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F专访 | 卢迈：社会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到底怎么解决？
来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专注研究全球贫困问题的三位专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
此次获奖，也引发国内媒体、公众对于反贫困、社会公平问题的集中探讨。
CDRF Exclusive特别邀请了数位对减贫与发展有着或理论，或实践深刻研究的专家，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扶贫事业。
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长期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关注农村问题、社会公平和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
“中国所探索出的扶贫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体现——大家共同富裕，也是国家体制优势的特别体现——集中力量帮助很多人摆脱贫困。”
“中国扶贫经验内涵特别丰富，现在需要做的是按照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总结，然后把它介绍出去，成为一种循证的、可推广、可普及的模式。”
“基金会给2000个孩子建食堂吃饭，500个孩子发衣服发鞋．．．．．．在实验的基础上，证明孩子吃饭问题不光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问题。”
“我们认为，帮助底层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而帮助底层发展，最有效的还是从儿童做起，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有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如果这种社会流动渠道相对畅通，社会本身也会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也相对好解决。”
“0到6岁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机，在孩子身体发育、大脑的发育的关节阶段，如果能够实施必要的干预，就能弥补他们在家庭、成长环境的不足。如果我们现在耽误了这一批孩子，未来社会将会负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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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F：您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全球反贫困上所作研究，对中国有什么启发？
卢迈：深度贫困地区的人每天要考虑的是下一顿饭在哪儿吃，即便人们认为投资人的长远发展会有很好的回报，但处在贫困中的人想不到那个。
通过这些年中国在脱贫攻坚上的持续的努力，我们国家绝对贫困人口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上面那种情况已经很少见，人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以后，就开始考虑子女教育。
在调研过程中，我看到很多贫困地区的家长到县城、乡镇租房子，让孩子去上幼儿园，这些都是基本温饱满足后的现象。
卢迈在农户家中调研其养育情况
贫困经济学对于很多贫困现象背后的原因做了技术上的分析，对人了解在贫困状态的人口和他们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中国本身来讲，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就是对贫困人口行为的理解。有人认为他们不值得帮助，因为他们给了钱就会喝酒。但按照贫困经济学里的描述，低收入水平的人最大的快乐可能就是喝点酒以后，那个可能会让他摆脱日常麻烦和痛苦的状态。
这样状态的人需要帮助，但不一定是直接帮助，更重要的是帮助下一代，不要让他重蹈他老爸的这种覆辙。
总书记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保障所有人最基本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讲这点是最起码的，让他们有尊严，体面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
贫困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通过实验、对照得出这个项目能不能够实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等结论。这在扶贫工作中特别值得借鉴。
CDRF：您曾在农研所工作，后又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任职。在您看来，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扶贫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国扶贫有什么特殊性？
卢迈：我们国家始终没有忘记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就关注贫困问题，但计划体制难免使人民的整体生活处在低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高积累满足了工业化所需要的经费、资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人生活水平只是维持在温饱。
所以农村开始出现分化问题，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一方面鼓励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下大力量做扶贫的做法。
1984年，中央开始实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以工代赈及其他扶贫项目，一直持续到过去这几年的脱贫攻坚。
这样的一条扶贫的道路，经历了很多探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特别伟大的成绩。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体现——大家共同富裕；也是国家体制优势的特别体现——集中力量帮助很多人摆脱贫困。
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探访基金会项目试点
当然，国外研究特别强调的“循证” ——就是有实证做基础的政策实施，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比如，我们曾经做过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认为乡镇企业发展集体有经费、有就业，就可以脱贫。实际上，在贫困地区做工业，没有一定的基础、人才，是很难做好的。
但这一次精准扶贫的措施，已经经过各地大量实践，包括帮助贫困户解决基本生活，为他们提供医疗支持，移民搬迁等。
所以，中国经验内涵特别丰富，现在需要做的是按照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总结，然后把它介绍出去，成为一种循证的、可推广、可普及的模式。
CDRF： 这不是减贫问题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曾多次与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反贫困与社会公平问题，您认为西方学术界关于减贫的研究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卢迈：说起贫困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重视，不得不提阿玛提亚． 森获得诺贝尔奖。
森是中国发展论坛的老朋友，他指出了贫困的原因，并指出公共政策本身是可以缓解贫困的，无论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怎么样。
他认为，社会是可以通过渐进式改善，使人们的福祉有所提高。比如说人的寿命、教育等等这方面等等的改善。
阿玛提亚·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推广，他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
这一次的贫困问题再一次上到经济学的最高殿堂，能够获得诺奖，也说明社会不公问题已经尖锐到一定程度。
社会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到底怎么解决？
征税，保证基本收入等可能都是解决办法，但贫困实验室指出，要针对贫困人口首先要提供帮助，而这些帮助需要有实证的基础来做依据。
卢迈在山村幼儿园调研
CDRF：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使用了实证研究的方式进行社会实验。基金会所作探索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卢迈：中国在前一段的扶贫中已经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绩，保证了基本的温饱，进入小康。
小康的含义是温饱有余，但还不富裕。下一步的目标是进一步的减少相对贫困，这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所以世界银行在结果贫困的标准上，又提出了一个五美元购买力评价计算这样一个相对贫困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很艰巨的任务。原有的一些办法可能并不适用了，新的办法在哪里，我们一直在探索。
2007年，基金会开始在社会公平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用什么样的行动能够促进社会公平？
我们认为，帮助底层的发展应该是最重要的。而帮助底层发展，最有效的还是从儿童做起，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有社会上升的通道。这样的一个社会流动如果要是能够保持渠道相对畅通，社会本身也会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而市场经济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也相对好解决。
所以从儿童早期发展入手是既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一项政策。
基金会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对照实验的做法。比如，针对校餐研究，我们会给2000个孩子建食堂吃饭，500个孩子发衣服发鞋。
比较的结果能够证明，吃饭的孩子身高长得比发衣服的要多。发衣服减少了家庭的支出，按说可以拿这个钱去解决吃饭，但是没有公共服务、没有食堂，孩子在学校里头就吃不了饭，营养改善不了。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在实验的基础上，证明孩子吃饭问题不光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问题。
校餐只是其中一个项目。接下来我们就做教育，2009年开展了山村幼儿园的试点，从两个县拓展到30个县。
卢迈在学生食堂
CDRF： “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已经实施十年，在全国11省（区市）30个贫困县开展，累计受益儿童超过20万名。目前您认为，先实验后普及的路子走对了吗？“一村一园”能不能在全国推广？
卢迈：应该说情况很让人鼓舞。
从最早的青海乐都试点的情况来看，在小升初统一考试中，70%左右县城幼儿园毕业生的分数在全县平均分数线以上，68%的山村幼儿园的孩子也能在平均分数线以上，而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只有19%能够达到平均分数线以上。
所以，一年1500块钱投资，就可以在孩子中间产生这么大的差别——接受学前教育的就68%，没接受过的就是19%，将近50%的孩子由于学前教育改变未来人生轨迹。
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就是将有限的学前教育投入与我们国家强有力的体制和在组织能力、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让山村学前教育普及起来，发挥更大的效果。
从2009年算起，我们开展山村幼儿园计划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4岁的孩子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哪怕是一年，都会产生巨大的改变。一年帮助300万个孩子，十年累计就能够惠及3000万人。
卢迈在农民家中调研其养育情况
CDRF：除了“一村一园”，基金会还关注0-3岁的“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为什么特别关注学前的孩子？
卢迈：最简单说，投资育人是保证脱贫攻坚成果可持续、保证未来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投资育人最关键的还是早期，因为相对于收益来讲，早期的孩子是最可塑的：教他一点东西，他就会了，就懂得这个习惯。
而大多数情况下，小时候形成的习惯，不需要强制，就会使得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生活，学习，与人交往。这些成绩都只有早期去做才可以。
0到6岁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机，在孩子身体发育、大脑的发育的关节阶段，如果能够实施必要的干预，就能弥补他们在家庭、成长环境的不足。
如果我们现在耽误了这一批孩子，未来社会将会负很大的代价。
想一想3000万名四岁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两亿的农村孩子没有经过任何儿童早期发展的社会干预而成长起来、现在进入了学校。
当然，我们也想过呼吁社会各方共同解决农村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是很难。
比如一个留守儿童，父母离婚，母亲出走，孩子性别失调。我们呼唤母亲能够留下来，想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但是他们未来生活中的隐患不是现在能解决的。而农村中的这种状况不是那么快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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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鲍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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