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在中国我们讲的金融科技 更多是普惠金融服务

　　新浪财经讯 5月30日消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街夜话今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夜话的主题为“中国金融创新发展与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黄益平表示，在中国我们讲的金融科技，更多的是普惠金融服务。比如说我们说的支付、投资、保险，，还有其他的贷款等等，在相当长的程度上，中国金融科技到目前为止，他所提供的主要功能，其实第一是扩大了可得性，可获得性。原来一直说普惠金融比较难做，就是在很多方面，传统金融对这些客户觉得有点束手无策，金融科技提供了一个好的技术手段。

　　以下为演讲全文：

　　黄益平：非常荣幸有机会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点看法，我先声明一下，我确实没有做过任何的金融机构，如果哪一天我要做，我一定跟大家说我是清华的，我不会跟大家说，我是北大的。

　　最近有两件事情确实是比较热闹，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金融科技有关系，我本人这几年也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做金融科技的研究，我们在北大有一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包括一些指数和一些研究，我们做的很多是学术研究、政策研究，还有很多国内外的交流，我们每年都会组团，组织国内的这些头部的金融科技机构的高管，和一行三会，现在是一行两会的高管，到IMF去做闭门研讨，是IMF拉加德总裁邀请我们去做闭门研讨。去年我们是6月12号去，今年是6月18号。

　　我说这个的意思，中国的金融科技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关注的地方，我个人一直比较关注，讨论也比较多，交流也比较多。我自己觉得，中国的金融科技和国际上的金融科技，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金融科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从我们很多学术研究方面也能看出来。国外金融科技的研究和关注的更多的是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中国我们讲的金融科技，更多的是普惠金融服务。比如说我们说的支付、投资、保险，，还有其他的贷款等等，在相当长的程度上，中国金融科技到目前为止，他所提供的主要功能，其实第一是扩大了可得性，可获得性。原来一直说普惠金融比较难做，就是在很多方面，传统金融对这些客户觉得有点束手无策，金融科技提供了一个好的技术手段。

　　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国内最近一直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事情从上到下都很重视，改革也是方方面面，刚才李稻葵教授点了好几个地方，资本市场等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我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我怎么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改革。

　　客观的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金融改革是40年前就开始了，我们的改革也是做了40年了。你们可能有的知道，有的可能不一定了解。40年前，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就一家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他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在一起的。后来慢慢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应该说改革一直在路上。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变得这么突出，觉得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过去一直说金融改革，现在忽然加上了很多修饰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可能是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金融的效率可能在下降。比如说过去几年经常听到政策文件当中提到的一件事情，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说实话，因为我曾经在金融行业工作过，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抵触情绪的。大家感觉金融部门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不支持实体经济。按道理来说，这个钱要是不取自实体部门，没有产出，金融部门是活不下去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是我们需要分析，具体来看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们做经济学分析，看其中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叫边际资本产出率，每生产一个新的单位的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这个数值一直在来回波动，基本上是在3-5之间振荡，但是到了全球危机爆发的前夜，3.5，现在已经到了6.3，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每支持一个新的单位GDP增长，十年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增加3.5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今天需要6.3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你也可以说，同样的资本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回应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减弱，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总之，你可以说金融的效率似乎是在下降。

　　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问了李稻葵教授，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我们所构建的一个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数，你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确实是来回振荡，总体来说，2007年以后缓步上升，现在基本上处于比较高的位置。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过去改革开放30几年，40年，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稳定，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恐怕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持续的高增长。我们国内有一个说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即使你有一些低效率的东西，有风险的东西，只要你持续高增长，很多风险是可以被消化掉的，而我们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实现了持续高增长。所以有一些金融风险，有一些坏账，有一些不良，但是最后都被化解掉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政府兜底。起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保证了投资者不会恐慌，我相信大家可能记得，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银行的平均的不良率是超过30%，但是没有形成银行挤兑，并不是说老百姓对于银行的资产有信心，而是大家觉得，只要政府在，放在银行的钱是保险的。所以这是我们过去支持金融稳定的一个基本的方法。但现在来看，这是很难持续。

　　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往下走，现在似乎是在不断的往6%走，今年能够维持在6%以上，还是6%左右，还有待观察。

　　另外一个政府要兜底，可能变得越来越难。刚才李稻葵教授说他最担心的是跨境资本流动，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这个如果是一旦爆发，是比较难管理的，其他的一些金融风险也有很多，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很担心所谓的高杠杆的问题，不管是看总体的杠杆率，政府的杠杆率，看企业的杠杆率，看居民的杠杆率，在全世界都属于是比较高的，尤其让人比较担心的是持续高增长。高增长的杠杆其实是比高水平的增长更加令人担心，这确实是一个令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在短期内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杠杆率最高的是什么地方？第一是国有企业，第二是地方政府。这两个高杠杆，多少和中央政府的信用是有一点关系的，不一定是完全支持，但是多少有一点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债券市场，债务市场崩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最值得我们担心的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前面那张图，就是当我们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不断的上升，其实已经超过了过去改革期间正常的区间，还在不停的往上走，走到极端是什么情形？就是我们不管再怎么投资，再也没有新的经济增长了，就有一点类似于我们过去听到的日本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你的金融效率低到，不管你投入多少资本，经济都不会有产出了，这是令人担忧的。但是确实是我们看整个经济当中，大家讨论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领域。我刚才说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问题，高杠杆负债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和其他的一些领域，其实还有很多。所以如果要把这些所有的风险，都由政府来承担，其实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考虑要处置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甚至要释放一些局部的金融风险，来求得总体的系统性的稳定。

　　第三个，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实体经济当中一些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我举两个例子，对于居民来说，老百姓我们过去的储蓄率很高，但是钱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一般是两个地方，要么是放在银行，现在的存款利率大概是2%左右，要么是把钱买了房地产，客观地说，老百姓感觉这样的投资机会，要不就是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要不就是机会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大。所以其实是随着我们未来的收入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的下降，老百姓对于资产性收入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客观的来说，刚才李稻葵教授也讲了，我们的股票市场做得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债券市场也没有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前几年，曾经有人说，如果是我们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一部分老百姓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去支持资本市场，这样的话，老百姓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我们国家也就实现了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就会直线上升。后来过了三五年回头一看，没有发生我们当时预料，当时希望的情形，发生的情形是，确实有一部分老百姓把钱从银行拿出来了，但是没有去投资资本市场，而是去了很多影子银行，去了很多金融科技的领域。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说明了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够健全，老百姓的金融服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第二个，企业的融资问题，这个问题大概就变得更突出，我自己的印象，在过去几年，几乎就是每隔三到四个季度，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都会出台一个文件，支持小微企业，帮助他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的融资渠道没有畅通，有的时候资金的成本非常高，这是我观察中国今天的经济、金融形势，确实能看到一些似乎金融没有特别好的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可能也说明了，为什么今天提出来，要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讲供给侧，一定是和以前需求端的政策相对应的，需求端的政策，过去我们用得比较多的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般是为了解决短期的经济周期的问题。我们现在强调供给侧的改革，可能更重要强调的是经济效率的问题，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给大家看的第一张图，边际资本产出率能重新开始往下走，就是我们总体的金融服务的效率会提高。要理解这一点，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大的问题，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4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在40年前，我刚才讲，只有一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我们总体的经济体系，包括金融，都是中央计划的一个部分，所以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很少。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40年以后，金融体系，政府干预的程度，我在这上面放的图叫金融抑制指数，其实衡量的是政府对于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这个干预可能包括对于利率，对于汇率，对于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等等的管理，甚至包括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控股等等，各个方面都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中国，最上面的数据，1980年的时候是1，市场化的程度基本上是很低，几乎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刚刚开始。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指数到了0.6，我们40年来，确实一直在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但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改革如果做一个国际比较。第一，和其他转型经济相比，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的步伐确实是相对比较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俄罗斯，俄罗斯经济改革比我们晚开始起码十年，但是他今天金融抑制的指数已经到了0.4，我们的指数是0.6。第三，我们把中国在2015年的数据和全世界同一年的130个国家的指数做一个对比，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指数在全世界130个国家当中，排第14位，虽然我们推进市场化改革40年，但是我们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干预的程度，相对而言仍然还是比较高的，这是简单的，再把这个图用另外的格式来展示一下，纵轴就是刚才说的金融抑制指数，横的就是我们讲的，银行在总的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全世界做一个比较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银行主导，第二个特征，我们的政府的干预相对来说还比较高。客观来说，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如果作为一个学者，我可能会说，为什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这么慢，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指数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我们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经济表现是非常好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我们的金融体系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我们甚至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把我们的金融体系完全放开来了，中国，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把金融抑制指数都拉到0，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上面写了几个简单的数字。80年代的时候，如果全部都放开来了，我们的增长速度会减少0.8个百分点。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方向已经开始逆转了，金融抑制，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干预，他是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因为他会降低效率，他可能会遏制金融发展，同时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他可以快速的把储蓄转化成投资，他可以支持投资者的信心。我开一个玩笑说，如果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就像俄罗斯那样，甚至比他更加极端的把我们的金融体系完全放开来，由市场来决定，我可以保证，肯定地说，在过去40年，我们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金融危机了。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说，有一些政府干预，他一定是不好的。市场机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市场机制是完善的，监管框架是有效的，这个也跟刚才李稻葵教授讲的他的担忧跨境资本流动有关系。很多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放开来了没有问题，经济非常健康，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放开来就引发了金融危机，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理解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

　　但是客观的事实，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确实碰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包括前面讲的金融效率在下降，系统性风险在上升，第三是一些金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我们讲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客观的来说，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中国的金融体系，政府干预还比较多，同时银行占主导，这样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擅长支持一部分企业，但不擅长支持另一部分企业。那么我们简单的说，银行做传统银行做风控，一般看什么？简单的来说，就是看历史数据，看三张表，利润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还有一个是现金流的表。第二，看你有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第三看你政府有没有政府担保，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传统的银行，确实是比较擅长于为大企业、制造业企业和粗放式的扩张提供金融服务。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换句话说，我们过去的金融体系对于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歧视，其实一直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没有今天变得这么突出。今天变得很突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

　　2007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人均GDP是2600美金，在全国，全世界大概算是中低收入水平。2018年，我们已经到了将近一万美金，已经到了中高收入水平，再过几年，我们就到了高收入经济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当然我们可以说，收入水平不一样了，但是同时你看到的是成本水平不一样了。过去我们有低成本优势，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低成本优势，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随着成本的提高，我们可以不断通过创新来支持产业升级，来保持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你知道，在中国经济当中，企业层面的创新，主要是由谁来做的？民营企业做的，70%的创新是由民营企业做的，25%的创新是外资企业做的，5%的创新是国有企业做的。到今天这个发展阶段，你再不能很好地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出问题的。过去提供的服务不是很好，但是他不是那么致命的，但是今天就变成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忽然在这几年间，突然大家感觉到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客观地来说，相信大家都理解，之前也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问题，但似乎以前没有变成这样全局性的，宏观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要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用习主席的话来说，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客观的来说，怎样为各个阶层提供各种合理的金融需求。我自己觉得，客观的来说是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扩大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但是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可能需要考虑适度调整我们的准入门槛，让更多的多样化的金融机构进来，为多样化的企业提供服务。

　　第二方面，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配置当中，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说的。最近我们的一些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一般来说就是两条，第一条要求企业，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贷款。第二条，就是要求金融机构把贷款的利率不断往下调。我自己觉得，这是出于非常良好的用意出台的政策，第一条非常重要，第二条有一点金融机构无所适从。简单的来说，在金融体系里面，给谁提供贷款，怎样确定贷款利率，应该说是风险定价，风险定价的意思就是风险比较低的客户，可以享受比较低的贷款利率，风险比较高的客户，应该接受相对比较高的贷款利率，这是一个市场化风险定价的基础。如果我们行政性要求金融机构强制把贷款利率不断往下压，其实是会影响我们政策的效果。这是我们为什么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不仅仅是像我们过去说利率市场化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最后控制金融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今天你甚至可以把他理解为金融机构能不能很好地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基本条件。

　　第三，改革我们的监管框架，主要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些具体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讨论的金融科技在这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简单的说一下，这是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建造的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我们对全国的每一个县，每一个市，每一个省都构建了一个指数，从2011年到2018年，八年的数据，我放在这上面的三张地图，其实是把所有的，每一个地级市，都按照他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分成四个团队。红色的，橙色的，黄色的和绿色的。红色代表发展水平最高，绿色代表发展水平最低。我们这个图给很多人看了之后，很多国际组织和诺奖获得者看完之后都很兴奋。看完之后，他们第一直觉就是金融科技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强的普惠性。这个从第一张地图到第三长地图，他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你会发现，在2011年的时候，全国各地区之间，所谓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水平差异是非常大的，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都是绿色，基本上没怎么发展。但是到了第三张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沿海地区似乎还是相对比较发达，但是内陆地区在快速的赶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非常自豪，我觉得也是很多国际组织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或者是金融科技，在这里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可能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很多传统的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服务会碰到一些困难。一般来说，我们在金融领域里面有一个说法，二八法则，意思就是一个金融机构进入一个市场，最好的策略，就是把最上面的20%的富裕的个人，或者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服务好了，基本上能抓住这个市场80%的规模。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为下面的80%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下面80%的客户一是比较分散，二是融资或者是金融服务的规模都比较小，简单来说成本比较高，也很难给他做风控，难主要是难在两点。第一是获客难，第二是风控难，过去确实做起来比较困难。金融科技，我现在说的金融科技，已经不仅仅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做，很多传统金融机构也在做，刚才建行讲到了在做，很多传统金融机构都在做。你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个平台，把很多的客户，黏在你的平台上，这个时候你就首先解决了一个获客难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小微企业，或者是个人，尤其是农户，他要是在散落在各地的话，其实你要找到这些客户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平台，很多客户，已经在他的平台上很活跃，你能不能把他变成你的金融客户，就是看你的本事，实际上第一是解决了所谓获客难的问题。

　　第二个，当然也解决了风控难的问题，我们知道，你既然没有历史数据，没有固定资产，没有政府的担保，我仍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中国，这方面已经是有世界性创举的，简单的一句话说，线下软信息，线上大数据。线下软信息，就是很多小型的金融机构，像扫地摊一样，对于区域内的所有的潜在客户都了解，都建档，这样的话，你如果来要求提供金融服务，他已经非常了解你，他可以对你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金融决策。

　　在线上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地摊都扫过去，但是只要你在线上有一些数据留下来，他可以对你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我们现在在国内看到的一些机构，尤其是一些网络银行，我调研比较多，比如说腾讯的微众银行，蚂蚁的网商银行，成都还有一家，他们都是用这样的工具来做大量的贷款，基本上都是不跟客户见面的，而且把不良率控制得非常低，一下就解决了普惠金融比较难做的问题。我只能说，这个其实是刚刚开始，这里面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尝试，在我刚才说的业务里面，可能就有很好的监管沙盒的机会。比如说这些网络银行，我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做得也不错，但是他们现在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正规的存款客户，因为我们现在的监管还不允许远程开户。但是网络银行没有线下的分行，你不能远程开户表明就没有任何的存款的客户。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客观上说，新加坡已经解决了，我们去年8月份去新加坡调研，人家已经很成功了，你可以在线上开户，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国内现在还有困难，我们能不能通过监管沙盒里面做一些尝试，你的业务范围，你的空间，一开始做一个限定，但是监管部门和这个机构一起来做，起码可以尝试，做得好可以推开，做得不好，我们可以再想新的办法。

　　所以我特别赞同监管沙盒，我觉得一定要做。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从过去四五年来，我们讨论国内的这些改革，国内各个阶层一直在讨论监管沙盒的问题，就是没有落地，我希望，如果我们真正能有一些好的案例落地，对于我们下一步更加健康的金融科技的发展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黄益平的精彩演讲，您刚刚谈到日本在失去的十年当中，投资效益边际收益率基本接近零，中国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关键点在哪里？

　　黄益平：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市场纪律。你去看比如说在日本当年他的问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是银行和大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讨论日本的这种管理的办法，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创新，因为金融机构要给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你对他不了解。所以日本人发明了一个办法，我直接持股大公司，派人坐在他的董事会，你就可以了解他的企业，可以充分的做好的经营决策。进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有问题了，你变成他的股东以后，有几十亿投进去了，这个时候你再说要不要给他贷款，这个决策，相互之间绑在一起，造成一个大的问题，看上去稳定的时候大家都很稳定，但是不稳定的时候，一下子就崩了。

　　我们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们一定意义上来说，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全球危机以后发现的一个现象，国企的杠杆率略有下降，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民企的杠杆率是在直线的下降。这个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正常的现象，经济下行，全球金融危机，民营企业正常的反应，就是减少杠杆，尽量放缓扩张。但是从长期来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平均而言，国企的金融效率、投资效率就是比民企的效率要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要支持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简单的一条，现在政府叫竞争中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核心，不管你是国企还是民企，简单的来说，都是中国的企业，大家真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把中国的金融资源，以最佳的效率利用起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并没有那么悲观，觉得我们会碰到日本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条线一直走下去，那还是有风险的。

　　主持人：

　　谢谢黄教授，感谢您的精彩回答，同时感谢您的精彩演讲，我们也希望在座的所有金融机构们一起携起手来激活中国的金融效率，能够充分的发挥金融资源的配置，真正让中国金融在当前面对全球金融风险和全球风云变化的时候，能够筑起自己的一道城墙，同时走好长远的稳健之路。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