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以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来源 经济参考报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货币政策调控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依靠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确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助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潜在增长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供给侧改革是与以前的需求端管理相对应的。过去我们强调需求管理，用得比较多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的是解决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供给侧改革，更重要的是强调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服务的总体效率。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等专家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分享了各自观点。 孙国峰： 以优化结构为重点引导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孙国峰表示，金融的重要性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是基础，是重中之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货币政策调控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货币政策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与往年相比，这个提法第一次将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挂钩，为我们判断稳健货币政策是否松紧适度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稳健货币政策力度把握是否合适，主要看货币条件是否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总体平稳，结构优化，既避免货币政策失之于松，导致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新增债务过度扩张；也避免货币政策失之于紧，导致货币政策信用收缩，全社会信用收缩，金融存量债务兑付压力过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相对较高的储蓄水平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下，住房货币化和金融深化，以及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等因素影响，我国M2增速往往高于名义GDP的增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更趋于轻，住房货币化、储蓄结构、融资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相对慢一点的货币增速，可以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同时，货币政策也通过更多建立激励相容机制，运用市场化手段调动银行积极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能力和效率。 在总量稳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优化结构上下功夫。具体来看，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主要围绕缓解银行货币创造面临的资本、流动性、利率三大约束开展了工作。总的来看，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银行作为货币创造中枢的作用得到发挥，政策传导持续改善，促进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平稳增长避免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竞相收缩。 第二，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人民银行着力创新和运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货币政策的总量功能和结构功能是分不开的。总量功能是结构功能的前提，管好总量，才能为优化结构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如果总量管不住，就会导致结构扭曲的固化。 调结构有利于提高宏观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资金的周转运用，更好地发挥存量货币的作用，减少对新增货币的需求，有利于控制总量。同时，结构引导有了成效，信贷资源也能流向更有需求、更有活力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撬动金融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社会福祉，实现更好的总量调控效果。 近两年我们出台了比较多的结构性支持措施，通过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有效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是行之有效的，金融机构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提升，融资成本也有所回落，对冲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经受住了外部冲击的考验。 在货币政策发力的同时，我们注重发挥货币、财税、监管等政策的合力，强化预期引导作用，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及时回应市场关注焦点，提升央行信誉，这些也都是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优化货币政策调控，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金融方面最主要的着力点，就是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要点：一是从供给侧入手，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大力改善金融供给能力，提升金融供给效率；二是从结构性入手，要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从制度上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三是从改革入手，运用改革的办法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人民银行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一是以银行永续债为突破口，补充资本；二是确立“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框架；三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市场机制。发挥好利率和汇率作为资金要素的内外部价格的作用，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等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孙国峰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经济环境有不确定性，从国内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韧性持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金融风险趋于收敛，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面对这些内外部挑战，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用好和创新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强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和“六稳”的要求，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稳健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良性循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 李扬：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实体经济进行 李扬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次战略性转型。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端的宏观调控手段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存在于实体经济层面，结构方面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路径方面。如果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增加供应、增加机构、增加贷款、增加产品很有可能误入歧途。 “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明确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李扬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生产要素层面，主要目的是提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着眼于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着眼于体制机制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质量效益的共同提高。既然金融是第二性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依靠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确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助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潜在增长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李扬认为，在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次根本性战略改变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五个方面。 第一，调整金融结构。金融结构必须根据实体经济的需要进行调整，“实体经济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下一步，实体经济要发挥稳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为了实现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健全分工合理的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形成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二是资本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三是在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针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 第二，要管理好金融风险。管理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要特别注意这样三个表述：一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防范化解其金融风险不是无本之木，不是无源之水，最根本的是要把实体经济搞好；二是“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稳增长在多数情况下是占优的；三是“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之间，高质量发展是占优的。 第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应特别关注三方面进展：一是完成“三率”市场化，即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二是破除金融的所有制偏好，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高效率的服务；三是加强金融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对于经济和金融来说，科技任何时候都是主角。在实体经济领域，科技的产业化是发展重点，在金融领域，金融科技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二是，警惕金融科技被泛化的危险。发展金融科技关键要解决真问题，包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整个金融业的信用基础，为监管当局提供各种经济活动的流转轨迹，让所有的金融业参与者能够非常准确、及时地表达自己的偏好，降低金融服务成本。“金融科技在中国方兴未艾，不要让它走到前几年的互联网金融的老路上去。” 第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少不了对外开放。我们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形势变化，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确定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提高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注意防范风险，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参加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造。只有这样，我国方能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下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战略，对于这个新战略首先必须清晰地理解它，然后确定发展方向，中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指日可待。 黄益平：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金融的效率 黄益平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在进行。为什么现在中央和地方突然都觉得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金融效率在下降。近些年，各种文件中经常提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自己玩自己的，资金在金融领域内部空转。为什么要这么做？需要分析具体原因。一个重要指标是分析边际资本产出率，即每生产1个新的单位的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每支持1个新的单位GDP增长需要增加3.5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而如今每支持1个新的单位GDP增长则需要6.3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同样的资本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变得越来越弱，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为何在减弱。总之，金融的效率似乎是在下降。 第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07年以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缓步上升，主要是因为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非常稳定，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问题，主要依靠的是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和政府兜底。我们常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增长，一些低效率的东西，一些金融风险、坏账和不良资产最终都被化解掉了。政府兜底保证了投资者不会因为金融问题出现恐慌，支持了金融稳定。“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政府兜底也在变得越来越难。” 其它问题还包括跨境资本流动、高杠杆负债等。最令人担心的还是边际资本产出率不断上升，金融效率下降。不管继续如何增加投资，也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和产出。如果要求政府来承担所有这些风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释放一些局部风险，求得总体的系统性稳定。 第三，多种金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以前，老百姓主要把钱用于银行储蓄或者买房。现在老百姓对于资产性收入的金融服务需求变得越来越高，资本市场的表现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二是企业的融资问题。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支持小微企业，帮助他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融资渠道不畅通，资金成本高的问题，这也说明金融似乎并没有特别好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黄益平认为，今天讲的供给侧改革是与以前需求端的管理相对应的。过去我们强调需求管理，用得比较多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的是解决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供给侧改革，更重要的是强调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服务的总体效率。 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银行占主导，二是政府的参与度较高。这种金融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了大企业、制造业企业快速发展。同时，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支持有限。因为，传统银行都对风控有严格要求，要看历史数据，即利润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表，是否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和政府担保。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是今天更加突出，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人均GDP是2600美元，处于全球的中低收入水平；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成本水平也在上升。过去我们有低成本优势，今天这种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中国经济要继续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随着成本的提高，不断通过创新来支持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增长。中国的创新70%是由民营企业来完成的，如果再不能很好地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必将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至于金融如何满足各个阶层的合理需求，黄益平认为，关键在三方面推进改革。 第一，扩大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这个领域里面，需要考虑适度调整准入门槛，让更多的、多样化的金融机构进来，为多样化的企业提供服务；第二，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三，改革监管框架，主要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黄益平特别提出，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金融科技的作用，解决获客难和风控难的问题。[详情]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路怎么走？——来自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的观察和思考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张千千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在日前举办的2019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来自监管层、学术界的权威人士进行了探讨。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在若干方面不太适应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要加快与新增长动能相配套的金融改革与创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说。 他认为，要放宽准入，发展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要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集中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企业成长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金融供给不适合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金融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增加机构、增加贷款、增加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的是生产要素层面的事情，着眼于提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金融结构的调整，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和体制机制创新。” 李扬认为，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有效形成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这决定了我们市场是不是能够获得准确信息，是不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如果一些参数不准确的话，会误导资源配置。”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融资结构的问题。“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关系，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比例问题，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组成要素，不同的功能定位。如果组成要素和不同的功能定位能够优化，就能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表示。 他认为，一国整体融资结构的安排，往往内生于经济社会体制多种因素，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实体经济需要、制度体制环境、金融消费习惯以及传统文化都有关系。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融资结构，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体系才是最优的，也才能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北京金控集团董事长范文仲认为，伴随未来金融竞争重点的改变，国家和城市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他建议，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是做好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把金融基础设施规划置于城市发展规划、交通发展规划同等重要的高度，制定兼具前瞻性和公平性的数据资源分配使用方案，让金融基础设施从规划开始，就具有正确的导向。[详情]
易纲：县域农商行降准释放3000亿资金 央行行长易纲。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5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在京举行。在这场规格颇高的论坛上，来自“一行两会”以及多个部门机构的官员、学者透露了不少重要信息。 央行行长易纲透露，县域农商行降准分三次落实到位，释放出3000亿资金。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谈到金融开放时表示，在减少机构准入数量限制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审慎性监管。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则透露，目前证监会正在统筹推进新三板和其他板块的改革，研究优化新三板的发行、交易等制度安排。 对于更宏大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预判，今明两年中国经济会保持6%的增速，进入中速而又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而推动经济增长有五个新的动能。 焦点1 小微企业融资 易纲：县域农商行降准分三次释放3000亿资金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央行行长易纲透露，截至今年4月，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数是10万亿，同比增长了20%，支持小微企业2300多万户。 “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金融的供给不适合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金融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问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易纲说。 易纲说，央行等采取的一些针对性措施，其一是运用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我们今年1月份又降低了准备金，同时在5月15日开始对县域的金融机构实行比较低的准备金框架。我们5月15日对一千多家农村商业银行，把它们的准备金从11%降到了8%，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下降了3%。这3%我们准备通过5月15日第一次，6月17日第二次，7月15日第三次，分三次把钱落实到位，这样释放出3000亿人民币，三个月每次释放1000亿，能够使1000多家县域农商行均匀地运用到这批增量的钱，主要用于发放小微和民营企业贷款。” “总的来看，前期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今年4月，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数是10万亿，同比增长了20%，支持小微企业2300多万户，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和相关部门一起积极配合，确保实现今年国有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的融资成本降低1%的目标。 焦点2 金融开放 王兆星：不断完善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监管方式 2018年，银保监会宣布15条银行保险业开放措施。今年5月1日，银保监会再次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 王兆星在论坛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5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41家外国银行法人，115家外国银行的分行和153家代表处，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已经达到982家。境外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59家外资保险机构和14家外资保险中介机构，下设分支机构达到1800多家。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已表达了在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投资的意愿，并已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提出了准入的申请。 “在金融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银保监会继续加强监管的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不仅要确保把门开得开，开得大，而且也确保金融的安全稳定。”王兆星说，银保监会要不断完善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和方法，确保开放稳妥有序。“在减少机构准入数量限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审慎性监管。确保引入机构具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良好的风控能力和充足的资本实力。”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办公厅主任肖远企在谈到金融开放中风险防控话题时表示，要把握好外资活跃度的“度”。他表示，外资的参与度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结构总体活跃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因素。但是这个度如何把握，既要尊重规律，服务这个体系的需求。同时，也要做到能够防范、控制好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活跃度高的金融体系，比活跃度非常低的金融体系更加有效率，也能更加满足和适应经济社会和金融消费者的金融需求，也更有利于金融稳定。但是活跃度怎么把握，在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里面，各种机构的参与度，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合理水平，现在缺乏实证研究。” 易纲透露，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不断深化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支持资本项目便利化的政策试点，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等政策在北京落地。 焦点3 资本市场 阎庆民：正在统筹推进新三板和其他板块改革 如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平台？阎庆民说，“当前推动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起步、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是证监会的首要工作。我们也将助力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大企业上市的培育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利用科创板的机遇做强做大。” 关于统筹推进新三板市场改革，阎庆民表示，“目前，我们正在统筹推进新三板和其他板块的改革，研究优化新三板的发行、交易等制度安排，改善市场的流动性，提升市场融资、交易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和吸引力。” 阎庆民还指出，要协调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从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出发，研究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将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扶持中小微企业产业政策措施的应用平台，形成和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联动发展的格局，更好地发挥好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作用。” 阎庆民表示，将助力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加大企业上市的培育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利用科创板的机遇做强做大。今后全国有了科创板，未来我们努力力争探索做一个科转板，把我们的技术、专利，利用我们的技术市场，转化成应用生产力。要提升监管的效率，各方面协调联动，平衡掌握好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 焦点4 中国经济 刘世锦：经济增长有五大动能 刘世锦主要谈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思考。 他首先提出，今明两年中国经济会保持6%的增速，进入中速而又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而推动经济增长有五个新的动能。 第一个经济增长的来源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其中，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领域的成本比有些发达国家要高。此外，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受阻。“未来可能有大量的城乡居民想要进城，城里人也想下乡，要想办法打通城乡要素的阻碍。今后若干年，中国70%以上的新增长动能在大都市圈（的发展）。” 第二个增长来源是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升。第三个增长来源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四个增长来源是，中国在有些领域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转为部分的并跑以及在少数领域的领跑。但是也需要弥补基础教育的短板，形成有利于新的思想脱颖而出的环境文化和制度。否则，中国的创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能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 此外，中国经济第五个增长来源在于绿色发展。“不能把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对比起来，绿色发展将会带来消费的新动能、创新的新动能、增长的新动能。它不仅是做减法，更重要是在做加法和乘法。”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谈了中国经济的挑战和应对。 他表示，面对内外部挑战，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用好和创新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强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和“六稳”的要求，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陈鹏[详情]
来源：金融时报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5月30日在“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当前，直接融资已经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要充分发挥好科创板对科技型创新企业的支撑功能，统筹推进新三板市场改革，协调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更好地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作用。 金融业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一支柱产业。阎庆民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增强金融工具的有效性、灵活性，鼓励金融机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升级等方面，创新投融资一体化和综合性金融服务，在副中心建设、冬奥会等首都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设计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精准、高效地支持首都发展。 我们还要支持产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为文化产业和科创企业提供资本支撑。”阎庆民表示。北京依托首都的资源，近年来，着力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为科创和文化类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北京市科创板的辅导备案企业居全国首位。北京目前170家准备上市公司中，有51%以上都来自中关村科技园区。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机构体系。当前，北京地区的证券金融服务机构数量众多，对外开放程度高，形成了围绕资本市场完整的服务产业链。在优化证券金融服务结构体系建设方面，阎庆民认为，要推动证券金融服务机构的高质量发展，提升证券期货行业的对外开放和创新融合水平，推动证券期货行业的双向开放战略在北京落地。除了核准瑞银证券作为全国首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之外，推进更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在京新设投资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金融机构“走出去”，逐步提高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阎庆民重申科创板对于支持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当前推动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起步，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是证监会的首要工作，证监会也将助力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加大企业上市的培育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利用科创板的机遇做强做大。 阎庆民还表示，证监会也高度重视新三板的发展，积极支持北京中小微企业利用新三板融资壮大。目前，证监会正在统筹推进新三板和其他板块的改革，研究优化新三板的发行、交易等制度安排，改善市场的流动性，提升市场融资、交易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和吸引力，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北京文化中心、科创中心的建设。此外，证监会也着力于协调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从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出发，研究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改革，将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扶持中小微企业产业政策措施的应用平台。 营造资本市场良好发展新生态需凝聚各方合力。阎庆民表示，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机理复杂、自调节自反馈的生态系统，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监管者以及市场各参与主体众多。据了解，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市上市公司的市值达到了13.6万亿元，监管对象达9500多家。这就要求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优化市场发展合力，协调联动，提升监管效率。 阎庆民还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按照看得清、可穿透、管得住的要求，加强风险的分析研判，利用资本市场的自反馈性，有序实现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详情]
来源：金融时报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管的制度建设。在减少机构准入数量限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审慎性监管，确保引入机构具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良好的风控能力和充足的资本实力。”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5月30日召开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金融监管从数量、非审慎限制向质量和审慎制度的转变。从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过程中，开放对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王兆星表示，要充分考量包括外资机构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机构业务特点和风险特征，不断建设更具有兼容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监管规则，促进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在华的健康发展。 自2018年以来，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银保监会在2018年宣布15条银行保险业开放措施之后，又在2019年5月1日再次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包括在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基础之上，进一步放开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持有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保险机构持股比例的水平；大幅削减对外资保险和银行机构设立的数量限制；扩大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外资资本进入非银行金融的范围和领域。 数据显示，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外国银行业、保险机构在华机构的数量不断增长，截至今年4月，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5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41家外国银行法人机构，115家外国银行的分行和153家代表处，外资银行营业机构已经达到982家。同时，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59家外资保险机构和14家外资保险中介机构，下设分支机构达到1800多家；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32家代表处。 王兆星表示，在金融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银保监会继续加强监管的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不仅要确保把门开得开、开得大，也要确保金融的安全稳定。 王兆星具体谈到，要按照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原则，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准入条件，不断扩大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经营范围和空间，吸引更多具有专业特色和专业优质、专业竞争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进一步丰富我国的金融市场主体，不断改善金融供给；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外资机构的行政许可事项，将更多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的监管；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程序，提升审批效率，提高透明度，不断提高外资金融机构经商的便利条件；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提高监管有效性，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 此外，王兆星还表示，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学习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监管实践，补齐监管制度短板，更好地完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确保监管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 “我国银行保险业这一轮新的开放措施覆盖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将进一步显著提升中国银行保险业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彰显了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也彰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在当天的发言中，王兆星还介绍，目前，各项开放措施正在陆续落地，市场、国际反应非常积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已表达在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投资的意愿，并已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提出了准入申请。“我们欢迎有意愿来华投资的各国金融机构与我们新的开放政策相对接，我们将继续坚定地履行承诺，创造有益的中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共同发展的监管环境。” 王兆星最后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不断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和提升监管水平的基础上，银保监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在此，也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加强改革开放，坚持开放共赢，实现共同的繁荣。[详情]
原标题 易纲：确保今年国有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 来源：金融时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5月30日出席“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时表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难题。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和相关部门一起积极配合，共同努力，确保实现今年国有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降低1%的目标。 “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金融的供给不适合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金融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易纲说。 近年来，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以“几家抬”的方式形成政策合力，通过设计信贷、债券和股权融资“三支箭”的政策，千方百计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推动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融资成本。 一是运用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今年1月份又降低了准备金1%，同时在5月15日开始对县域金融机构实行比较低的准备金框架，对10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从11%降到8%，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3%。此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于5月15日、6月17日和7月15日分三次实施到位，共释放出3000亿元，每次释放1000亿元，这样能够使1000多家县域农商行，均匀地将这批增量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小微和民营企业贷款。 二是通过定向中期借贷便利，使小微企业融资也享受比较低的利率。今年以来，已经实施两次定向中期借贷便利，余额是5200多亿元，同时再贷款、再贴现力度都比较大。 三是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债方面，去年10月，创设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实际上相当于CDS，对民营企业发债的信用进行担保。目前，支持工具发行了87只，金额将近400亿元，由此带动发行的民营企业信用债数量是这一金额的几倍，带动作用很大。 总体来看，前期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今年4月，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万亿元，同比增长20%，增速比上年末高5%，支持小微企业2300多万户，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易纲指出，去年以来，人民银行等积极落实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博鳌论坛上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截至目前，除了个别项目外，这些措施已经基本落实到位。此外，人民银行先后推出了开放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的准入条件，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性的进展，债券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中国。 易纲还表示，支持北京加快金融改革开放、发展高质量的金融产业。近年来，北京金融业的发展环境不断完善，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一如既往支持北京发展高质量的金融产业，支持国家金融业改革开放政策在北京落地，支持金融街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的建设。其中包括继续支持国家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北京落地。 过去几年，央行积极支持一些评级公司还有一些国际上先进的金融机构在北京落地；取消了北京市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优化北京金融环境；在中关村开展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化和外债便利化的政策试点，积极支持北京市试点跨境人民币业务；北京在全国率先实现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和统一查询，提升了企业获得信贷的便利度。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不断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支持资本项目便利化政策试点、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等政策在北京落地，支持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园区的建设。[详情]
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30日在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面对内外部挑战，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孙国峰表示，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和市场化原则，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和创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货币政策工具，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和运用是重要体现。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经济环境有不确定性。”孙国峰称，从我国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韧性持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金融风险趋于收敛。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孙国峰强调，面对这些内外部挑战，用好和创新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强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和六稳的要求，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稳健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良性循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详情]
本报记者 张 歆 见习记者 孟 珂 今年以来，国际经济、经贸形势风云激荡。在此背景下，5月30日，金融业监管者和业界金融家齐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展开头脑风暴，探讨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和金融业全球治理等重磅话题。 “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银行、新华通讯社、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担任支持单位，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金融街服务局承办。 对于如何加快金融改革开放、发展高质量金融产业？央行将北京市视为了重要抓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透露，央行将继续支持国家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北京落地，例如支持资本项目便利化的政策试点、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等政策在北京落地。 易纲表示，央行将支持金融街论坛发挥品牌优势，支持高端金融要素资源在金融街聚集，推动支持金融业发展和试点在金融街落地，推动外资、外汇政策在金融街先行先试，不断地吸引国际化元素，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拓展业务，指导开展专业性的国际合作，支持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园区的建设。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我国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实践，进一步坚定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信心。截止到2019年4月份，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5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41家外国银行法人，115家外国银行的分行和153家代表处，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已经达到982家。同时，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59家外资保险机构和14家外资保险中介机构，下设分支机构达到1800多家。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机构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和提供的服务已远远超出其资产份额所反映的价值。近年来，各项金融业开放措施正在陆续落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已表达了在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投资的意愿，并已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提出了准入的申请。 王兆星表示，要进一步优化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按照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原则，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准入条件，不断地扩大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经营范围和空间。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外资机构的行政许可事项，将更多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的监管。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程序，优化监管的规则。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认为，中国金融已经站立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处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化的新阶段，面临许多新机遇、新任务。不过，从国际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国际竞争与合作不断深化，科技和金融成为外部压制我国发展的主要利器。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积极应对。 工商银行行长谷澍表示，中国金融运行平稳，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风险隐患依然存在，而且风险的生成机制和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多元。为此，需要建立全市场格局、全风险图谱、全周期管理的风控体系，做到既管好表内，又管好表外，既管好境内，又管好境外，既管好增量，又管好存量，既抓好预防，又抓好处置，既防黑天鹅，又防灰犀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力，才能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谷澍强调，应坚持开放与合作。当前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这既有利于将中国金融治理经验与全球共享，也有利于我们在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进程中学习借鉴成熟经验，深化改革，实现自身高质量的发展，既促进全球市场机遇的挖掘和共享，也为完善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我们的力量。 建设银行行长刘桂平表示，要以更高的站位认识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的金融供给和金融服务来支撑。此外，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要以“二次入世”的姿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要有更加主动的共享意识，高水平开放必须打破保护主义的壁垒，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只有以共享的心态和大格局，才能把我们的朋友圈不断做大，使开放聚人气，添活力。 刘桂平强调，要以三个能力建设支撑金融高水平开放：一是要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力，二是要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三是要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要以专业的水准在全球金融规则的重构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表示，近年来，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取得进展，有效抑制了金融危机的扩散。但是，其固有的缺陷并没有完全消除，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一是治理格局方面，没有及时反映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的管理架构，部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境资本也是大进大出，整个资产价格的波动也非常剧烈，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仍然波动很大。三是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加大金融监管的难度。 刘连舸表示，改革势在必行：第一，现在要考虑到构建更加合理、平衡的全球金融治理的架构。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应当及时调整，持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第二，构筑全球金融治理的安全网，加快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体系，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等方式，平滑金融体系的周期波动，优化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方案，完善全球金融的救助机制，充分发挥相关多边机构，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第三，提高全球金融监管的一致性和约束性，紧跟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强全球监管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配合，防范金融风险在全球的传染，切实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详情]
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30日在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不断深化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支持资本项目便利化的政策试点、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等政策在北京落地。 在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方面，易纲表示，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金融供给不适合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金融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问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易纲表示，前期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和相关部门一起积极配合，共同努力，确保实现今年国有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的融资成本降低1个百分点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将深化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合作，共同为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近年来北京金融业的发展环境不断完善，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北京发展高质量的金融产业，支持国家金融业改革开放政策在北京落地，支持金融街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的建设。 具体看，一是继续支持北京发展高质量的金融产业。近年来，北京在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上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二是继续支持国家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北京落地。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不断深化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支持资本项目便利化的政策试点、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等政策在北京落地。 三是加大对金融街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的支持。金融街集中了我国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聚集了大量的金融机构总部。近年来，金融街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日益完善，已经成为集决策、监管、标准制定、资产管理、支付清算、信息交流、国际合作等为一体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在金融管理的能级、金融机构资产的规模等方面，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 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支持金融街论坛发挥品牌优势，不断向世界发出大国金融管理中心的声音，支持高端金融要素资源在金融街聚集，推动支持金融业发展和试点在金融街落地，推动外资、外汇政策在金融街先行先试，不断吸引国际化元素，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拓展业务，指导开展专业性国际合作，支持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园区建设。[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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