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摘要：由发展中国论坛（CDF）、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5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6年5月2日在北京召开。
很多人把街区制简单的理解为小区破围墙，其实不是这样的，街区制讲的是建筑和城市交相辉映的关系，核心意思是人、建筑、城市应该融合在一起的，不是简单分割成一个一个孤岛。通过大量的人流、大量的活动形成一个有活力的街道，对于妇女和儿童能够形成比较安全的城市生活。[详细]
97%的老年人不愿意离开家，2%的人可以去老年机构，条件比较好的、对生活要求比较高的3%的老人可以离开家，区高端养老公寓。
街区制讲的是建筑和城市交相辉映的关系，核心意思是人、建筑、城市应该融合在一起的，不是简单分割成一个一个孤岛
民政、计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县级部门的审批、服务、管理职能全部延伸到农村社区，农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便利和服务保障。
乡村是未来中国的奢侈品，我们无论养老还是健康，每天看到的衣食住行，看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来自农村，所以农民不能安居我们谈的所有新型城镇化都是假话。
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的任务相辅相成的，我们扶贫开发2001到2020年纲要，我们国家新型城镇化2001年到2014年的规划的任务是互为补充任务，理论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和扶贫结合起来考虑是可行的。
城镇化不一定要建很大的区域，现在欧洲的小镇，只有几千号人，老百姓也很安逸，人有尊严的活着，社会的福利，乡村配套的设施符合了城市的要求，即使是小镇，国家也应该提倡。
我们以后再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时候，应该更多的从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指数角度来评价，而不是简单的东中西这样的划分。
城市工作会议中央讲到了城市发展的问题是失序，大城市建的失序、内部管理失序造成城市病，城乡之间发展的矛盾也出来了，很尖锐，城市内部发展也失序，大中小不匹配。
“第5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6年5月2日在北京举行。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占斌出席并主持大会。
现在我们的财政，应该说在法治化方面，还是离我们的改革目标有比较大的距离，比如说公开透明度、规范化。所以，我觉得研究这个题目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较涉及的问题。
户籍改革要坚持“因城而异”，特大城市严格控制落户人口，小城市放开。
我们说税法法律、预算法律、支出法律，这些话说起来很好，而真正要落地，这里头有大量的难题，落地就是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中国的城镇化，可能只是想象的成份比较多。
“第4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5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出席并主持。
城镇化的财政问题，钱从哪来？土地方面，大家都拿农民的土地做文章，就涉及到钱。在这两年的调研过程中，大量的还是土地问题，但财政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财政必须向基层倾斜，总理讲三个亿嘛，就地就近城镇化。第二，谨慎的来研究财政分配问题，问题是怎么切分？李克强总理要求，就是要在切分财政上拿出东西。
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有微妙的差异，就近城镇化好象给农民盖个好房子就是城镇化，实际上完全不是，在农村无论是他多好的房子，他都不能叫城镇化，他的就业一定要从事二三产业，如果他仍然从事农业也不能叫城市居民。
有些领导去世界各地看到的贫民窟，那是严重的政府不作为造成的，中国我认为基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墨西哥、印度的贫民窟在中国很难发生。
比如很多地方功能规划，这个地方是工业园区，那个地方是农业园区，接下来是居民生活区、商贸区，把各个功能分割开来了，于是形成了上下班钟摆现象，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实际上看来不是科学的，所以我们要在规划上重新反思。
城镇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协调，而恰恰我们在协调方面做的很不够，过去我们主要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可以说有些地方出现了城镇化的“大跃进”。
这个论坛要立足于整个城镇化的制度设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想提这么个问题。现在农村发展，下一步涉及到财政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村的公共品的问题，农村到底有没有公共品？农村的公共品应该由谁来投资？农村公共品的未来，城镇化基本实现之后，它又应该以什么样稳定、长期、可以看得见的，公共财政渠道来予以扶持、来予以帮助？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的做法是，逐村逐户的调查，分析多种因素，把四种类型的农户作为巴山新居工程的实施重点，土坯房和危房改造。按照三级、四区、三通道来进行布局，编制全市巴山新居工程的整体塑造。
我感觉我们这么多年来，从刘部长过去做扶贫办主任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和扶贫政策，但是很多政策下来以后，我们省里头或者中央里头配套的，涉及到部委的一些东西没有到位，我们的工作跟过去还是差不多。
课题组设立一个学术指导组，刚才王副主席已经介绍了，设立调研组，还设了为两个组工作的办公室，由发展中国论坛秘书处来做这个事儿。指导组组长，聘请长期从事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有实践工作经验和深刻理论水平的老领导担任，指导组成员聘请本课题相关专家担任。
“第4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5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CDF副主席、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景新出席并主持。
土地问题，现在讨论的很热，中央提了一些意见，大家也有一些想法。82年以前的宪法，讲的是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但82年宪法把“农民”两个字去掉了，土地产权虚化了，带来了很多很多问题。
“第4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5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出席并演讲。
现在讲城镇化、讲扶贫，现在文章、资料非常多，我是觉得有一个问题也是咱们应该考虑的。假设，这6个省流动出去的农民，流动就业也好、真在城里买房也好，就是这些人上哪去了？这实际上是推动就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现在也弄不清楚这些人都去哪了，这个事要摸清楚，当然工作量比较大，但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许多人都很担心我们国家生育率下降了，人老化了，没有人了，实际这个事儿看怎么看，我是觉得，中国人口多少，这不是说人为定的，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你说你人多，为什么多？你说人少，为什么少？我觉得中国现在要比的话，过去都讲人均的资源占有量，从哪种角度讲，中国人都是多，所有问题都出在人多上。
领导干部，我们底下基层干部需求的优先序和老百姓需求的优先序有时不是一样的。怎么办呢？克强总理讲了，要打造阳光财政，要让人民群众看得明白，能监督。能监督的前提是能看明白，谁能看明白？怎么能看明白呢？你直接参与，在参与做的过程中才能明白。所以，阳光财政，更多要是参与式财政。
我们在浙江选择一些点开展城镇化研究，我觉得机遇的不同，它的差距也是非常大，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研究，我们在东阳花园村，花园村从30多年前一个贫困村发展到去年产值290亿，他主要是靠红木家具全产业链发展，推动了一个小山村的发展，我觉得他已经是高度发达的一种城镇化典范和模式，当然不能和中关村来比。
一定要就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就是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形态要传承农耕文明，两者结合点是城镇化为里，农村风貌为表。
在“两区同建”和小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绝不能把城市建设的理念、标准，原封不动地、机械地搬到农村来，绝不能忽视农民群众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和风俗，绝不能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让群众住的安心、放心为目标，完善配套设施，增强服务功能，打造幸福宜居的社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不能忽悠，要实实在在，一定要搞群众宜居的社区。
按照目前的规划思路，再过上三十年，所谓中国梦实现了以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体房屋是欧美穷人住的房子。而这种居住方式会使人心理得疾病——人挤的密了以后有不安全感，人老在不安全感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会有负面的情绪。
我国城镇化进入一个双速推进新阶段，深度发展阶段，一个是劳动力的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第二是消费者的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当然劳动力城镇化减速不是一下降下来了，只是说异地劳动力城镇化减速了。
农民就近城镇化，是一条最有利于农民发展、农民权益保护、农耕文明传承并与工商业文明融合的道路，其中通过村域城镇化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最便捷、成本最低、农民经济权益和人格尊严最有保障，但是，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就地市民化是有条件的，不应该，也无可能要求所有村域就地城镇化。
像高等教育资源，如果能够往中小城市来转移、疏散或者是新增，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就会大大的增强。如果在高等教育这个资源分布相对均衡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这个农民转移到中小城市，他就能够稳定下来，能够真正的让这个城市有吸引力、凝聚力。
“第3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7月5日在北京召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出席并主持。
刘尚希在演讲中表示，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城乡发展机会的平等化。城镇化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人与人(阶层)的对立。为此，刘尚希建议，一、要放弃城镇化率这样一些指标。二、应当编制城镇化风险规划，这些风险目前考虑并不充分。三、通过改革来明晰各方面主体的风险责任。
郑风田在演讲中表示，就地城镇化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去，他的住房成本大幅度增加，这个成本如何化解需要来解决。第二个，农民一旦离开了村庄之后，他的就业问题需要解决。
在谈到“农民上楼”与“土地增减挂钩”的联系时，郑风田表示，应该让农民从土地置换中得到一部分利益。
张红宇称，绝不允许有第四代农民工再出现，“如果我们还有第四代农民工，我以为我们所谓的小康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只要中央有一个什么意向，比如现在新型城镇化，马上像前一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荡涤的是文明，剥夺的是农民的利益。我们有很多优势，但是一定要走一条渐进式的适度的发展路子，不能去拔高，也不能去为了自己的政绩，去剥夺农民的利益，再一次的剥夺农民的利益。
我们实际上走到现在，应该说未来就近城镇化，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把外出务工有一部分人能够吸引过来，怎么使留在农村的人能够留得住，能够发展，能够致富，是真正造福于农民的城镇化。一个问题恐怕还是一个就业机会的问题，他有收入，他有就业，这是最根本的。
这个财产始终是这个家族的，割断这个经营联系，不是农民，我问他们，土地管理部门，包括银行，包括两次大战都保留下来了。
这种制度才是我们推进城镇化的一个制度基础，如果你没这些东西，你人走不开，走开了也不放心，而且我们调查的时候，城中村的农民和已经划到城区的农民不愿意要城市户口。
你进不进社区，搞不搞新城镇化，群众自愿，村委会提议，村民代表审议，95%以上同意才搞，绝对不是农民被上楼，这个村不签字，我们不搞。第二拆不拆也自愿，建房拆房都是自愿。
我们自身做的很成功的这种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我们基本经验是什么呢？不细讲，从总体上说，第一叫做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和西方国家城镇化、工业化不一样，他是以资本为本的，一切为了赚钱，不惜发动战争，不惜掠夺农民，我们没有，我们是高度的以人为本。
希望张教授你这个团队，能够建立一套制度，能够定期、持续性的，这只是一个成果，实际上不只是一个蓝皮书，里头是一个团队，希望国家行政学院能从智库团队的角度，能把蓝皮书持续出版下去，我们会密切的和张教授团队配合。
黄锟发布了2011年全国城镇化健康指数，其中上海得分最高，成都得分最低，并呼吁减少行政层级，扩大城市自主权，建议再设置几个直辖市。
我自己有个测算，真正要实现按照国际标准达到70%的人口，从现在的53%提升到70%的话，大概我们总的规模需要50万亿，现在的城镇化实际发生是30万亿。
很多地方定指标，说我们多少多少年要把我们的城镇化提高到多少多少，我们到一些地方去，可能这个城市人口只有60万、70万，说我们未来几年之内要达到200万、300万，急于求成，但是有时候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会造成病态的发展。
围绕城镇化健康发展，在健康上做文章，从思想内容到实践创新都要紧紧围绕健康发展，要防止城市病，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第2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5月6日在北京召开。CDF副主席、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出席并主持。
不认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城镇化或者市民化的突破口，我认为最重要的改革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户籍，只要把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头上，也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城镇化并非要消灭农村，而是要让在农村住的人口与城市人口享受相同的待遇。其建议，允许城里人购买农村宅基地和房子，以便资金进入农村，卖地收入要建立分配机制，政府、村集体、农民各拿一部分。
用地指标应向县级城市倾斜，控制大城市产业布局。北京的水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但北京搞了这么多制造业，汽车中奔驰、现代、还要搞长安福特，这种布局你让别的地方怎么发展？
我们现阶段的城镇化发展，从过去的劳动力城镇化向现在的消费城镇化发展。这个过程中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公共服务问题，第三个是低成本的住房。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亿多了，未来还有两亿多，加起来是5亿，到2030年，我们推算要提供5亿人口的公共服务，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实际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尊重群众意见，两区同建政府是组织者，群众是参与者，不搞政府包办、不搞一刀切，必须经95%以上的户签字同意才能整村迁建，工作几年来，全市未发生一起因两区同建引发的群众上访案件。
我国的城镇化最大问题是什么？资源配置基本都是按权利来配置的，北京权力最大所以什么资源都集中在北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我们的资源全部是往有权力的地方流动，所以导致大城市病一直解决不了。
“第2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5月6日在北京召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董小君出席并主持。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当时沿海打工的农民工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但我们的社会稳定没有出现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失业的农民工想我大不了回去种地，土地起到了一种心理上的稳定作用，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照理说，应该按照常住人口中央配置资源，具体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比较好的，但常住人口他本身也是处于流动的状态。
所以，曾经想过，教育问题，能不能给农民工和常住人口发教育券，这可以解决入学前的问题，但是突然人来了，一个城市的学校不可能一夜之间盖起来啊，这也依然有问题。
我们要强调人的布局和人的迁移是市场机制，我们三中全会核心就是市场机制，我们不能违反市场机制，我们在人口迁移到底是发展大城市、小城市还是新农村上，绝对不能再搞违反三中全会的做法，政府去决定这是不对的，我首先要说这么一个观点。
不知道谁能总结总结，我给咱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提过这个建议，我建议，比如说苏州，我觉得应该赶快好好总结一下，这个总结在哪？总结一下中国城镇化自己的经验，发展到现在什么是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个基本稳定的城镇化，当然趋势肯定是要发展，但城镇化不能永远这么快速啊，什么时候能基本稳定呢？苏州现在是我们唯一全国GDP过万元的城市，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1.3%，工业集中程度好象是98%，农业集中程度也达到90%左右了。
我建议用这么个词“人本城镇化”，咱们这次《规划》里讲到以人为中心，这个话太长，我当时去年早些时候给他们建议，干脆讲人本城镇化，不要讲就地城镇化，本身城镇化概念就是人口的空间流动，如果不移动就不要讲城镇化了。
由发展中国论坛(CDF)与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4月5日在北京召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出席并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