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徐小青。(图片来源：章轲 摄)

　　新浪财经讯 “第3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7月5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徐小青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小青：我先谈谈我这个点评，听了这几位学者教授的发言，包括晓山所长讲的，我想这几位教授的发言都非常精彩，观点也很尖锐，也很鲜明，是研究的结果，真知灼见，而且不乏高瞻远瞩。

　　刘所长谈到城镇化的风险问题，这个是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的一个大问题。包括风田，实际风田和红宇司长讲的意思差不多，都是说四化同步，农业怎么办，农村怎么办，这个角度来看的。李教授我也有同感，听到最后，我就觉得确实是很像我们农口讲的话。所以我想现在咱们讨论这个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这个选题本身就很好。

　　刚才景新教授讲，是为了想回应三个一亿人，我觉得这个事本身意义就很重大。因为在城镇化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们是有过反复的，咱们从78年城镇化率17.9%，到2013年53.7%。像美国是从城镇化40%-70%，是从1900到1960年，花了60年的时间，韩国从40-70%，是从1970年到1990，花了20年的时间，当然它的国情不一样，情况不一样。从这个过程来看，美国刚才李教授讲的，是非常自然的，非常从容的一个过程，很自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的发展，制度的建设，他有机会来调整他的制度建设、经济制度、市场需求等等，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确实不是这样，李教授刚才讲的非常好，我们是一个人为的去推动的。这里面刘所长讲的那一套非常警醒。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十八大提出来，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完善体制机制，到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总书记讲的完全是认识论的问题，提出来对这个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推进城镇化不能急于求成，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要遵循规律，要因势利导，要把它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认识上，我们党在这个认识上的一个转变，是非常重大的转变。

　　从国情来看，我们现在660多个城市，大城市容纳量，中等城市容纳量，这些问题已经形成了一种局面，现在农民工2.69亿，这些人要留到城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就地、就近城镇化，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近和就地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就近本质上还是一种转移，我原来在一产就业，我现在到二三产业就业，我原来住在村子里面，我现在到县城，到中等城市。就地城镇化，我觉得它是跟农村的建设，农业的发展紧密连载一起的，实际上在硬件上，我这个住房、通讯、交通，硬件设施跟城里不差。软件的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制度都有，城乡一体，教育、医疗，上午蔡主任讲的公共服务，再加上社会保障，我觉得这个方向，农村地区来讲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它跟我们就近城镇化还是有差别的，我觉得可能要把这两个问题稍加区别。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讲，比如我们现在说是53.7%的城镇化率，实际上我们户籍37，实际上这个起点跟40%是差不多的，韩国1970年，跟美国1900基本上差不多，所以你还得发展二三产业，搞规划，区域的，城市的，行业的，有了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为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供稳定的收入。我赞成刘所长讲的，城镇化是发展固有的一部分，跟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革是在一起的。我们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经济增长可能进入平稳的趋势，城镇化的速度高峰期也已经过了，可能也会要进入到一种稳定平稳的发展阶段。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这个问题，要把这个大的背景阶段，就近和就地是不一样的，要做一个区别。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学者分析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经验，他说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应该从中小城市开始？他就讲了产业这个特点，凡是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是适合在中小城市发展的，大的城市是适合发展研发、综合性服务、娱乐、文化产业、特殊的制造业，资源是多方面的，是广泛的，多样化的，他统计了几十个国家，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得出来的。我觉得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来考虑的，比如产业的转移，产业的培育，这都是有规律的。刚才刘所长谈的，我们到现在对城镇化整个概念研究还是有问题，实际的积累不够。它的规律，我们讲中国特色，别人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怎么回事，这件事还是没弄清楚，很多问题有待于弄清楚，这是一个意思。

　　再一个意思，前面几位发言的时候，我看都谈到了，碰到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晓山讲的土地问题，我原来准备了一个小的个案的例子，也是在河南的一个调查，弄了一个课题组，最近去了两次。河南一个地级市，他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就近转移的过程，他本来这个城市发展很好，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农民收入也比较高，整个地区规模不大，七八十万的一个地级市。他现在自己也有一个城乡发展规划，转移人口的规划，但是他现在已经把规划区、建成区都做出来了，农村居民已经开始往里转了。但是他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我们给他归纳了几个，第一个是居民诉求，比如原来我是村民，我现在变成社区的市民了，户口也给我转成城市的了。但是这些居民仍旧还是认他的这个村民委员会，从党支部也好，村委会也好，还是认这个东西。他转到城区以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城市居民委员会没有经济功能，咱们都住在城市里，都有社区。我在哪就业，我收入多少，这些事跟街道办事处，跟居民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新转成居民的这些农民，这个槛就过不去。弄新型社区，他说这不行，我集体原来是有财产的，而且农民转成市民以后，他就要求原来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新增的收入，要均分，人完全都进了城的村民都碰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转移过程中碰到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集体建设用地，比如该耕地的留下了，按照规定，国家征走就征走了，剩下划到区里面，有一部分仍旧是集体的建设用地，北京市也有这种情况，像北坞村还找过我，还保留村委会，这个问题怎么办？我想把它变现，我想把它开发，我想把它拍卖转让，都不许，你做不成。而且地方政府也很着急，这东西变现不了，看着干着急。已经划到城市规划区里面的集体建设用地怎么办，这是我们考虑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问题躲不开的一个问题。最后要形成结果，提建议，这个问题是躲不开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集体经济组织定位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划进来了，我还算不算，新增的人口算不算，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以后，这个新的组织定位问题，有人主张股份合作，也有人说不行，你要么股份制，要么合作制，还是保留合作性质的，要么就干脆建立股份制，入股。现在比如就近城镇化遇到的实际问题，障碍，推不动。还有就是退出，农民宅基地我也退了，补偿问题。刚才红宇司长说了那么多，那句话很经典，想办法割断经营联系，保留财产权，需要动脑筋，制度、法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私有制情况下好办。有一次在捷克考察，边上找了一块地，随便找了一个农民跟他聊，问他家里种多少地，1700公顷，我说1700公顷都是你的吗？他说不是，只有十分之一是我自己的，剩下的都是农转来的，一百多人的地，我说这些人呢？他说三代人都不是农民，那个土地是原来是农民的这个人，作为财产把这个地一直留着，他非常稳定的。

　　李民：三代以内已经不是农民了。

　　徐小青：但是这个财产始终是这个家族的，割断这个经营联系，不是农民，我问他们，土地管理部门，包括银行，包括两次大战都保留下来了。

　　这种制度才是我们推进城镇化的一个制度基础，如果你没这些东西，你人走不开，走开了也不放心，而且我们调查的时候，城中村的农民和已经划到城区的农民不愿意要城市户口。

　　王景新：经营权是他自己的选择。

　　徐小青：上次跟老百姓谈，村干部真希望股份合作制，干脆给我划成股份，村民坚决不干，抵制的非常厉害。我们研究考虑分析这些问题，各位发言中我觉得都谈到了。

　　李民：咱们有多少人在农村还有根，我觉得不是太多，都没有根了，都这么关心这个问题，根就在农村，有地的人又关心到什么程度？

　　徐小青：最后这个报告我还没细看，我粗粗看了一下，这个还得再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