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发展中国论坛（CDF）与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4月5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尚希。(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发展中国论坛(CDF)与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4月5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尚希。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尚希：钱是个大问题，刚才辜主席谈到的，实际上就是公共服务怎么全覆盖。

　　说起来，钱好象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啊、硬件设备的建设啊、享受的公共服务设施啊，等等，实际上钱的问题还涉及到，你在全国范围内怎么很好的配置，因为公共服务有教育的钱，中央要有很多转移支付下去，现在的转移支付是按照跟户籍挂钩的，你原来户籍在哪这个钱就相应到了哪。按照户籍的所在地，来配置这些教育资金。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你的公共服务和这个人就脱节了，两张皮。

　　我们这些年已经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像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但是人带着小孩出去了，到外头打工去了，所以城里有很多打工农民工的子弟，但这些钱不是跟着人安排到了他打工的所在地，而是在他的户籍所在地。为什么导致这种脱节？为什么不能让钱的安排跟着人走呢？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人口管理的问题，你不知道这些人到哪去。

　　辜胜阻[微博]：流动的。

　　刘尚希：流动的，今年在这儿，明年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情况下这个钱就很难跟着人走，这也导致公共服务和这个人就脱节了。所以，我们这些年尽管对公共服务投入的力度是加大了，但是对农民工来说，比如对在城市里的2.6亿人来说，实际上很多是享受不到的，这实际上是个大的问题。

　　从财政方面改呢，涉及到财政体制，财政体制在各个地方，这些公共服务是由谁来提供更合适？是中央来提供还是由地方来提供呢？我们这个体制现在主要还是由地方来提供，那地方提供地方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按照现在一般的财政理论来讲，说公共服务，应当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因为他了解老百姓的偏好，不就是这个理论吗？但越是按照这个理论越不行。按照现有的体制，按照户籍把这个钱落下去了，但是也导致了这种脱节。

　　那我现在说，那你不按户籍，按当地的所在地常住人口来提供，也可以尝试这种方式，这里有多少常住人口考虑公共服务配置的问题。但常住人口在这里头也遇到一个问题，常住人口很多人也会流动，而且在区域中间不断的选择、流动，你配置了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后，但过一段时间情况又变了。

　　辜胜阻：东莞是，发展民办教育，人走了民办教育也就没有了，但是政府给这个民办教育补贴。

　　刘尚希：东莞的情况，完全靠政府拿钱他拿不起，他根本没这么多钱。

　　辜胜阻：而且拿了以后，这些人走了这个学校就废了。

　　刘尚希：所以地方政府不打算给农民工子弟学校投入更多的财力，东莞、昆山都说这些人培养半天最后都走了，白花钱，所以地方政府就不太乐意干这个事儿。他乐意干什么呢？这些打工的农民工给你简单的培训培训，这样的事情他愿意做，但是做长期的考虑就比较少，这样就造成很多矛盾了。

　　照理说，应该按照常住人口中央配置资源，具体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比较好的，但常住人口他本身也是处于流动的状态。

　　所以，曾经想过，教育问题，能不能给农民工和常住人口发教育券，这可以解决入学前的问题，但是突然人来了，一个城市的学校不可能一夜之间盖起来啊，这也依然有问题。

　　所以，钱的问题确实很关键，但是钱它主要是要提供公共服务，那公共服务怎么和流动的人口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张皮？这实际上就有体制性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的管理问题，还有你能不能随时动态的掌握这个人的情况，或者我们能不能通过规划引导这些人的流向，可预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可预期，北京市流动人口多少？原来说2000万，按现在早就超过这个规划了，人的流动根本就不可预期，那怎么投入呢？硬件设施的建设，公共服务不像吃饭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试图有这么一个规划以后，使人口的流动变得可预期，让公共服务的配置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也能可预期，这样才可能真正的解决这个人和公共服务脱节的问题，要不然就很难解决。现在处于流动性、不确定性非常大的情况下，农民感觉到规避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两头占，农民觉得进城是有风险的，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相当于就是保险绳。

　　辜胜阻：有一头是不稳定的，城市这头不稳定。

　　刘尚希：对啊，进城他就相当于冒险，但虽然冒险能获得更高的收益，根据他的经验来判断应该说更好，所以他必须系着这根保险绳，那就是两头都要。他作为农村户籍人口，那公共服务也不能少，这样一来导致公共服务的提供给他的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都要考虑，就是一个人占两块，只考虑一头不行，原来觉得你放弃农村户籍就进城了，实际这是一厢情愿，做不到的，现在城镇化成本越来越高，尤其农民意识到农村户籍含金量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越来越不愿意放弃了，现在城里人也愿意到农村去，空气也好、水也好、自己种点地，农民也越来越认识到这很好，但临时到城里挣点儿钱，虽然有风险。

　　所以，现在城镇化发展制度不是吸引农民进城，而是更加把农民挤出去，因为在城镇居住的风险越来越大，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雾霾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他更加占两头，这样政府就得考虑两头提供公共服务，他回农村考虑提供农村的公共服务，大量的人进了城了，我们统计2.6亿人，那就要考虑这些人在城里需要的公共服务，包括住房、交通设施、学校、医院，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考虑。

　　所以，我们的确要提供双份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才能满足当前的城镇化状态。所以，我称之为我们国家的这种城镇化跟西方国家的城镇化比较起来，是一种弹性的城镇化，它是在两边之间不断的尝试，有一部分人觉得在城里能站稳脚跟了，在城市里就沉淀下来，但相当大一部分人沉淀不下来总是处于流动的状态。所以这是迂回的城镇化，而西方城市占不住脚就进贫民窟了，我们虽然这种城镇化风险比较高，但成本比较小，尽管在这方面付出成本，我觉得这化解了社会稳定的风险。

　　辜胜阻：农民说户籍改革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你要把我的户籍改革我还不愿意。

　　刘尚希：实际上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放在前头，户籍改革要放到后面，让农民享受跟市民的服务一致，户籍实际上是个名义的东西，公共服务提供好了户籍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如果先改户籍公共服务没跟上，那改户籍也没用，户籍的含金量等于是不断下降的，在武汉不就出现这个情况，找一些农民工问他们愿不愿意在武汉落户？农民工说不愿意。以前一些舆论指责责任，让农民两边跑，不能在城市里稳定下来，现在是农民自己没有意愿在城市里。所以，这就涉及到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管理，在城市居住的成本以及风险，另一方面是农村户籍对农民来说是根保险绳，他也有一种预期，中国基本国情人多地少，地肯定会越来越值钱，老百姓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地他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

　　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的难度实际上就加大了。所以我在想，在某种意义上到底是什么城镇化还得讨论讨论，还得重新定义一下，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跟其它国家的城镇化可能不是一个概念，可能要重新想一想。

　　刚才讲的是农民异地的城镇化，那如果考虑就地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老百姓更容易接受，但这好象跟我们现在讲的城镇化不是一码事了，所以要重新理解城镇化。城镇化的问题，从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城镇化并不是非常成功的，像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有的国外学者也讲过，现在西方的城镇化实际上也是不可持续的一条路，这里也有很多教训，看起来国外这些城市都相当不错了，但如果我们现在以更长远眼光来看，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实际上也不可持续，也出现了逆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倒过来嘛，如果我们看逆城镇化的过程我们更加要考虑我们现在城镇化的内涵和路径。过去讲，规模化、集成化，但现在分布式能源、互联网快速发展，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这样？我觉得要重新琢磨这事儿。

　　我就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