国也有鹰派。中国鹰派说：“美国想打压我们”。我不想打压中国。但美国也有鹰派人士称中国想统治世界。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把两方的鹰派放在一边，让主流人士主导讨论。一个国家，两种体制会让我们收获更多。 CDF：两国长期结构性失衡是引发贸易战的原因之一吗？ 弗里德曼：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部分。 国家间总会有竞争，但中国不是苏联，我们从冷战期间俄罗斯得到的唯一东西是鱼子酱，伏特加和俄罗斯套娃。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 中国是经济合作伙伴和经济竞争对手，我们是地缘政治伙伴和竞争对手，我们是技术合作伙伴和技术竞争者，我们是相互依存的。 现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已经设法保持一种基本上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我们正倾向于不健康的相互依赖，而这正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全球化没有好与坏。在于你如何掌控它。这就像电力。电可以电击你，它还可以为你的房子供电，灯可以帮助你度过漫漫长夜，帮助阅读。这都是关于你如何掌控这些事情的。这是关于你作为一个社会做出的选择。 弗里德曼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 CDF： 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您认为中美两国做出了对的选择吗？ 弗里德曼：美国有很多的选项，因为这是一个由国家，州，地方多层治理的国家，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一些州表现良好， 一些地方做得很好，国家政府有时做的好有时做的不好。  对我这样一个三十年间多次访华的人来说，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为很多人提供了更广泛和高水平的教育，你不能不对它的基础建设刮目相看。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通过动员大量资源和人才，引导正确的方向使得贫困人群转为中等收入人群，这要比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容易很多。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快，社会越开放拥有的优势就越大。为什么？其一，开放社会首先获得所有信号，他们会听到一切。其二，他们吸引了最高智商的风险承担者。 因此，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控制与创新间保持平衡。所以个人而言，我会将赌注押在创新和所有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中国人上。 我想要高智商的风险承担者，我希望与全球趋势保持联系，那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 CDF： 对美国来说，美国社会出现的失衡、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多大程度上归结于中美贸易，抑或由于本土政策出现了问题？ 弗里德曼：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技术，而不是其他东西。美中贸易的确影响了某些州的人群，比如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那里的制造业集中度很高。  在华盛顿的纽约时报分社我们曾聘用了一位前台，如今我们不再有前台了，但并不是因为她被墨西哥人取代了，她是被微芯片取代了。 因此，技术负更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有一个语音邮件，所以我们不需要前台了。 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谈判建立信任 CDF：在论坛午餐演讲中，你以电影《火星救援》为引子，谈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合作带来的无限可能。这是故事光明的一面，但黑暗的一面是什么？ 弗里德曼：黑暗的一面是，我们会像是航行在黑夜大海中船只，错过彼此。 电影火星救援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贸易战）这个问题将可能导致两国的脱钩。最让我担心的是，事情从贸易开始却以人终结，比如，突然之间中国学生不再受到欢迎或在美国感到不舒服。 这对我们来说会是多大的损失！  有3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对中国来说也是件好事。因为他们或留在美国滋养着我们的经济，或回到中国，用美国的教育来滋养中国的经济。  这就是我担心的，我们可能会失去对此的控制。 请记住，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充分就业的时候，经济几乎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处于大规模的失业状态下发生这场贸易战，它可能会进展的更难看更快速。 CDF：该怎么办？ 弗里德曼：我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建立信任，面对面，而不再是发推文，不再是通过新浪微博。  我们需要悄悄地，私下地，一步一步地做到建立信任，并且永远记住，改善就是好的。 采访手记： 相信每个曾和托马斯·弗里德曼会面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他身上那种记者特有的敏锐。 弗里德曼的语速很快。坐在摄像机前，他的姿态舒展开放，适时出现的皱眉、摊手与层层深入的语态完美配合。 技术，是弗里德曼价值体系中绕不开的一环。他的核心观点是，技术进步打破了中美间的传统交往模式，新技术使两国关系向纵深发展，这对中美互信的深度与广度提出新要求，但两国却并未准备好——或者说人类治理体系并未准备好——将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提升到新技术所要求的程度。 弗里德曼认为，这就是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中美之间打的不是“贸易战”，而是“信任战”。 于我而言，与弗里德曼的交谈是愉快的。在一些问题上弗里德曼坚持着美方的一贯立场，但他是全球化与中美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并始终相信上述二者终将引领中美两国继续走向繁荣。 这是一场精彩的访谈，但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贸易谈判前景未明的情况下，我始终能够看到弗里德曼眼里的担忧。 我想这也是每个读到这篇文章人心中的担忧。[详情]

　　观点 | IMF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经济或将在2019-2020年逐步复苏 原创： CD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吉塔·戈皮纳特在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后，首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会议上发表演讲。 吉塔·戈皮纳特在全体会上发言 在2019年9月6日全体会“全球经济增长展望”环节中，戈皮纳特表示，综合看来全球经济增长会达到3.5%，其中发达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增速会下降到1.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20年会提高到4.7%。 而考量全球经济风险最重要的指标，是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与投资的疲软。 “如果中美之间宣布的关税全部加征的话，全球GDP到2020年会有累积0.8%的下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以下为演讲全文） 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如何？这是我们大家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在7月份推出《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时候，IMF认为世界经济依然是疲软的，而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要差于预期。 而全球经济的疲软部分来自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看到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经济疲软，无论对投资、国际贸易都是如此。 谈到未来全球经济走向，我们认为首要的风险就是贸易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目前看来，贸易冲突是全球最大的经济风险，而且会对全球增长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风险是，金融市场情绪的变化。低利率的环境意味着全球经济有大量的杠杆和借贷，未来金融市场情绪会不会变呢？改变应该不会来自于升息。 但如果出现低于预期的增长数字，或者欧元区增长减弱，这将会改变人们的风险判断。英国脱欧仍然是一个风险点，IMF正在不断地监控和关注。 我认为，考虑到经济风险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么几条： 第一，制造业、工业和服务业所发生的变化是有很大不同的。而且不光是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差异，全球都是这样。 制造业非常疲软，但服务业比较坚挺。与之类似的是，企业的信心也疲弱，但是消费者的信心比较强劲。不同板块走势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仅仅是贸易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实际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这种不同。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政策是不确定的。 但为什么不确定性更多地影响到工业、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呢？ 大家想象一下长期投资，比如采购耐用物。在这种情况下，相比日常服务消费，不确定性会更多的影响到长期投资。政策不确定性在影响全球投资和制造业。 当然，它也会影响到全球贸易。因为投资、制造、贸易是手拉手并行的。 我也想指出，全球贸易走势有的时候不光跟贸易冲突有关。大家看一下汽车行业，有可能是跟汽车尾气排放的政策变化有关，与汽车的税收激励有关，等等。而因为汽车行业是全球供应链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大家觉得全球的衰退可能已经近在眼前时，大家需要考虑到制造业传来坏消息的同时，服务业有好消息。所以我们的基准预测中并没有预测经济衰退。 另外，在很多发达经济体，比如欧洲、美国，我们看到高就业率，低GDP增长，同时我们也看到工资水平的上升，但CPI并不高，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全球的央行都比较轻松，通胀是在合理区间内，通胀预期也可控，货币政策整体是宽松的，利率是很低的。 另外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当然，两国都在对方国家失去市场份额。 中美两国在对方国家中失去的市场份额 在一些先进的经济体当中，现在的货币政策是比较宽松的。这导致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不只是FDI（国际直接投资），我们也看到了很不稳定的投资资金。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 当然，低利率会促进这个趋势，但另一方面政策不确定性在阻挡这个趋势。目前这两方面力量基本平衡，但是我们要担心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IMF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判断 我们看一下这些预测，之后再跟大家说新兴经济体。 我们预测经济在2019-2020逐步复苏。但我们也预测，2019年的时候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是1.9%，2020年会下降到1.7%。 那么复苏来自于哪里呢？发展中国家。 IMF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的判断 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是4.1%，但是到2020年会达到4.7%。 我们预测的经济复苏，70%都会来自于目前承压的新兴市场，比如委内瑞拉、伊朗、阿根廷。这也意味着肯定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大家也会看到，我们已经下调了一些大的新兴经济体的预测，为什么？除了贸易冲突，同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印度的内需疲软、巴西的政策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等。 逐渐增加的贸易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我们要考量的最重要的全球经济的风险是什么？ 全球贸易不确定性肯定是一个原因，贸易不确定性和投资疲软、工业机械生产的降低并生。 英国脱欧也是风险，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脱欧对预测的影响可能很大，特别是对英国、爱尔兰的长期预测，欧盟的影响相对小。平滑的过度或者有协议的脱欧是最好的。 英国无协议脱欧带来的影响 最后我要说，如果美国、中国之间宣布的关税全部加征的话，全球的GDP到2020年会有累积0.8%的下调。 如果上述情况发生的话，我们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在2019和2020年是3.2%和3.5%，这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谢谢。 [详情]

　　原标题：观点 | 宁吉喆：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在9月6-7日举行的“200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宁吉喆在讲话中表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经得起惊涛骇浪、狂风骤雨，不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经济始终展示出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以下为宁吉喆发言全文：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扎实办好自己的事，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出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一揽子举措，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总体平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其中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 二是就业和收入总体稳定。前7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6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9%，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94元，同比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高于GDP实际增长率0.2个百分点。 三是物价涨势温和。前7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扣除能源、食品价格因素后的核心CPI为1.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 四是国际收支好于预期。前7个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增长6.7%，进口增长1.3%；实际使用外资5331亿元，同比增长7.3%。8月末外汇储备保持在3.1万亿美元以上。 稳中有进也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去产能继续见效，二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比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去杠杆持续发力，7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二是需求拉动协调性明显增强。投资补短板取得成效，前7个月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教育领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1%和18.5%。升级类商品消费较快增长，教育、健康、养老、体育、旅游等领域服务消费增势喜人。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前7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0.9%，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6个百分点。 三是产业升级步伐稳步加快。中高端制造业快速增长，前7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13.8%，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较好，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23.2%和8.1%，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营业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高效优质农产品种植面积增加，大豆意向种植面积增长16.4%。 四是创新驱动力不断增强。创新创业政策环境不断完善，我国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居世界第14位。创新投资快速增加，前7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4%和11.9%，比全部投资分别快5.7和4.9个百分点。前7个月，全国新登记企业日均1.96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0.15万户。 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较为突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重点推进以下四方面任务： 一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继续落实落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今年限额内地方政府债券要确保9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并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 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加快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创业就业，抓紧推进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和运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增加猪肉、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生产供应，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二是扩大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继续加大农村脱贫攻坚、城镇老旧小区等投资力度。新增专项债券，重点支持铁路、轨道交通、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等能源项目，农林水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以有效投资补短板、扩内需、惠民生。 持续拓展城镇居民消费，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巩固调结构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经济循环。 加快出清“僵尸企业”，有序释放优质先进产能，不断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创新体制改革，全力打造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创新平台。大力推进5G网络部署，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加快改革步伐，优化营商环境。 以更大决心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更加精准举措打通政策传导梗阻。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产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领域体制机制，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为防范和化解风险提供体制保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 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取得明显成效。 前7个月，在全球贸易投资低迷情况下，我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实际利用外资均实现了正增长。下一步，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方面，我们将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务实合作。 今年4月份，在北京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283项务实成果。到今年7月底，中国累计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运行质量大幅提升，上半年回程率、重箱率均达90%。 下半年，我们将以落实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各项成果为牵引，以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为依托，以推进重大项目合作为突破，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积极推进高效畅通的国际大通道建设，合作打造“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促进中国与发达国家双向贸易、投资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持续提升国际经贸合作水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外资进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6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了2019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清单限制措施由48条缩减至40条，自贸区负面清单限制措施还要短几条，在金融业、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农业推出新的开放措施，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在自贸试验区继续进行扩大开放先行先试。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发布2019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保持鼓励外商投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全国鼓励类措施增加67条，中西部鼓励类措施增加54条，支持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等领域，更多投入中西部地区。 还新设了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和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个自贸试验区。今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了《外商投资法》，建立了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管理等基本制度。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为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提供便利。抓紧制定配套法规，确保外商投资法于明年1月1日有效施行，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提供有力法律保障。继续全面清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对外资单独设置的准入限制，实现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一致。 持续推进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资质许可等方面一视同仁，落实外资企业同等待遇。切实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鼓励外资企业在华深耕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将秉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坚决反对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积极参与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坚决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坚定不移支持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经贸组织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更加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创造正面外溢效应，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品质，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70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明显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对外开放深入拓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居世界第一位。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经得起惊涛骇浪、狂风骤雨，不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经济始终展示出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没有也不会停顿，中国市场空间广阔，我们欢迎各国企业界和经济界人士更多到中国投资创业。 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在遵守和维护全球经贸规则公平合理和权威性的前提下，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谢谢大家。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论坛立场。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转载规则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于9月6-7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每年3月举办的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届。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自2018年9月起增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秋季专题研讨会，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进行开放、务实对话提供更高频次的平台。 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宗旨为“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自1997年成立以来，基金会已成为集交流、培训、研究和社会试验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型基金会。基金会承办年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培训班，撰写“中国发展报告”，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社会试验，都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连接民间与政府、国内与国外的一个重要桥梁。[详情]

　　独家 | 林郑月娥：大湾区能丰富“一国两制”实施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年9月8-1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粤港澳湾区行”考察团，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带队，赴广州、深圳、香港三地考察交流。 来自普华永道、英特尔、高通、康宁、三井住友銀行、彭博、美国再保险、英国保柏保险、加拿大泰克资源、瑞士嘉能可、法国威立雅、科恩集团、资生堂、汇丰銀行等公司以及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高管代表参加了此次考察交流。 在香港，考察团与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举行了座谈会。会上卢迈表示，香港是投资与商业发展的绝佳目的地，也是能够汇聚各地人才在此学习、生活和发展的好地方。我们支持政府为稳定局势所做的努力，相信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领导下，香港的情况会越来越好。 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将继续参加2020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可能在北京为跨国企业集团成员举办一次特别会议。 以下为林郑月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林郑月娥在座谈会上 卢副理事长，各位代表团成员，我谨在此对大家来到香港和香港政府总部表示热烈的欢迎。 首先我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今年3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使我们得以与非常重要的跨国公司领导人会面以及谈论香港的有关事宜。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我明年会继续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可能会在北京为跨国企业集团成员举办一次类似今天下午这样的特别会议。 林郑月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上发言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讨论大湾区，希望各位能够直接了解到香港参与两项重大国家倡议“一带一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情况。 我们非常重视上述工作，有两个政策局负责香港参与这两大倡议的事宜。大湾区事宜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负责，“一带一路”事宜则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负责。两个局都设立了专职人员来处理香港政府的参与事项。 这样安排的原因在于香港参与这两项举措涉及面很广，将涉及各个政策领域。 香港的参与需要非常有力的协调。我个人主持一个特区政府内部高级别的协调委员会，成员包括所有司局长。 这足以表明我们对大湾区的重视。这种重视是基于大湾区在地理位置上紧邻香港，基于我们与珠三角确立已久的友好关系，基于香港与广东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是邻居，特别是香港和深圳这两个城市，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直携手并进。 参与座谈会的部分企业代表 本届政府于2017年7月1日上任。从那天开始，大湾区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中都占重要的部分。 我们需要加深香港市民对大湾区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专门网站，其中有视频介绍在大湾区创业香港年轻人的成功例子。 自香港、广东、澳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7年7月1日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后，我们便开始积极推展大湾区建设的计划。中央政府亦于今年2月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随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其成员包括20多个中央政府部门及委员会，香港和澳门的行政长官也是第一次以成员身份参与中央决策的领导小组。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透过领导小组直接与中央部委并机关来商讨筹划大湾区发展的事宜。我们会充分利用香港行政长官作为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来推进对香港发展有利的政策，积极参与大湾区发展。 所以我想谈的两个问题，也是我很希望稍后听到你们的意见： 一是香港可以为大湾区带来什么？二是大湾区如何令香港受惠？ 我们当然会以香港的发展为先。不过，我相信深圳、佛山、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也能会以他们自身的发展为首要考虑。 我认为香港可以给大湾区带来的贡献，正是那些香港多年来所擅长的领域。 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和充满活力的国际商业中心。我们是一个国际运输、航空、航运中心。我们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贡献大湾区，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如果大家看一下整个内地——当然，上海在金融方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但也许在南部地区，在大湾区，香港在金融服务方面就脱颖而出了。 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强化香港大湾区金融中心的角色，无论是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筹集资金，还是发行债券，特别是绿色债券，或是提供保险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 第二个领域是研发，促进创新和科技发展。 因为香港有很好的大学，特别是一些擅长基础研究的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均跻身世界前100名，并在研发方面实力非常雄厚。 大湾区有很多科技公司，特别是在深圳。他们现在开始往东莞和佛山发展。所以我们提出香港在大湾区内的定位，有点像硅谷和华尔街的结合。 基础研究可以在香港的大学进行，当然也要与海外和内地的大学合作，并且可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原型和先进的制造设备。相信你们已经去过大疆：大疆由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于香港开发，然后他们转移到深圳及其他地方进行制造。 考察团在深圳大疆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参观 当这些科技初创企业变得足够强大时，他们需要资金来支持他们扩大规模，于是他们会回到香港。 正因如此，我们去年四月在香港股票市场推出了一个新的上市板块，主要是针对科技公司所谓“同股不同权”。 小米是第一个以这种方案上市的公司。我们还为那些尚未有盈利的生物技术公司制定了上市制度，因此他们无需证明收入记录。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生物技术投资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收益。所以我们特别为它们制定了上市安排。 第三种上市安排适用于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如阿里巴巴及其他公司，它们寻求在香港再次上市。如大家已看有关报道的话，应已知道马云实际上正在考虑这样做，当然，由于近期的形势，这必须要重新评估，但他们是有意利用这个上市制度，所以才回到香港的。 林郑月娥在座谈会上 除研发和金融外，第三个领域便是专业服务。 香港的专业服务经历了几十年发展，无论是在会计、法律、仲裁、教育，甚至在养老和医疗等民生服务方面都有口皆碑。随着拥有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正变得更加富裕，对这种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将会很大。  我们已派出一个私营医院营办商代表团到访大湾区内地城市，寻找发展优质私立医院的机会。在大湾区的市场基础上，我们将满足大湾区在这一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 第四个领域是航空。当然，大湾区内有几个机场，并且其中一些正在扩大，包括我们的机场正在扩展，推进三跑道系统。 我们是国际航空枢纽。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大湾区利用我们的机场来创造更大的协同效应呢？我们希望吸纳更多业务，参与海外市场以及不断增长的内地市场，这将作为优先事项之一。 目前，香港国际机场正管理珠海机场。香港国际机场正与内地的一些新机场建立关系或发展合作，例如成都新机场。所以这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建树的一个领域。 图片来自网络 香港可以带给大湾区的所有好处，还有另外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的市场化经济，因为大湾区的使命是采用更多的市场化方法，而不是更多的计划经济的方法。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在市场运作机制方面有很多经验。 另一个是香港的国际联系。因为在“一国两制” 和《基本法》下，我们可自行处理一些对外事务。因此，香港特区政府有自己的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网络，负责促进经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在泰国曼谷开设了第十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为了进入中东市场，我们将在阿联酋的迪拜设立第十四个办事处。将来我们亦计划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印度的孟买建立办事处。 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想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网络为整个大湾区服务。我们一直致力于海外的联合推广。 我去年与广东省副省长一同前往了法国巴黎，今年初我与广东省省长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务司司长赴日本东京一起推广大湾区。明年我们将计划去澳大利亚。基于我们在一早已与海外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香港愿意带头开拓海外市场。 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关于我想提出且有必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将简要说明一下。大湾区如何使香港受益呢？ 一个是解决香港在土地和劳工两方面的严重短缺问题。我相信你们知道香港在住房方面面临的问题，包括房屋价格、办公室租金高等等。大湾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机会。 现在有了高速列车，香港到福田（深圳）仅14分钟，到广州是43到45分钟。相信大家稍后会使用港珠澳大桥从香港到澳门和珠海。现时由香港-珠海、中山只需约一小时车程。此外深中通道正在建设中，这将成为横跨珠江的另一条重要通道。 随着交通联系不断增强改善，过去看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很有可能了。劳动力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透过大湾区帮助香港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点是提供巨大的市场，因为专业服务需要客户。 香港人口有740万，但包括香港在内的大湾区人口多达7000万，因此我们得到了比香港大10倍的服务市场，无论是医疗、会计、法律还是其他服务。 第三是我们需要先进制造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于土地短缺，香港制造业无法达致足够规模。但大湾区能为先进的制造业提供更广阔的规模。 第四是青年发展。我希望看到香港的年轻人走出去探索世界，实现他们的梦想。年轻人兴趣不一，也渴望着广泛多样的机会。 大湾区确实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比如在青年创业方面，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与广东省一同宣布为香港和大湾区的年轻企业家们设立至少10个创新创业基地。 香港特区政府将透过青年发展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广东省将为年轻企业家在粤工作期间提供适用住房等配套。 最后，大湾区能够丰富“一国两制”的实施，这正是中央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一重要原则，是香港不断成功，繁荣稳定的保证。 22年过去了，新的事物已经出现。“一国两制”的概念必须以一种有机的方式更有活力地发展。面对新的机遇，“一国两制”政策既能为我们如何响应“一国两制”提供新的视角，又能为香港、澳门和我们国家有可能取得的成功展现新的观点。 这就是我作为行政长官想要与你们分享的事情，我再次感谢卢副理事长为我们提供了这次交谈的机会。祝你们在接下来的澳门和珠海旅程中一切顺利。[详情]

　　午餐演讲 | 让．雅克：中美关系将难以很快回归原状 原创： CD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作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深谙中国历史与现实。2019年9月6日，马丁．雅克莅临“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午餐会现场，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 马丁．雅克在午餐演讲上发言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两种权力表现形式——无论在历史上抑或当代——都是经济和文化。而贸易战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会最终使美国经济衰退。 在他看来，中国正冉冉升起，而美国是一个愤怒的、分裂的国家，想要把握住它过去的辉煌并继续控制它曾经创造的世界。 “中国有前瞻的思维，明白现状不会持续到永远，中国在未来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的大国。” （以下为演讲全文） 自从特朗普政府一年多前首次对中国加征关税以来，人们就一直在猜测两国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和解的协议。 我认为，认为两国关系能够很快回归原状的想法，是因为没能深刻理解美国态度转变背后的深层力量——这种转变不是因为特朗普，而是美国国内两党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发生并非偶然，更不是因为某些个人激进的偏好。 1972年到2016年间，中美关系的稳定实际上是基于两个基本的假定： 其一，中美两国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美国能力远远超过中国，并且能继续保持这种优势。第二是假定中国注定能成为一个西方式模式的国家。 这两种假定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和美国经济规模相当，但是其模式依然和美国有很大区别。 事实证明这是惊人的错判，它源于美国的自大，是霸权盛气凌人的象征，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全能且永恒。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观念才开始与现实接轨。 美国新的立场的基础是，中国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威胁。这背后有两个因素： 首先是中国经济引人注目的持续的崛起，其次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前者即使现在没有被普遍承认，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相比之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接受自己的衰落。 事实上特朗普是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美国总统，比方说他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是拒绝1945年后的多边主义，转而拥抱美国的民族主义。 人们常认为这（即美国无法容忍自己的衰落）是一种反常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1945年以前，这一直都是美国的常态。 在历史长河中，美国在1945-2016年间的做法才被认为是一种错位。推动这一转变的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因素。特朗普总统辨别出了那些在1980到2016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甚至下降的美国人，并向他们发声。正是他们的声音和不满破坏了之前的共识。 同样的错位在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都可以发现，它们正瓦解着西方政治。 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看，这种范式的转变很少是短暂的。比方说西方战后的社会民主福利共识从1945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1980年到2016年期间占据主导地位。 很难相信美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只会持续几年，甚至只是两个总统任期。与此同时，美国也很难接受它的相对衰落和世界地位不断下降的事实。美国将继续让中国对自身的问题负责，因为这比解决国内那些棘手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容易得多。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教训可供借鉴。英国的相对衰落可以追溯到1945年，不过更确切地说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从1945年以来，英国一直在努力重新定义自己，正如脱欧所证明的，英国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现在它面临着两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个国家完全分裂，而且常常会因为怀旧的情绪而畏首畏尾，不能放弃过往，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的未来目前看起来如此黯淡。 中国和美国之间未来的和解需要什么条件？ 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是美国的平等合作伙伴。这将为两国间一种新的合作形式铺路。这是基于美国承认中国和美国是不同的，而且将一直不同。 这样的认识才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但是现实道阻且长。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要中国政府停止补贴关键行业，比方说《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支持的产业，但是这却是1978年以来中国政策的核心。 通过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实现了显著的经济转型，实现了国家与市场的结合，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被证明迄今为止现代最成功的经济战略，使得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因此，中国人正当的、也是合乎情理的认为美国此要求毫无根据，是对其主权的侵犯，否认了中国人决定自己经济政策的权利。但是两国平等关系的基础就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是不同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和文化的问题。 在中国，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位置一直和西方传统观点截然不同。想象一下，若中国政府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发挥类似自己的作用呢？ 上述观点是荒谬的，而美国政府能够这一要求的唯一理由，是认为美国和西方的做事方式一直、并且将继续是普遍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但是中国的崛起从两个方面破坏了这种长期存在的西方假设：首先，中国现在极其强大，不会因压力妥协；其次，它的文明根源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国和美国之间任何平等关系的基础都必须要尊重和承认这些不同。 这么说吧，显然我们距离能够实现这种理解和尊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正在忙着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阶层。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倒退”。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更加悲观的可能性，即美国政治一方面是前占主导地位的多边主义共识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则是“特朗普主义”。 虽然我不想用这个词，但在我看来特朗普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他们远谈不上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反而会让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更加分化美国，使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变得更加怨恨、更加愤怒、更加激进，更加右倾——同时，美国想要与中国维持一个更好的关系也将更难。 诚然，这些也有可能造成一个好的结果，特朗普这些不一致的贸易政策会对美国的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并且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到那时他的政策不再受到公众的支持，大家对于与中国合作的态度也就会发生改变。 美国在贸易战当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如说保尔森曾经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说——就是关税，还有与中国经济动力的脱钩，而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具竞争力也是最大的市场。 美国的经济将逐渐失去竞争力，因此贸易战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会最终使美国经济衰退。当然，贸易战会让两个经济体都受到损害，同时也会让全球的经济受到损失，但从长期来讲，美国的经济可能会成为更大的一个输家。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这个趋势的。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特朗普实行关增加税的第一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1%，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大概21%。 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谈到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这个领域时，中国其实比美国要成功得多，而特朗普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劣势。 在之前美苏之间的“冷战”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两个经济体基本上都是互不相连的，最主要的冲突在于两国之间的军力竞争。而这一次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一直以来以军事实力作为最重要的力量体现，然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最重要的两种权力表现形式——在历史上和当代——都是是经济和文化。 中国的孙子认为我们应该去避免战争，而不鼓励战争，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而是中国不会像美国（或者苏联）那样行动。 中国看重长期，他们相信在长期，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实力将会最终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思想使中国人非常有耐心，这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有前瞻的思维，明白现状不会持续到永远，中国在未来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其实一直都是以一种非常和平的方式，同样的崛起在美国、欧洲的法国、德国，还有日本，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崛起都是非常和平的。中国有一种非常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源于截然不同的历史。 中国会找到办法抵抗美国对中国的削弱和孤立，它的崛起会继续，但它也需要与美国保持一个持续沟通的状态，尽可能避免美国找到更多的理由或者借口使关系继续恶化。 中国的耐心已经有所表现，中国在反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对华为的行动，但同时也非常小心，不激化关系，或者给美国升级的理由。这非常重要，不为短期好处牺牲长期利益。 当然，中国也必须建立更多的桥梁，来增强与更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抵挡住美国对中国的孤立，才能对世界展现中国多边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详情]

　　小布热津斯基：时刻牢记中美之间相互依存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以下演讲实录，来自9月6-7日举行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中美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全体会。 演讲者为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儿子，马克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前驻瑞典大使马克·布热津斯基。 上世纪70年代末，布热津斯基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之命访华，他和他的家人共同见证了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时刻。 此后四十年间，小布热津斯基曾数十次访问中国，他与父亲一样，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美建交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 演讲中，小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两国迫切地需要着手促进真正的文明和解。 而这项使命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有潜力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国家。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1年。当时我们全家应邓小平总理邀请，重走历史上毛主席的长征之路。当年我们从中国回来以后，美国《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我们的事。 图片由讲者提供，后同 我们经过了长征路上最著名的要道，如娄山关和泸定桥。 14岁的时候，我曾因为抱怨这些地方没有麦当劳和必胜客而被父亲训斥……尽管当时我很想念巨无霸，但那时我就知道，这些地方对于中国的历史感和方向感，具有重要性和象征意义。 1979年，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我父母在我们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林的家中招待了邓小平和他的夫人，我和我哥哥姐姐给他们享用哥哥和我打猎来的鹿肉。 我的妹妹米卡现在是著名的美国电视主持人，当时她还没想过自己以后会上电视的黄金时段节目。她把鱼子酱洒在了邓小平腿上，邓小平一笑置之…… 但那个夜晚的情景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和邓小平握手时，我能感受到了他开放的心态和想带中国走向世界的渴望。 我站在你们面前，试图将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这样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尤其深刻。 尽管当前的形势可能掩盖了这一点，但在过去40年里，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而非凡的历程，日益紧密，更重要的是，相互依存。 1978年12月，只有1200名外国人居住在北京。 据估算，现在大约有20万外国人居住在北京，10万多美国人居住在中国。 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好、更安全。 40年前，中美两国为外交、政治、贸易、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这种合作应该延续下去。 因此，在经历当前的不确定性和紧张关系时，我们有必要提出4个问题： 1． 为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2． 中美关系正常化催生了什么，又促成了什么？ 3． 当前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地位如何？ 4． 中美双方现在应该有什么共同的目标？ 1． 为什么正常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核心原因是两位领导人——卡特总统和邓小平总理有战略决心攻克难题。 中美第一次尝试正常化是在1977年，但由于缺乏更全面的地缘政治构思，很快陷入了僵局，这主要因为台湾问题。 1978年初，卡特总统认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碰巧的是，当时由于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构成的威胁，邓小平总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总统指示我父亲、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让我父亲转告邓小平，他很在意苏联带来的威胁，并传达美国希望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他们在秘密中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甚至在最后一刻同意在一些余下的问题上“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卡特和邓小平关系的基本原则，最终也是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未达成一致的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这对于达成一致起到了催化作用。 因此，正常化的实现是因为中美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 “求同存异”的共同战略决心意味着，外交上的相互通融能让两国成为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现实也的确如此。 今天，在考虑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和分歧时，我们有必要铭记这段历史。 2． 中美关系正常化催生了什么， 又促成了什么？ 中美关系正常化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同安全合作，这一合作改变了全球格局，进而导致冷战的结束。 它也打破了外交僵局：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共有113个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美之间也由此开始进行科技合作，这帮助了邓小平做出全面经济改革的决定，也帮助了他制定发展规划。 这是邓小平的核心任务：卡特政府清楚地知道，1975年9月，在题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中国劳动力专业化的核心部分，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途径。 随后，我父亲刚从中国出差回来，白宫就宣布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将率领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科技代表团访华。 白宫宣布派驻科技代表团访华 此次访华的代表团中有一些美国顶级科学家的身影，由此表明，美国希望科技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 在弗兰克•普雷斯博士访问北京期间，他半夜打电话叫醒了卡特总统。他说，邓小平有一个紧急问题，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派5000名学生赴美留学。 卡特回答说：“告诉他派10万人。” 现在有30多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还有1.5万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 对我的父亲来说，下一代是中美正常化关系延续的关键。 1979年，邓小平在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强调，中国需要学习外国技术来发展经济。在他的要求下，邓小平前往各地参观生产和技术设备，包括乔治亚州的福特装配厂、休斯顿的休斯工具公司（ Hughes Tool Company）、西雅图的波音工厂。 图为邓小平在德克萨斯州西蒙顿市观看牛仔竞技表演 科技合作是关键，这种合作引领中美走向美国和中国一种多方面的关系：是协商性的、双边性的、正常化的关系。 3． 当前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地位如何？ 尽管目前存在贸易方面困难以及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但中美关系仍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如《瞭望》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双方可以在现有国际规则范围内竞争、协商。 因此，如果有一方忽视了中美相互依存的核心现实而采取行动，双方都将蒙受重大损失。 此外，鉴于我们两国全球地位，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共生关系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 就现状而言，中国采取了一种耐心、谨慎、和平的方式。 美国外交事务领域人士尤其欣赏中国人对世界的战略思考，中国人已经摆脱了全球阶级冲突和暴力革命的观念，转而强调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中的“和平崛起”，并寻求一个“和谐世界”。 如果我们时刻牢记中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关键，中美将有能力处理其他有争议的问题。 4． 中美双方现在应该有什么共同的目标？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中美关系不可能是静止的。 中美关系要么拓宽，要么缩窄。 整个世界——以及中美两国——都将受益于与这一关系的扩展。 后冷战时代中，中美伙伴关系的深化扩大并非是针对对方设计的。它也不会减少中美与其他大国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它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两国对全球福祉的共同责任。 因此，当下除了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的贸易争端外，我们还应扩大和深化在若干问题上的地缘战略合作。 我们需要继续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风险，并达成共识，特别是如何采取共同的解决措施，这些影响将对那些最贫困的人口带来最严重的威胁。 中美两国发展形成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潜力巨大，可以说与美欧关系、美日关系并驾齐驱。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定期举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不仅就双边关系，而且就整个世界进行真正的、个人化的深入讨论。 1979年，在关系正常化前，美国方面提出每十天与中国举行一次双边会谈，这个例子说明严肃的、定期的磋商能带来有效的成果。 中美在维护全球稳定、推动全球社会进步、拉动国内复兴发展以及改进国际体系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不能让这种关系在短期内破裂。 除了贸易争端，我担心美国正在发展一个专门妖魔化中国的产业，他们恐吓美国商人，阻止正常的商业交往。 这种行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希望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与中国做生意的其他人。 在当今时代，世界人民有着前所未有的政治觉醒，大规模破坏性“文明冲突”的风险正在攀升，我们迫切地需要着手促进真正的文明和解。 这项使命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有潜力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国家。 （本文略有删节）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详情]

　　 CDF Talk|何帆：从小趋势观察中国经济 原创： CD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Talk是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首次推出的创新演讲。CDF Talk的宗旨，是汇聚全球顶尖学者、企业家和行业领袖，向外界传播具有启发性的独特观点与个人故事，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人文等多领域。 今年九月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的CDF Talk以“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为主题，邀请了十位站在行业前端的讲者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思考。 首期我们将为大家放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的精彩演讲：从小趋势观察中国经济。 从小趋势观察中国经济 Observing China’s Economy from Micro Trends “我会用30年的时间每年写一本书，记录中国从2019到2049年这30年的变化。” “任何一个宏大的工程都需要找到一个小的切入点，这个小的切入点在什么地方？” “在未来30年，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代际革命将会出现。老的一代会退出历史舞台，年轻的一代会登上历史舞台。在马云和码农之间你站谁？我肯定站码农，996绝对不是一个福分。在王健林和王思聪之间你站谁？我肯定站王思聪，电子竞技绝对比足球更有发展前途。” “底层的社会正在默默地创新，技术日益为生产和生活赋能，然后我们看到年轻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都是小趋势，但是未来会变成中国的大趋势。” ※ 以下是演讲内容节选： 何帆：从小趋势观察中国经济 @ CDF TALK 2018年我做了一件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大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计划，我会用30年的时间，每年写一本书，记录中国从2019到2049年这30年的变化。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需要我付出来自己下半生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坚持只做一件事情，一件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在我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清楚这个项目到最后一定会成功的，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可复制性非常低，因为要写30年。比我年纪大的人我估计写不了30年，比我年纪小的人资历没有我深，所以后面排队去。 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能够把全身心都投入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时代会给我们加持，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创造出来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一个作品。 当然了，任何一个宏大的工程都需要找到一个小的切入点，这个小的切入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未来30年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转型，有很多过去的理念都会被抛弃，有很多新的物种会诞生出来，我们怎么去做好现场的记录？我们怎么去把握中国未来的趋势？ 今天我想跟大家汇报的就是我的一个方法论，我要报告的题目就是“怎么从小趋势出发，去理解中国经济的演进”。 我先来解释一下“小趋势”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一个美国学者马克·佩恩提出来的，他曾经当过克林顿总统的战略顾问。按照马克·佩恩的定义，在美国，占美国1%的人口如果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可以叫作“小趋势”。 2019年中国的人口很快就会达到14亿人，14亿的1%就是1400万人，千分之一140万人也是不容忽视的小趋势。 你可能会说小趋势嘛，什么时候都会有，什么地方都会有，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现在来看小趋势已经变得比大趋势更加重要。有三个原因： 宏大叙事已经终结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宏大叙事已经结束。我们过去习惯的都是宏大叙事，20世纪80年代我们讲的宏大叙事是改革，但是你要注意，在当时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成功，我们的农村改革非常成功，后来我们到城里想如法炮制，我们想去做城市里面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实并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无所谓，只要你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给大家讲改革，大家就会非常振奋。 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期，我们的宏大叙事是对外开放，请你注意，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均等地享受到这些好处。东部地区获得的收益会更多，西部地区获得的收益会更少，所以最后带来东部和西部的发展会有更大的落差。 这无所谓，你只要在当时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的振奋。 但是现在呢，你再跟大家说改革，任何一项在中国的改革都一定会要触及到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会变得越来越难的；现在如果再继续跟大家讲对外开放呢，是的，中国还想继续对外开放，但是别人在搞保护主义。 所以请你记住宏大叙事的感染力已经下降，但是小趋势的感染力会提高。 圈层社会已经到来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圈层社会已经到来。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本来觉得在互联网到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快捷地能够掌握所有信息，结果呢？恰恰相反。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反而变得更加闭塞。 你想想就能够明白，在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报刊来接受信息的。一张《参考消息》，中央政府的官员看的是它，街上的流浪汉看的也是它，大家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现在是从什么地方获取到你的信息呢？你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获取到信息的，在一个人的朋友圈里面刷屏的那篇文章，在另外一个人的朋友圈里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去年的时候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刷屏的文章，比如Me too事件，你到你爸爸妈妈的微信群去看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人家讨论的是保健品权健。 但是万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在你所不熟悉的那些圈层发生的小趋势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会影响到你的人生。所以我们才要努力突破我们自己熟悉的那个圈层，去当一个探险家，去了解在其他圈层正在出现的小趋势。 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代际革命 第三个变化（原因），是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一场代际革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世界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发言权。 过去这一代人是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一代人，我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很不正常的，我们所相信的很多东西其实往往是不真实的，我们很可能只看到了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边的情况。 我在这里要做一个预言，在未来30年，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代际革命将会出现。老的一代会退出历史舞台，年轻的一代会登上历史舞台。 你就要想好怎么站队，在马云和码农之间你站谁？我肯定站码农，996绝对不是一个福分。在王健林和王思聪之间你站谁？我肯定站王思聪，电子竞技绝对比足球更有发展前途。 以后你想想看，我们的员工、我们的顾客、我们的子女都会越来越多的站在代沟的另外一边，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学会怎么跟他们沟通和交流。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更容易地找到这些小趋势。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底层，另外一个是边缘，第三个是在年轻人当中。 到底层去寻找小趋势 先看底层。你一定要到底层去寻找小趋势，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群众的智慧，你要相信当树叶飘零的时候，根系还在地下生长。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看一个关于中国教育的小趋势，教育在中国现在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你在一线城市，比如说北京，你会看到顺义妈妈和海淀妈妈之间的PK，杀得昏天地黑。你到三线、四线、五线城市，你会看到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那样上万名考生一起奔赴高考考场的悲壮场面。但是无论在哪里，应试教育就像一个没有办法打破的魔咒一样，会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圈在里头。 2018年，我在四川省广元市宝轮镇苟村的范家小学看到中国教育的一个小亮点。 这是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很小的学校，28名幼儿园的学生，43个小学生，12个老师。在一个山区的学校，它的生活教学条件肯定是非常艰苦的，这些孩子全部都是留守儿童。 但是，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乐观最开朗的一群中国孩子。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因为最薄弱的环节往往是突破口。由于范家小学是一个被大家遗忘的角落，没有人关心它，所以，怀有理想主义的校长和老师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尽情地去做创新和尝试，不会受到很多管理体制的束缚。 农村的孩子现在学生流失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是老师的指标不会跟着学生的流动而转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农村学校的师生比越来越高，所以在范家小学是小班教学，一个班级里头五六个孩子，最多的七八个孩子。 我们看到，由于没有师资力量，所以他们现在反而在尝试，现在在教育界里面非常流行的芬兰式的项目式的教学，由于农村的家长现在已经对教育成绩没有什么执念了，所以这个学校才能回到教育的本质、回到教育育人的本质。 边缘地带去寻找小趋势 我给大家要讲的第二个（小趋势），就是要到边缘地带去寻找小趋势。你要相信混搭才能够带来创新，在这些边缘地带更容易出现新技术的应用场景革命。 我在2018年想去调研一个做无人机的高科技公司，有一个叫极飞的在广州的公司，说：“何老师，我们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公司调研，但是就是有点远。”我心想一个广州的公司能远到什么地方去？韶关？然后一下子把我支到了新疆。 不知道大家想到无人机的时候，你大概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很多想到无人机的时候，你会想到的场景是大城市、发烧友、喜欢潮流的这些年轻人。 我在新疆看到的极飞的无人机做的是农业植保机，它会降落在地头的尘土里面，它是村里面孩子最喜欢的玩具。无人机可以给农田撒药，给那些果树授粉，可以观察农作物生长的情况，可以识别出来稻田里面稻草和稗草之间的区别。  极飞的联合创始人Justin（龚槚钦）曾经告诉我，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定位极飞是一家无人机公司，进去之后才发现，极飞其实变成了一个农业科技公司。 这是我们在新疆调研的场景，我去访问了一个农民。其实你很难讲他是农民，他原来是一个中学老师，后来辞去了公职，承包了几千亩农田，到田里去的时候是开着一个陆虎，家里面另外停着一辆宝马。我跟他说我是经济学教授，他马上说咱们讨论讨论棉花期货的行情问题。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小趋势，在边缘地带正在爆发一场技术应用的场景革命，我把这个叫作中国技术进步的群众路线。 所谓的群众路线就是能够结合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市场红利，非常迅速地把应用技术应用起来，然后会用强大的市场力量倒逼核心技术跟着自己一起演化。我相信在未来会有很多技术会通过群众路线在中国生根发芽。 到年轻人那里去看未来的变化 第三个，我们要到年轻人那里去看未来的变化。因为年轻人是要写未来的历史剧情的，但是年轻人的叙事往往在主流叙事里头会被忽视掉。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香港危机里头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饭圈儿”女孩开始力挺中国。我估计大家可能对这个群体比较陌生，我来科普一下。 “饭圈儿”是一群偶像的粉丝形成的圈子，他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有全国委员会，有国会改选，还有地方分会，分工非常明确，有KPI考核，每天都要打卡。 粉丝和偶像的关系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过去的时候也当过粉丝，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罗大佑、李宗盛，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粉丝和偶像的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我喜欢罗大佑，罗大佑不会因为我喜欢他改变自己的风格，因为罗大佑知道，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 现在的偶像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偶像会跑到粉丝的线上社区里面去偷偷听大家怎么说他，如果粉丝说我们的偶像最近好像体重增加了，你放心，过不了几天，他会在网上发出来一张在健身房“撸铁”的照片。如果说这个头发染得不好看，你放心，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换一种发色。 所以当“饭圈儿”女孩开始力挺中国的时候，她讲的语言不是我们熟悉的祖国母亲我有多爱你，她说“阿中哥哥”，你听明白了吧？她把中国叫作“阿中哥哥”，她说“阿中哥哥”连宣发都不会做，哥哥现在只有我们了。 问题来了，“阿中哥哥”有没有做好准备，和这些90后、00后的孩子们平等地沟通和交流呢？ 简单地说，从60后到80后基本上算是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我们这一代人的动力简单的说就是贫穷动力。啥意思？你不工作就不能挣钱，没有挣钱你的家人就没有办法过上体面的生活。 从90后，尤其是从95后，生存已经不再是压力了，在这个时代想把自己饿死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们的动力是什么？他们的动力是“嗨动力”，我要觉得这个事很嗨我就干，我要觉得这个事不嗨我就不干，哪怕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干。 我们知道贫穷动力的燃点是很低的，但是嗨动力的燃点很高，所以未来我们将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去点燃年轻人的嗨动力。 刚刚是我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观察到的几个小趋势，底层的社会正在默默地创新，技术日益为生产和生活赋能，然后我们看到年轻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都是小趋势，但是未来会变成中国的大趋势。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之所以去关注小趋势，实际上是我们发现了去观察中国的另外一个视角。我们在过去的时候讲中国的优势都是喜欢讲，中国的优势在于规模很大。 我们发现当中国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变得更加复杂，我把它叫作复杂红利。 这些复杂的背后实际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突变，这些突变是什么？这些突变就是小趋势，而那些最后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小趋势，最后一定会变成未来的大趋势。所以，了解了小趋势，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 我们讲的这些，其实中国的发展都是靠一些平凡人物的创新，中国的发展，我们讲的这些小趋势背后到底是什么？是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所以这个不是精英算法。 中国不需要天才人物去设计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中国的发展是靠像在座诸位一样，在不断地实验、不断创新的平凡人物，然后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大自然的进化早就告诉我们，这种演化算法是要完胜精英算法的。 谢谢大家！ ABOUT THE SPEAKER 关于讲者 何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何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著名高校做访问教授。[详情]

　　原标题：代表说 | 沈建光：外资为何还在流入中国？ 2019年9月6-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逾1000位嘉宾参会，围绕中美经贸关系、全球化利益分配、世界经济前景、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关键问题展开研讨。 希望此次专题研讨会上的交流，能对与会代表有所裨益。以下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参会后撰写的文章。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ID：Shenjianguang-Macro） 文 | 沈建光 原文首发于FT中文网《沈时度势》专栏，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近期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的背景下，此次发展高层论坛聚焦“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这一主题，汇集了60名美方代表，包括美国前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和行业领袖等。 中美双方政、学、商的代表围绕中美关系、世界经济秩序、全球治理等话题广泛交流，为理解当前贸易纷争与促进磋商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 笔者参加“重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分论坛，并担任主持人。参与本场论坛的有长期聚焦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研究的专家，前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有深耕政府工作多年的发改委前财金司和规划司司长、现任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的徐林，有金融实业界代表香港银行学会副会长陈林龙，亦有全球跨国企业界的代表，如壳牌和可口可乐公司、新西兰乳业恒天然的公司高管等。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思想碰撞，笔者深刻感受到，虽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崛起，中美摩擦加剧，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整体下滑的趋势，但得益于中国广阔的市场与稳步推进的开放政策，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反而逆市上扬，成为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亮点；跨国企业普遍看好中国市场，并享受中国市场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愿意进一步投资中国。 当然，目前中国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较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倘若未来能够进一步落实开放措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吸引外资的热门地。 从数据来看，在贸易摩擦的冲击下，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萎缩态势，2016-2018年全球FDI流入分别下降5.7%、22%和13.4%；欧盟、美国持续三年保持负增长，2018年分别下降18.5%和9.2%。 但中国吸引FDI并没有出现趋势性下降，2017年FDI与2016年持平，2018年甚至出现了3.7%的增长，显示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过程中，中国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仍然较强。 在笔者看来，全球对于投资的吸引力出现分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消费市场仍然广阔，对外资吸引力较强。正如笔者在早前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反复提及的，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零售额便持续快速发展。2009年中国的零售额只有美国市场的一半，但2019年，中国的零售额预计将达到6万亿美元，与美国持平；2020年中国零售额甚至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 二是得益于中国稳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发改委公布的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近年来中国对于外商投资限制性措施的数量已大幅减少，限制和禁止产业也由2011年的117个下降至2019年的40个；而自去年博鳌论坛中国提出加大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特斯拉、埃克森美孚、巴斯夫、宝马跨国企业已经抓紧投资中国，如特斯拉宣布在上海设立超级工厂，项目总投资500亿元，埃克森美孚在广东惠州投资的大型独资石化项目也要涉及金额达到100亿美元等等。 笔者的上述观点，也得到了论坛与会专家和跨国企业家的证实。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中国为何能在全球外商投资下降之时出现逆势而上的观点与笔者看法相近，如他提到中国基于《外商投资法》的修改、负面清单的出台以及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改革是中国在全球投资放缓背景下的明显进步，也有望引领新一轮投资浪潮。 根据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副总裁马修•埃科斯先生的介绍，作为美国企业的可口可乐，目前在中国上海已拥有最大的全球研发中心。过去40年，可口可乐在中国投资超过130亿美元，当前在整个中国拥有超过45家生产工厂，超过3万的本地员工。中粮可口可乐公司现已成为其全球最大的地方性的瓶装饮料生产企业。 壳牌中国主席张新胜在论坛上提出，自从去年6月中国取消加油站零售业务限制以来，壳牌在中国的加油站业务得到快速增长。壳牌在中国有30多家的独资合资公司，是中国最大的LNG优化天然气的供应商。壳牌与中海油合作的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已超过100多亿美元，远超过公开报道，是壳牌全球，也是中国最大的合资化工项目。 新西兰的跨国乳业公司恒天然朱晓静分享了其在中国的布局与发展。中国市场业务占据恒天然全球业务的四分之一，是其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消费者结构的新特征，如年轻化、数字网络化等让恒天然不仅不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而且更加看好未来中国市场的增长空间。 当然，尽管看好中国市场，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提到了当前中国在市场透明度、公平性以及监管政策等方面的不足，并给出了改进的建议。 例如，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提出加快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构建更加开放便利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载体以及完善金融市场的整合和监管协同是逆转全球化外商投资下滑的必要措施。 而跨国企业的代表也从优化投资环境、依法施政、加强信息和数据交流的便捷性与安全性等方面集中表达了改进的诉求。 窥一斑而见全豹，在笔者看来，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跨国公司的视角只是中国五十余万家外商投资企业的一隅，却体现了在逆全球化思潮与贸易战阴影下，各国企业家仍然对中国投资抱有较高期待的事实。 除此以外，中国开放步伐仍在加快，包括近期外管局取消QFII、RQFII额度限制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对未来中美谈判的不确定性与外部压力，一方面，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共同加入维护全球化的阵营，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对外开放步伐，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减少人为干预、维护市场公平性，增加政策透明度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共同抵御逆全球化思潮，加大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详情]

　　原标题：中美 | 尼尔·布什：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与中国进行贸易对其他国家有害 来源：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以下演讲实录，来自9月6-7日举行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中美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全体会。 这一环节，我们相继请到多位见证中美建交四十年重要人物的后代或继任者，他们是：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 W． 布什的儿子、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主席尼尔·布什； 基辛格协会联合首席执行官、副会长乔舒亚·库珀·雷默；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儿子，马克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前驻瑞典大使马克·布热津斯基； 外交部原副部长王炳南之子，《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 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之子，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曾这样形容设置此节讨论的初衷： 中国文化素来有重传承、讲感情的传统。上述代表们的父辈、前辈对中美建交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一直铭记与感谢。 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两国关系也走到自建交以来最关键的时刻。在贸易战背景下，我们请到上述中美建交的见证人，回顾今天、展望未来。 我们相信，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合作并实现共赢，始终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以下为尼尔．布什演讲实录： 我很荣幸能以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的身份发表此次演讲。 我父亲在他令人惊叹一生中，在制定美国对华政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经常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他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些复杂性对美中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我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但在过去44年里的140多次中国行同样也影响着我。 尼尔．布什与父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5年，当时我父亲是美国驻北京的“骑自行车的大使”。之后，我又多次来到中国并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崛起。 美国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个人自由。在过去的44年里，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令我惊叹，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住在哪，与谁结婚，从事什么职业。 随着财富的增长，中国人的自由仍在不断扩大：出国旅行的自由，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接受最好教育的自由，享受更高生活品质的自由。这些自由——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自由在44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美国人应该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的双边贸易和其他联系是中国形成庞大中等收入群体、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中美友好关系的建立，推动了中国人自由的扩展。 反之亦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也一直是大赢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充分就业，物美价廉的商品也让消费者受益。我们的双边关系在前进的道路上曾有过坎坷，但总体而言，依然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局面。 美中关系的核心在于中国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中国的崛起是否对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们是否注定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出现“文明的冲突”，相互斗争？ 抑或，我们的关系将继续发展成现代的双边关系，我们的企业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一致，也允许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在面对人类挑战方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合作？ 有人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坚信，冲突是能够且必须避免的。 尼尔．布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尽管我们的双边关系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我们正处于双边关系的低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威胁。 我认为，两国关系中有三股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们是日益紧张局势的核心。 首先，如同“修昔底德陷阱”，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对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这威胁到了我们作为守成的全球大国的地位。 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老牌强国。我们的人道主义和军事干预为更多人带来了益处。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创新与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突破。美国在纠正世界上的错误、为环境制定高标准、与其他国家一道打击邪恶，在以道义上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危机和人权问题上发挥了带头作用，我为此感到自豪。 同样，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GDP的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比美国高出40%，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三倍。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崛起势头显然加剧了美国的不安。 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是对双边关系紧张的第二个解释。其主要表现在反移民、反中国、支持美国优先等论调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国，一个市级官员可以凭成绩从基层干部晋升为省级或中央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渴望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安全的食物，更清洁的空气，更完善的医疗保健以及更优质的教育体系。 为此，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这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使这个国家离我们爱说的美国梦，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梦，也就是习主席所提的中国梦越来越近。 导致不和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只有西方式的民主投票国家才能成为全球舞台上的文明的参与者。 事实是，不受约束的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制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基石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政府稳定。中国的成功与俄罗斯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使少数人操纵经济有了条件，导致国家资源的外流与一段时间的国家衰落。过早地走向美国式民主将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很可能会对过去40年来所获得的自由给予重大打击。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体制，我们的民主形式，不会对中国起作用，就像中国的体制不会对我们起作用一样。 尼尔．布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我曾在另一次演讲中，分享了一下我和我的女婿之间的一场谈话。 当时我们吃晚饭，喝了一点红酒，两个人争论起来了。他对中国有很多批评，如人权问题、新疆问题，监控社交媒体等等，还说中国的千人计划、“一带一路”都是为了实现在全球的统治目的。 他对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削减基本自由、谋求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忧。许多人对此有相同的感觉，然而他们中大部分人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人民获得难以想象的自由所走过的路程毫不了解。而这些争论是建立在一系列有缺陷的事实基础上的，要么是半真半假，要么就都是虚假的新闻。 这些观点显示了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歇斯底里和充满挑战。人们对自己对观点的坚信，表明我们正处于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事实是，许多美国人只知道他们所听到的。 尼尔． 布什与家人在一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因此，我敦促我的中国朋友尽可能透明，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女婿所说的中国政府这一系列做法的意图和实施，而这些都是受到全球广泛批评的。因此，需要更积极地捍卫这些做法，强调对它们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我也要提醒我的美国朋友们，不要过多干涉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特别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国家严重分化，面临着需要解决的巨大挑战——与代际贫困有关的人权问题、严重的枪支暴力、不断加剧的种族紧张关系、失败的公共教育体系、流浪汉问题、鸦片类药物滥用、退伍军人和年轻人的高自杀率，以及许多其他问题。 一些中国的敌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在维护国内稳定方面步履艰难，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及其周边的干预，破坏中国的稳定。 但事实是，政府的稳定为提高更多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就像任何友好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一样，中美之间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工业破坏、市场准入、国家安全等事项。 美国方面的严厉言辞，会让你相信中国是靠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偷窃别人的技术来发展经济的。虽然在遵守规则、高标准执行方面确实有着严重的问题，但比起中美贸易给两国的巨大获益，这些掠夺性做法的负面影响只占中美两国日常贸易很小的一部分。 对我们的政府来说，我建议我们采用老布什的领导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寻求建立和维持多层次的频繁对话，建立信任，将各方置于对方的立场，看到对方的优点，尊重，考虑文化差异，一种给人鼓励和希望的方法，同时也是坦诚、直接和有针对性的方法。 尼尔．布什与家人在一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个美国人，近年来看到美国政客们利用中国作为政治替罪羊，看到和听到片面的反华报道，这是令人沮丧的。 因此，我很高兴看到五位美国学界领袖写了一封信，得到了近100人的签名。信中公开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经济敌人，也不是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存在”。 所有对未来行为的预测都是基于我们的假设。那些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的人必须假定，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在全球舞台上成为好战和敌对的角色。 从我对历史的理解来看，中国从来没有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那些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的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邪恶的方式，是为了让其他国家欠中国的人情。 但需要重申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的贸易势力对其他国家有害。从历史中预测未来是可行的。 如果美国领导人视中国为朋友，如果我们继续从不断增长的经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如果我们继续欢迎中国学生，鼓励文化、政治和旅游交流，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制度对中国有效，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虽然有不同，但能以共同的文明团结起来，解决全球性的挑战。 尼尔．布什在专题研讨会上 今天，有一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预防或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帮助人民摆脱贫困；解决人口贩卖和许多其他问题。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应对威胁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 我们两国可以维护自己的主权，同时成为寻找攻克医学难题的伙伴；确保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使其他国家繁荣，让日常生活的自由蓬勃发展，建立协议，防止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技术在内的智能技术威胁人类生存。 我们可以共同探索太空来获取重要的矿物，我们可以确保开放和公平的市场，并辅之以政府补贴，以进一步发展清洁能源、重要的水资源和食品供应。 我父亲一直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共同点比分歧更多，我们深厚的友谊由来已久。他和我都相信，美中深厚牢固的关系足以抵御目前的“台风”。 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向前迈进！谢谢大家！ 原文略有删节。本文为代表个人观点，不涉及平台立场 翻译 - 雨童、周想、黄恬、圣涵 校对 - 夏天、子欣 编辑 - 丝露、婉菁[详情]

　　湾区行 | 深圳：在国家大战略下寻找投资合作新机遇 原创： CD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年9月10-11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粤港澳湾区行”考察团抵达深圳市，开始为期两天的考察与交流。 代表团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带队，来自三井住友银行、英特尔公司、美国高通公司等知名机构、跨国企业的高管在结束“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后，共同赶赴粤港澳大湾区考察。 9月10日下午，考察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艾学峰举行座谈。 座谈会现场 艾雪峰说，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今年40岁，市民平均年龄是33岁，和北京、上海相比民营企业活跃、上下游产业链完整。他希望各企业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加大在深圳的投资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他指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对话平台，非常欢迎卢迈秘书长一行来深圳考察交流，也欢迎各位企业家到深圳多走走、多看看。 卢迈与深圳市副市长艾雪峰 卢迈表示，代表团此次调研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深圳这个窗口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二是希望随团企业在国家大战略下寻找投资与合作的机遇。 他认为，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具有很好的创新氛围和开放意识，一直很重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希望企业家们加深对深圳的了解，增强信心、把握机遇，持续深化与深圳的交流合作。 考察团与艾雪峰副市长合影 随后，深圳市市委大湾区办、市发改委、市科创委等10个部门，与考察团围绕“大湾区建设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交流座谈。 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吴思康主持座谈会，向代表团介绍了深圳的基本情况。深圳市委大湾区办副主任赵志英介绍了大湾区建设及深圳发挥核心引擎功能的主要举措，其他部门相关负责人分别从经济建设、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知识产权、金融合作、交通建设等领域介绍了相关情况。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粤港澳湾区行”考察团的企业代表也相继提问或发言，就各自企业在大湾区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直接交流。 美国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郭涛 深圳四十年以来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土地、互联网流量、改革开放红利。此外，创新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人才、政策扶持、高等院校、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需要持续关注。 虽然目前我们处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但高通对中国发展依旧是长期投入的。我们与中兴、华为的合作一直非常深入，也在美国做了大量沟通游说工作。 美国再保险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黄家颂 我们的未来布局是将全球领先的技术引进亚太区，期望设立一个在大湾区的总部以覆盖亚太区。 保险看重第一医疗服务，第二人工智能（用于核保、理赔、客服、检查诈骗等），第三大数据。我们希望能利用深圳的科技人员这方面的优势，结合在香港的多年保险及金融中心的经验配合发展。 嘉能可集团CEO中国事务特别顾问苏朝晖 嘉能可集团做的行业和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比如大宗商品贸易商和生产商，矿业产品、能源产品、矿业天然气、粮食等。 我们全球总营业额2000亿美元，2019年世界500强第16位。中国的业务在所有国家里占比最大，虽然我们不是高科技企业，但很多产品和高科技息息相关，比亚迪就是我们的客户。未来希望在贸易、电动汽车、金融产品等方面与深圳深化交流、沟通与合作。 9月11日，考察团先后参观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大疆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落地深圳的企业。 考察团在比亚迪 考察团在大疆 考察团体验云轨列车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将于9月6-7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每年3月举办的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届。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自2018年9月起，论坛秘书处决定增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秋季专题研讨会，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进行开放、务实对话提供更高频次的平台。 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宗旨为“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自1997年成立以来，基金会已成为集交流、培训、研究和社会试验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型基金会。基金会承办年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培训班，撰写“中国发展报告”，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社会试验，都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连接民间与政府、国内与国外的一个重要桥梁。[详情]

　　代表说 | 任泽平：在钓鱼台见闻中美关系 来源：泽平宏观 2019年9月6-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逾1000位嘉宾参会，围绕中美经贸关系、全球化利益分配、世界经济前景、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关键问题展开研讨。 希望此次专题研讨会上的交流，能对与会代表有所裨益。以下为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参会后撰写的文章。 文 | 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孙婉莹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在全球大打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9月6-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聚焦“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共有124名外方代表参会，其中美方代表占近半数，如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马修·古德曼，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美国国务院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裳，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尼尔·沃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迈克尔·史文等。 我应邀参会，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是多听少说，学习为主，收获很大，尤其对照6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研讨会。 1、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联席董事长、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认为，中美经贸关系脱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包括经济增长、投资环境等。 他呼吁当前中美两国迫切需要加强沟通与合作，双方不仅要为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而相互妥协，而且应该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方法，恢复双方经贸关系，重振和改革WTO。 他的建议是：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增加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准入，限制国家力量对投资的过度干预，在WTO的规则下扩大经济的开放性等。贸易争端的升级是很危险的，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唯一方法。 这与我们6月听到的美国商务部罗斯部长演讲反差很大，罗斯非常强硬地认为中国偷窃了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和就业机会，美国长期以来面临不公平贸易，必须要改变现状。 2、美国并非铁板一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在全球不得人心（引起印度、欧洲、墨西哥等的反弹），而且在美国国内也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清醒起来。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贸易战会导致贸易量减少，而且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认为加征关税可以减少进口，同时可以增加美国税收，是对美国有利的。但这和国际贸易最基本的原则是相背。 美国的政策受到国际贸易重商主义情绪的影响。他赞赏目前中国的应对措施，比如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出台保护知识产权法规，取消强迫技术转让措施，新增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他同时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人均GDP，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认为，贸易冲突是全球最大的经济风险，而且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IMF认为世界经济依然疲弱。 9月9日我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经济学家圆桌，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兼国际事务总裁薄迈伦谈到他在美国电视上批评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认为中美双方需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回应双方关切。 比如中方需要回应美方关于巨额贸易逆差、产权保护等关切，美方也需要回应中方有关诉求，双方都需要基于规则框架下的谈判和妥协。 3、今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寄语：两国都有责任为世界和平与进步找到合作方式，解决他们面对的重大问题。中国和美国是在技术，政治经验和历史方面最有能力影响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国家。 4、好莱坞著名导演、两届奥斯卡得主柯文思认为，中国要善于向全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在美国有时中国的形象是被刻意塑造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其实中国人跟美国人有着同样的追求，中国梦也跟美国梦有着很多的相似点：所有人都是追求安全的环境、一个良好的工作、每日的三餐，以及更好的未来，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只有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才能增进中美双方的理解，减少恐惧，赢得赞赏。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主席尼尔·布什称，他过去44年中140多次访华，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崛起。 “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人，我惊叹过去中国44年来中国自由空间的扩大，更多的人在人类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他认为，尽管中美存在很多差异，但中美双方能够携手一同去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流行病、帮助人们脱困等问题。 5、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正部长级）发表了“扎实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积极促进世界与稳定繁荣”的演讲：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下一步将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继续落实落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今年限额内地方政府债券要确保9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并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 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加快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下一步，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 一方面，我们将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务实合作。另一方面，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外资进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将秉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 6、9月4日，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兼贸易代表佐利克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美国不会成为贸易战赢家》：特朗普重返保护主义，使得美国失去了出口市场，遭到了关税报复，国内商品价格上升，外商直接投资下滑，丧失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利。 特朗普的政策将使美国经济变得更糟，国会需要保持清醒并让美国回归正轨，美国企业高管应该支持国会以防止贸易崩溃。 7、总的来看，虽然美国部分政客对华极端强硬、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且迷惑了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 但是，大部分知识精英、企业家和民众是清醒的友好的理性的，在6月和9月的两次交流会议中对比十分明显。在美国存在一大批支持全球化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设性重要力量。 因此，虽然时值美国总统大选季，但中美双方都要保持清醒理性，需要多接触交流，甚至拿出勇气和智慧来谈判以及妥协。 一定要认识到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性，大萧条时期美国对全世界大打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并遭到报复，加重了全球贸易和经济衰退，并最终将经济危机升级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军事危机。 中国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规模减税降负，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保护民营经济积极性，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现在是真正需要大智慧的时刻，中美贸易战无非四大结局：一是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霸权；二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三是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四是中美共治双赢。前三种是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要从世界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角都是德法，二战后为了避免“邻国崛起的噩梦”，欧洲各国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决定携手推进一体化进程，从贸易一体化到货币同盟，欧洲经济深度融合，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与繁荣。 未来中美关系如果处置不当，背道而驰，必将危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当然，中美也可以避免相互妖魔化，增强交流互信，相向而行，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推动建立公平的中美自贸区。[详情]

　　粤港澳湾区行 | 广州：深化沟通与合作在路上 原创： CD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年9月6-7日，“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顺利结束。9月8日一早，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处与二十余家参会外企，就踏上了开往广州的飞机。 接下来的几天里，“粤港澳湾区行”考察团将分别赴广州、深圳、香港三地，与当地的政府、相关企业直接交流。 9月9日晚，考察团一行与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广州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温国辉座谈。 温国辉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对话平台，对宣传推介广州提供了有力支持。期待通过本次交流活动，与代表团各企业建立紧密联系，深化沟通合作。 希望各企业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加大在广州的投资布局，并引入全球高端优质资源到广州，实现发展共赢。广州市将继续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投资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卢迈与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广州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温国辉 卢迈表示，广州发展快速、充满生机，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发展成就令人鼓舞。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力推进，广州是名副其实的机遇之城。希望企业家们加深对广州的了解，增强信心、把握机遇，持续深化与广州的交流合作。 9月9日上午，以“湾区投资首选地，合作共赢新机遇”为主题的交流活动在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举行。会上，与会40多位政府、企业及研究专家代表热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投资广州开发区机遇。 黄埔区区委书记、区长陈勇首先发言，带领与会企业代表回顾了黄浦区的发展历史及现在，重点介绍了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 黄埔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湾顶明珠，两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就在这里启航，黄埔港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从未关闭过的对外通商口岸，近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创建了黄埔军校，“到黄埔去”成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向往。 发展到今天，黄埔已经成为最具活力、最具效率的开发区之一。黄埔的创新动力强劲，2018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个，目前我区聚集的院士有39名，高层次人才770名。我区形成了电子、汽车、化工三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全区工业总产值占广州的四成，是跨国公司在国内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在会上发言。卢迈回顾了自己和黄浦区的互动，并表示在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共赢必不可少。 广州的招商引资环境确实较好，许多我们熟悉的外资企业很早就在黄埔区设厂。从这些企业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结构转型期，新技术的发展、新商业模式的进入，对原来的部分企业造成冲击。这种情况在黄埔区大家可以感受到，中国很多地方都在发生变化。 当然，转型过程是痛苦的，需要大家很好的合作。中央政府对于企业出现的困难，都很愿意来帮助，尤其是广州有这样开放的风气，从上到下各级政府敢于负责，愿意做好服务的工作精神，这样的治理能力。因此，企业要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建议多考虑广州。 开发区投促局全球招商总监贺励平是本次交流会的主持人，他是德国人，现在作为外籍雇员服务于开发区贸促局。 2002年我们把开发区进行了扩建，将高新区、自贸区和很多其他的工业园区合并成了黄埔区，但我们还把它叫做广州开发区。 早在1981年的时候，开发区就有了口可可乐的投资，习仲勋当时是广东的省委书记。我们还有一个长期投资者宝洁，他们在31年前就在这里投资了，而且他们在广州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此后，广东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李志坚，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建荣，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冼银崧，广州市商务局一级调研员张丽萍等分别发表讲话，介绍了广州市在产业创新、大湾区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考察团企业代表也纷纷发言，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广州市、黄浦区政府相关负责同事深入交换了意见。 康宁东亚区副总裁林春梅 康宁19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积极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推动在显示科学、光学、新材料等领域的改革开放。近几年来，康宁累计超过40亿美元，目前共有15家工厂在运营，数个项目在规划中，主要分布在广州、合肥、北京、上海等领域。 科恩集团高级顾问、中国美国商会名誉主席蔡瑞德 谈到湾区，创新是每一个湾区都关心的话题，希望粤港澳大湾区不但在技术和产业升级上创新，更能在制度上创新。未来，借助大湾区的独特地缘政策，是否可以探讨加大改革步伐，重塑外资企业投资信心，减少税收。让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公平竞争，同时帮助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实现国际化。 最后，让我代表美国商业界强调和重申，贸易战中没有赢家，日益紧张的美中经济关系会伤害美国企业，中国企业，并且对美国和中国的总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商业界督促两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交流，本着实现对等为结果，关注公平性，改变当前恶化的贸易现状。 默克广东创新中心副总监莫凌霄 中国的创新中心是默克在全球第三个国家建立的创新中心，第一个在美国总部，第二个是在硅谷，第三个就是在广州。 我们希望借助广州的国际化窗口，把科研技术转化到湾区，因为这里有商业化所需要的很好的土地资源和产业化配套资源，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建立创新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企业事务总监侯闻欢 玛氏在中国特别的看好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战略部署，我们也希望利用好发展机遇，希望政府主推突破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特别希望玛氏箭牌也能成为改革先驱的同行者。 特别感谢政府在整个经营环境里面做到“娘家人”的角色，“娘家人”这几个字非常有份量。欢迎大家到广州开发区来，跟开发区同成长，共创美好的新篇章。 道达尔中国副总裁：贾铁英 大湾区的发展离不开能源的支持，未来用什么样的方式供应这个生机勃勃的片区，我相信各位领导也有很多想法。 我们公司有全球领先的太阳能技术和整体的业务发展模式，从项目开发、投资、组装都自己动手，利用中国现有的太阳能设备建设和运营。希望能跟黄埔区未来的发展进行对接，也希望下来能跟黄埔区的领导在这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和睦家医疗创始人、CEO李碧菁 无论是高新技术或者现代服务业，都没有考虑到医疗，所以我们都在这些政策之外，很难享受到。但我们在技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希望各位领导不要忘记医疗。 另外，我们的人才带着孩子家人来这边工作，成本比较高，希望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优惠政策。 座谈会后，考察团成员分别考察了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参观了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 考察团在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考察团在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考察团在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合影留念 9月10日一早，考察团一行启程奔赴本次湾区行第二站——深圳。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将于9月6-7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每年3月举办的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届。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自2018年9月起增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秋季专题研讨会，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进行开放、务实对话提供更高频次的平台。 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宗旨为“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自1997年成立以来，基金会已成为集交流、培训、研究和社会试验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型基金会。基金会承办年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培训班，撰写“中国发展报告”，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社会试验，都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连接民间与政府、国内与国外的一个重要桥梁。[详情]

　　 CDF之声 | 保诚集团瀚亚投资主席康德纳：中国发展为全球创造更多机会 原创： CDF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将于9月6-7日在京举行。“CDF之声”栏目，旨在汇聚关注、支持和参与论坛的重要商业领袖，向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传递论坛与会代表的心声。今天发声的是英国保诚集团亚洲资产管理业务瀚亚投资主席康德纳（Don Kanak）。 瀚亚投资是英国保诚集团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植根亚洲多年，于1994年在香港设立办事处。2018年，瀚亚投资在上海成立投资管理外商独资企业，并于今年推出了第一只私募基金。 瀚亚投资认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前景光明，并相信到2030年，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市场。 瀚亚投资主席康德纳曾出席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 他认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加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和理解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同时希望，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开放为本国、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公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你好，我是康德纳，是英国保诚集团的亚洲资产管理业务瀚亚投资的主席。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英国保诚集团于1848年创立于伦敦，并有超过95年的亚洲市场经验。 2000年，英国保诚与中信集团成立合资公司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成为了首家进入中国的英国人寿保险公司。 直至2018年末，中信保诚人寿业务已遍及87个城市，拥有超过5万名保险代理人和雇员、为超过130万名客户提供服务。 2005年，我们与中信信托成立合资企业中信保诚基金管理公司。明年该公司将迎来第15周年。 我们很荣幸携手中信集团成立合资公司。中信集团是一个实力雄厚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合作伙伴，我们将共同努力为中国家庭和人民的财富保驾护航。 我们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表示欢迎。我们也在开放过程中获益良多。 2018年，瀚亚投资在上海成立投资管理外商独资企业。 该公司今年推出了其第一只私募基金。该基金向中国高净值客户发行，致力于满足中国高净值客户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我们认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前景光明，并相信到2030年，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市场。 我们认为资产管理行业不仅创造许多优秀的就业机会，更将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个人建立退休储备金，并为企业、政府和小企业筹集、动员长期资金。 中国经济开放亦带来了回馈社会的机会。英国保诚的社区公益事务平台保诚亚洲公益基金已经在亚洲经营多年，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并在亚洲建设更具抗逆力的社区。 对我而言，在中国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是去年作为保诚亚洲公益基金主席，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以支持他们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和学生营养方面的公益项目。 自从我25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亲眼目睹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取得了非凡的进步，特别是中国现在对世界的影响方面。 我希望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开放将为本国、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公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认为这也将为英国保诚等国际集团在中国和全球的投资和增长创造更多机会。 谢谢。 Hi， I’m Don Kanak， Chairman of Eastspring Investments， the Asia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of Prudential plc． It’s a pleasure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9 Special Session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Prudential was established in 1848 in London and has been operating in Asia for more than 95 years． In 2000， Prudential became the first UK life insurer to enter the Chinese life insurance market via establishing a joint venture together with the CITIC Group， CITIC-Prudential Life Insurance． In 2018， that company was operating in 87 cities， with more than 50，000 agents and employees， and serving more than 1.3 million Chinese customers． In 2005， together with CITIC Trust， we established a joint venture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CITIC-Prudential Fund Management． Next year， that company will celebrate its 15th anniversary． We are pleased be to be in joint ventures with a strong and strategic group， the CITIC Group， with whom we share a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inancial wellbeing of Chinese citizens． We welcome the future opening-up of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and we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system so far． In 2018， Eastspring Investments established a wholly-foreign owned investment management enterprise in Shanghai． That company launched its first fund this year， a fund distributed to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and it will focus on serving the needs of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hina． We see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China and believe by 2030， it is likely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asset management market in the world． We think asset management as an industry will not only create excellent job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but will also help countles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prepare nest eggs for retirement and of course provide and mobilize long-term financing for corporations， for governments and for small businesses． China’s opening-up is creating other meaningful opportunities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Prudential’s community investment arm， Prudence Foundation， has been operating in Asia for many years， helping improve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to help make communities more resilient． For me， one of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s I have been able to do in my work in China is last year as Chairman of Prudence Foundation， signing a 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ir initiatives i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nutri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of China． Since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more than 25 years ago， I have seen extraordinary progress -- socially， economically， in education， and perhaps， most visibly， in China’s impact across the world． I’m hopeful that China’s continuing development and opening-up will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both for its citizens and for Asia and other region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als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groups like ours， Prudential， for growth in China and globally． Thank you very much． （本文仅代表受访企业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 “论坛之声”CDF Voice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旗下全新自媒体栏目。我们将依托论坛，为来自各国、各领域、各行业的论坛代表提供对外发声的平台。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将于9月6-7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每年3月举办的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届。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自2018年9月起增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秋季专题研讨会，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进行开放、务实对话提供更高频次的平台。 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宗旨为“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自1997年成立以来，基金会已成为集交流、培训、研究和社会试验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型基金会。基金会承办年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培训班，撰写“中国发展报告”，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社会试验，都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连接民间与政府、国内与国外的一个重要桥梁。[详情]

　　原标题：增强互信，中美合作将造福世界 来源：经济日报 近日，中美经贸谈判传来新消息，中美双方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10月初举行的这轮磋商将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重要信息让外界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阴霾中看到了阳光，双方决定举行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再度表明唯有以理性和冷静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才是中美双方最好的选择。 这种认识，在上周末举行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得到了中外嘉宾的广泛认同。研讨会汇聚了众多美国前官员、跨国公司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等，他们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诚然，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内有竞争关系，但不是敌对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兼具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双重身份的关系。中美经济一旦“脱钩”，会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尼尔·沃林说，在世界上没有比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中美双边关系取决于如何在未来走正确的路，如果走错就会失去机遇。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直言，没有更加稳定和运转良好的中美关系，就难以形成全球领导力，也就不能解决影响国际贸易体系的严重问题。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更坦言，中美两国不应把彼此看作生存的威胁，两国可以也必须在全球的体系下共存。面对贸易金融和投资、科技发展、环境治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难题，需要两国通力合作来解决。 不少嘉宾提出，中美之间增强互信至关重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了《火星救援》这部电影。在电影里，中美航天管理部门通力合作，救回了被困在火星的美国宇航员，这个想象中的场景深深打动了他，也让人不禁思考，电影里的精神能不能照进中美合作的现实？弗里德曼认为，如今两国的分歧是一场“信任之战”。如果能彼此信任，可以走得远走得快。但如果没有信任，走远、走快也就无从谈起。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也说，中美间最大的赤字不是贸易的赤字，而是双方互信的赤字。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以过去几十年的合作为基石，建立一个合作的框架，使得双方能够找到可以长期合作的领域，并在这一框架下解决分歧。 增强互信的关键是要理性对话、积极沟通。作为往届美中贸易谈判的参与者，古铁雷斯表示，自己见证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多么的困难，但他始终认为，通过对话解决这些问题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唯一办法。如果把中美经济“脱钩”当作解决两国分歧的办法，这个所谓的“药方”将比“疾病”更糟糕。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裳也表示，双方要正确地看待目前的机会和挑战，对话和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中美两国都应该去说服对方，履行作为大国的义务和责任，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凝聚着老一辈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论坛上，几位中美“外交二代”忆历史话未来，成为本次论坛最令人动容和感慨的一幕，他们的父辈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付出了艰辛努力。他们认为，中美合作则造福世界，中美对抗则危害世界，中美应该从过去40年的交往中吸取经验，为中美关系改善、世界贸易开放作出贡献。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之子马克·布热津斯基说，考虑到两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两国的合作事实上是全球经济政治稳定的重要来源。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之子章百家说，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中美出现矛盾时，双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和远见，尽可能避免紧张关系升级，特别要防止陷入对抗。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之子尼尔·布什则表示，如果了解中国历史，就会看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在强盛时入侵别的国家。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一个朋友，认为美国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双方贸易关系中受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两个国家都会是更加伟大的国家。 创造良好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更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我们相信，解决中美经贸问题需要更多理性而非对抗，我们更相信，“中美关系总要好起来”，最终会携起手来，为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繁荣和更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这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利益。[详情]

　　 最前沿丨张燕生：服务业是外商投资中国的新浪潮 中国对美投资未来将通过原产地多元化实现 外商到中国投资，新的浪潮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外商投资中国70%是制造，现在外商投资70%是服务，尤其是生产性服务和工业服务。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下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它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用强大的工业服务来改造传统的制造、先进的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下一步中国将采取措施，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内需市场，它也会吸引全球的研发投资、技术投资、信息投资、资讯投资等等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核心的问题就看我们的投资环境做得有多好。[详情]

　　 最前沿丨中美绿色基金：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收益率连年下降 非洲已近腰斩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日前指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收益率已经由2012年的8.1%降到目前的6%左右，亚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0.5%下降到了9.1%，非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2.3%，下降到了6.3%，毫无疑问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导致了全球投资者意愿下降。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的显示，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地在下降，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又进一步下降了2018年的1.3万亿美元。在这个中间最大的三个FDI的流入国和地区现在分别是美国、中国和中国的香港。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的收益率已经由2012年的8.1%降到目前的6%点几，亚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0.5%也下降到了9.1%，非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2.3%，下降到了6.3%，有了明显的下降。毫无疑问对我们做投资的人来说，投资回报率如果下降的话，投资者的意愿也会下降。 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展现，而且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在持续地累积，这些各种不同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在未来导致新的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包括对外投资的缩减。 逆转全球的跨国投资下降的趋势是需要各国共同携手的，要加强这种磋商与合作，不断地开放市场、便利商务、减少障碍、保护产权，强化各类制度性的保障。联合国和各主权国家，我觉得应该尽快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努力取得成效。 （以上内容为徐林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详情]

　　原标题：跨国公司的选择：留下来 扎下根 来源：经济日报 当前，世界经济局势错综复杂，跨国公司的发展思路引人关注。跨国公司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下，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将如何推进？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给了大家一个倾听、了解跨国公司想法的机会。会议上，众多跨国公司高管先后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将坚定不移扩大在华投资，并将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记者从中看到了跨国公司坚持在华发展的决心，也坚定了经济全球化必定难以阻挡的信心。 坚定不移扩大在华投资，缘于跨国公司普遍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持有信心。宝马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宝马大中华区总裁高乐表示，包括宝马在内的很多外资企业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自2013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宝马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们向中国客户交付了超过40.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16.6%，这让宝马对继续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充满信心，也增强了我们与中国一起发展的信心。” 新西兰乳企恒天然也十分看好中国大市场。恒天然大中华区总裁朱晓静说，公司中国业务占整个恒天然业务的25%。毫无疑问，中国是恒天然最大的市场，也是发展最快的市场，更是恒天然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市场。 能让跨国公司如此坚定地留下来，扎下根，不仅是因为中国近14亿人口庞大的消费潜力，还因为在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逆风”下，中国继续以开放姿态面向世界，不断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不断优化外资的营商环境。 出台外商投资法，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再添6个新成员……一系列举措让跨国公司明白，中国将全力给他们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副总裁马修·埃科斯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外商投资法得以实施，还有更多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尽管前路仍有挑战，但我们还是想强调，我们致力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创新人才供给水平的不断提升，让跨国公司的在华业务体量不断加码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角色的变化。 目前，宝马在北京、上海和沈阳的研发中心都已经全面升级，成为宝马集团在德国以外最大的研发网络，涵盖所有的研发职能。超过1000名在华专业研发人员中，近80%是中国人。高乐说，对于宝马而言，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消费市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源泉，以及产业价值链的核心枢纽。 持有同样战略思维的还有著名药企阿斯利康。目前，阿斯利康在上海和江苏都有投资。该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表示，阿斯利康在无锡的创新中心已经成为其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正是公司这一布局的重要因素。 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好方式。无论外部环境风风雨雨，留在中国，扎根中国，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都是最优解。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者。人才、资金、产品和技术，通过跨国公司完成了全球流动，造福于世界。正因如此，促进中国与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成为不少跨国公司的明智选择。 苏博科认为，要实现更好的创新成果，就必须加强世界各地的科技交流，阿斯利康从自身做起，推动其在中国的创新成果与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创新成果加强合作，互相激发灵感。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杰夫·里特纳认为，对于半导体行业来说，只有加快合作，才能让数据更快流动，让技术创新的步伐越来越快。英特尔80%的业务都在美国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今天，亚洲许多国家及地区已成为世界半导体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全球价值链也促进了行业伙伴之间的重要合作，以帮助整个行业成功部署新技术。[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