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商转型风向标

　　本刊记者 李玉申 特约记者 方得力 发自温州

　　特别关注温州商人这个群体，缘于央视可能在明年春节期间播出一部片名为《温商》的电视专题片。

　　“片子这个月已经开始在外地开拍了，不过还没在温州取景。”2006年6月27日，温州市委宣传部文化处的一位负责人向《商界名家》透露，“片子是一部反映温州人的8集大型电视专题片，由中宣部和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温州市委、中国作协和中国音像协会等部门联合拍摄。片名暂定为《温商》，明年春节期间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据此人介绍，“省里对此很重视”，相关部门还于今年4月在温州专门召开《温商》剧本策划、研讨会。

　　专门为记录某个地级城市的商人轨迹而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温州商人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温州模式”一度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代名词，温州商人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历程中，充当了太多“第一”的角色。

　　如果说，关于“温商”的成功诠释有一千种版本，那么，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关于“温商”的未来则有一万种可能。眼下的温州商人无疑已从白手起家，以勇求胜的草民创业“蝶变”，不缺资金，不缺资源，不缺机会，完全成为一股可以在中国乃至国际市场呼风唤雨的商业势力。

　　那么，温商究竟还缺什么？

　　《商界名家》记者走进温州，试图感受温商转型最真实的脉动。

　　“品牌温州”已见胎动

　　《商界名家》记者穿行在温州工业区中，映入眼帘最多的就是各种工厂——皮鞋、服装、打火机等。厂房不高，规模也不大，即使是在全国叫得很响亮的知名品牌的总部和厂房，也没有之前想象中那种逼人的气势。而在温州的老城区，则是另一番景象：房子甚至有些破败，但是却是异常密集，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

　　它是如此之小——的士费不会超过起步价10元，要到对岸的永嘉县就要通过轮渡，但是这里却让很多人——懂商的，不懂商的都投以关注的目光。根据有关部门的粗略统计，目前温州有中小企业30多万家，占据了本地经济主体的99.99%，在全国各地，有上百万温州人创办企业3万多家，个体工商户37万户，在天南地北建起了40多万个销售网点，构筑了庞大的市场网络。

　　“大部分温州民企在原始积累阶段也都是带着血的。”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并不只是一味替本地的民营企业说好话，但他也反复强调“温州人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和能力，认为这才是温州人身上最宝贵的财富，也应是外界关注温州商人的核心问题。“至于什么叫‘特别能创业’，这个你就慢慢体会吧。”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商人”，温州商人在创业阶段的确有很多共同的成长基因，第一代温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一开始也没有雄厚的资金，虽也有人成为一闪而过的流星，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他们法宝何在？采访中，有人笑称：早些年，你今天在电视上看到外国时装周上那些最新潮的时装，用不了多久，在温州市场上就会出现极其相似的款式，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他们的做法是：先委托国外的亲戚在服装节上以高价购得新产品，乘飞机带回温州，连夜拆开，从里子到面料，从领口到袖口，从口袋到门襟，一一解剖，然后将式样图交给大师傅做出样板，交给裁剪部门。温州人善于仿造，尤其是在他们的创业初期。不仅服装如此，小到钮扣、打火机，大到皮鞋、家具，他们都能如法炮制！

　　在温州，几乎没有一家企业的商品是以大取胜的，不像宁波、杭州的一些集团，生产空调、冰箱甚至汽车，很多温州企业家都不怕说自己的厂家很小。其中最典型的是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就是这个小小的打火机，温州的企业把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做到了近90%，“小商品，大市场”正是早期“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在温州不计其数的打火机企业中，这种“小”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

　　这种“小”也摆正了温商竞争中的姿态——任何一项工序都是可以有利可图，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工序的规模化生产。温州地处浙南，土质贫瘠，人均土地不足0.3亩，生存环境比较恶劣。正因如此，温州人不自己为自己作主是不行的，温州的许多老板都是出身于修鞋匠、裁缝、供销员，对他们来说，求“小”最起码可以生存——这是一种生活逻辑。而且，在大部分温州商人的意识里，“做老板”永远比给人打工强，为了这个自己做老板的目的，他们可以几代人挤在一起睡地板，“前店后厂”曾是许多温州商人创业初期的真实写照。

　　采访中，很多人都会人云亦云地用“勤劳聪明、勇于吃苦”这样的字眼评价温州商人，这让多年来一直研究温州问题的马津龙感到心事重重：“对温州商人的评价，大众媒体缺少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独到、客观的再认识，以上的那些说法代表了大部分温州商人创业初期的一种状态，但要研究今天的温州商人，他们的个性已经更加分化，不是几个词语就能概括的。”马是温州大学教授、温州经济学会的会长，在《商界名家》记者面前，他不愿意把当今温州商人的发展划分为所谓的几个阶段，在他看来，温州商人的发迹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离奇，也不便戴上“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先行者”的帽子。

　　但在中国商人中，温商无疑是经受市场洗礼最多的群体。让《商界名家》记者惊喜的是，由于较多地遭遇反倾销的冲击，品牌温州已见胎动。

　　“去找周大虎吧！”听说要采访温州本地注重品牌的民企，一位老板这样向《商界名家》记者建议。从创业到现在，周大虎和他一手创办的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温州模式”代表。

　　“我这个人有一点，做什么都想做到最好。”话匣子从周大虎参加工作开始：上世纪70年代末，周大虎参加工作进入当地邮电部门，开始的工作是搬运邮包。“即使是这么个重复性的工作，我也不混日子，要做就做最好！”周大虎很快成为同期工人中最早提干的一个。80年代末，他被调到局里为解决系统内家属就业成立的服务公司，“既然让我来做，我就想办法让下面的人拿到和正式工一样的待遇！”他带着几百号人办运输公司、邮袋公司、包装车间……在他的带领下，这些职工的待遇丝毫不比正式职工少，而他却因为是局里的“正式工”不多拿一分钱。“别人说我傻，我却在肚子里对自己说，你们不懂！你们是浪费时间，我是在学东西！”

　　1991年，周大虎的妻子下岗，周家从外人眼里的“好家庭”(夫妻双职工)一下子变成了“普通家庭”(夫妻单职工)。妻子下岗拿到了买断的五千元安置费，周大虎看看周围，觉得做打火机成本最低，他们把家里腾出一半，开始了家庭作坊式的打火机生产。1992年，在邮电局做中层干部的周大虎也辞职，他租下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正式创业。

　　就在他进入这个行业没多久，温州打火机市场开始异常火爆。1993年上半年，温州的打火机厂从原先的一两百家急速发展到3000家。“那时每家厂都有做不完的订单，几乎所有厂家都偷工减料，谁也不考虑质量和牌子。”周大虎告诉记者，当时有人背地里笑他笨，还当着他的面问：品牌多少钱一斤？你做的打火机比我一点也不多卖钱！

　　周大虎可不管这些，为了打造自身的品牌，他差点连家底都赔掉。果然，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在1993年下半年将目光盯住周大虎，订单一下子多起来，一天5000多只的生产能力，却能接到五六万只的订单。此时，原先的3000家打火机厂家，一夜之间倒闭了九成。到1994年，大部分温州企业开始意识到产品质量和品牌的时候，“虎牌”打火机已经成为温州市惟一的小商品知名品牌获得相关部门免检，并在海外市场迅速扩张。如今，周大虎的企业生产的金属外壳的“虎牌”打火机，已经占到全球打火机市场90%的份额，并击垮了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使当地90%以上的厂家倒闭。

　　“说实话，我不是不想赚钱，是要慢慢赚钱。太看重眼前，将来会后悔！”周大虎晃动着手里的黑色打火机，颇有些自得。

　　但在10多年的创业中，让周大虎感到后悔的事情也不少。

　　“后悔的事太多了！”说起这个，周大虎把双手扣在一起，手里的香烟也掐灭了。“从创业到今天，公司和厂房已经搬了四次。”他回忆说，“换第一个新厂房是在1994年，当时温州的土地还不紧张，当时没有下决心一次投入做个有规模的厂房，很快就后悔了。”后来，他又换了第二次厂房，“那次遇到银行贷款困难，没有咬咬牙做个更大的厂房，过不了多久又开始后悔！”如今，坐在200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周大虎又开始后悔现在的厂房不够大，“可是现在温州的土地太紧张了，我真是后悔死了。”

　　更让他感到后悔的事情是商标，在周大虎看来，品牌就是企业的命根子。美、日、韩等国外厂商曾找到周大虎，要他的工厂作为他们100%的定牌生产厂家，周大虎坚决地拒绝了。“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必须保证70%的产品打自己的“虎牌”商标。”

　　1997年，随着虎牌打火机在国外市场越来越有影响，周大虎开始着手在一些主要的贸易往来国家注册我的虎牌商标，对贸易往来比较少的国家，考虑到这么多国家全部注册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就决定缓两年再注册。

　　“当时这一犹豫就失算了！现在晚了！”周大虎痛心地回忆说，虎牌打火机的商标在一些国家很快被抢注，而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韩国这四个国家，该商标早就有人注册，其中有的还是“虎牌”在该国的经销商！

　　对于要把“虎牌”做成打火机世界一流品牌的周大虎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

　　亡羊补牢。周大虎首先把虎牌在一些市场空白国家赶紧注册，就连一些战乱国家也不放过，他相信，那里也总有贸易畅通一天。目前，周大虎已经在全球上百个国家注册了“虎牌”，“费用肯定不少花，但心里不那么慌了。”而他的下一步是，即使在品牌被抢注的国家，自己也要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大不了就是花大价钱！”

　　目前，虽然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机已在海内外市场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周大虎自己认为它离真正的世界品牌还有一段距离。周坦陈，这几年他的压力越来越大：多年来，自己一直靠着事事比别人快半步才有今天的成功：他提出“质量第一”的时候，别人忙着赚快钱；他提出“品牌”的时候，别人忙着做贴牌；他提出国际意识的时候，别人还在为成本计较……“但到了1995年，当打火机行业提出‘学虎牌、赶虎牌’的时候，我知道：这次大家都醒过来了！压力一下子就增加了许多。”

　　在温州，能和打火机一样可以代表“温州制造”的，还有本地生产的鞋子。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生产总量占到全球市场的1/4，在当地，大大小小的制鞋企业有7000多家，其中技术高、牌子响的龙头企业就有几十家。如今，在这样一个竞争惨烈的地方，要想成功地“走出去”，没有品牌几乎寸步难行。

　　至今，温州的制鞋人都不会忘记1987年发生在杭州武林广场的“火烧温州鞋”事件。那一年的8月8日，5000多双从各地查抄来的劣质温州鞋堆积如山，被愤怒的消费者一把大火化为灰烬。随后的一段时间，“温州鞋”逐渐成了“纸板鞋”、“礼拜鞋”的代名词，一场“抵制温州鞋”的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当时，正在湖北鄂州商场租赁柜台卖鞋的温州青年王振滔也被赶出商场，价值20万元的鞋子全部被当地工商部门没收。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第一次意识到在市场经济中不讲信誉的恶果。他决定自己做鞋——做人见人爱的温州鞋。

　　1988年3月，王振滔用筹集到的3万元资金买了一台制鞋机，请了几个手工艺不错的制鞋师傅，开始了创业。几个月后，他带着自己生产的皮鞋重返湖北市场，并在商场打出这样的告示：奥康皮鞋经久耐穿，六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奥康一夜成名。

　　1999年春，在杭州市郊中村，王振滔当着有关领导的面，将从全国收缴的2000双假冒奥康鞋付之一炬，为温州鞋正名，为了这把火，奥康等了12年，这把火也把奥康这个牌子烧遍了全国；2001年，王振滔又把“温州制造”的大旗插到了有“中华商业第一街”之称的上海南京路；2003年，新奥康“换标”后高调亮相，在王振滔的眼里，他要把奥康变成“有亲和力、主见、领导潮流并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品牌。

　　王振滔对员工讲过这样一句话：要想被人记住，就一定要做第一。第一家推广“厂商联营”、第一家中国皮鞋专卖店、第一家与全球知名鞋业品牌GEOX合作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奥康还投入巨资建立奥康国际品牌产业园、聘请国际一流设计师、在国际市场频频获得大单，这些都在传达一个共同的信息——奥康要做“世界鞋王”！

　　在温州采访期间，周大虎和王振滔这样的“品牌温商”给《商界名家》记者最大的震撼在于：今天已经觉醒的一批温州商人，一旦把品牌和质量定位于全球市场的制高点，由此迸发的市场智慧和动力就无法阻挡。

　　温州“财富二代”渐露锋芒

　　对大多数温州企业家来说，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也已经成为他们最关心最困惑的问题之一。在今天的温州，企业家族体系的桎梏依然明显，记者在采访期间依然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企业一般只在技术等方面大规模引进人才，在人事、财务方面依然由自己家族的人来执掌。集团聘请的副总经理无权签报销单，而老板的司机却可以——因为这个司机是老板的亲戚！

　　此前，温州柳市的4家大型家族企业，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力图改变家族式管理却全部失败。其中一家实行法人轮流做，企业因控制权问题失去大好发展时机；一家想一举撤掉家族制引起股东集体跳槽，企业资金被抽空；一家请来外面的职业经理人，由于家族阻碍，经理人无法贯彻理念，于是该经理人急着发文宣布50岁以上的人退位，结果逼急了企业老板的父亲和一些关键人物，最后第二大股东撤资去上海发展，该职业经理人最后也不得不黯然离开。

　　在大多数温州企业内部，现代企业的一些运作规范已经被温商们接受，一些老板开始参加各种深造。周德文也告诉记者，现在和温州老板谈话的感觉和十年前就是不同。但随着温商第二代的成长，另一种矛盾心理开始在他们的父辈身上出现：他们对下一代投入最多的金钱和热情，希望下一代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他们进入政府机关，并不愿他们像父辈一样打天下，而另一面他们又急需别人来认可自己的民营经济模式。从某种角度来说，温州商人不选择子女作为家业的接班人，实属无奈之举。从深层次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子女能“继承大业、堪当重任”。一些企业家很早就开始了对接班人予以各种形式的培养。温商在培养接班人过程中表现出的慎重，不仅是对家族财产的负责，更是对社会财富的负责。

　　在中国电器之都——温州柳市，兴乐集团董事长虞一杰是当地的名人，今年65岁的虞老爷子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不是50岁创业，而是成功地把权杖交给了儿子虞文品。2005年，由虞文品执掌的浙江兴乐集团杀进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位列中国成长企业百强的第7位，跻身中国电线电缆行业三甲。

　　1991年，50岁的虞一杰从官场辞职，联合兄弟四人投巨资建起乐清市第一个高起点、高投入的综合型电缆厂。开始，四兄弟齐心协力，当年就生产出第一条电力电缆，两年时间就能够生产800对以上的通信电缆。

　　但随着企业做大，问题也来了。

　　亲兄弟明账目，老虞当时并不这么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虽不立董事长、厂长，但我说话还是要听的。”结果企业内部还是出现严重分歧，无奈企业一分为二，虞一杰和其中一个兄弟到柳市重新筹建兴乐电缆公司，后来，兄弟俩又一分为二。这时，虞一杰才恍然大悟：不是兄弟变了，而是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企业，没有按公司法去运行。这段苦涩的历程让虞一杰感慨万千。那时，崇尚踏实做事的虞一杰为了安心搞生产，少与有关部门打交道，干脆把企业藏在本地一家集团旗下，甚至没有申请过商标，没宣传过品牌。

　　到2001年，60岁的虞一杰开始考虑企业的接班问题。这个问题一度使他感到苦恼：三个儿子，老大是搞技术的料，老二在乐清柳市电信局当副局长，老三学的是工程建筑——老二最适合接班。可老二虞文品此时正在仕途上春风得志，怎肯下海呢！别说儿子不想，儿媳妇也坚决不同意。老虞自己说不通，就通过儿子身边的同学好友，甚至向乐清市副市长做工作：“你们要是说通文品来，我就摆最高档的酒来请客。”最后经过大量思想工作，终于说通了儿子。

　　虽说虞文品一过来就挂了总裁的名，但公司还是董事长虞一杰全面主持，虞文品仅仅分管企业形象、协调宣传的工作。虞一杰担心：“儿子虽在国企当过领导，但那是官商啊，到底行不行，开始还真吃不准。”

　　当时，虞文品正在上海大学读MBA，他试图寻找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契合点，使企业向现代化企业管理转变。这个转变，对虞文品来说，不亚于打一场战争。由于兴乐的工作重心一直注重生产，企业管理工作相对滞后，人们已经习惯以前的方式了，想转变谈何容易。白天大家都忙，虞文品就几乎都是每天晚上9点钟以后找中层人员谈心，一个一个谈，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他还调整组织机构，实行分级管理，成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工会，特别进行了营销队伍的建设和行为标准。

　　这一战打了两年，企业捧回了市文明单位的称号、捧回了市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示范单位、捧回了省诚信示范企业、捧回了国家免检产品……这次老虞服了。2004年5月，虞一杰代表董事会宣布：从今天起，兴乐所有公司、企业，均按照公司法的经营管理运作，董事长退出企业经营管理。

　　在那次董事会宣布把权杖交给虞文品时，当时虞文品没有意见，过后他私下对父亲说：“你真的动起真格了？这么大的担子，我怎么挑得起来?”虞一杰说：“没关系，开始我还是会协助你。”从此以后老虞还真的当起了助理，全力配合儿子的工作。

　　在黄山的那个年产值20个亿的项目，老虞在项目书上出现的是项目经理，黄山市政府有关领导搞不懂了：“这是什么意思？你是集团董事长，怎么写上项目经理？”意思是你一个董事长的架子放得下吗？虞一杰回答说：“这就是温州模式，文品是总裁，他全面负责，我对项目的技术有把握，做这个项目经理不合适吗？”

　　在内部管理上，虞一杰的原则是：把自己摆在顾问的位置上，不越权。“但有时候，我心里也有不平衡，我什么事都向你打招呼，你很少向我讲，但是想想也想开了，这本来都是他的事，没有必要向我讲啊。”老虞笑道。

　　虞文品正式接班后，始终坚持高端路线，兴乐先后投入逾2000万元引进几十台国际顶级的数控式高速生产设备系统，提出了引进总投资超3亿元的世界顶尖项目；集团每年提取专门资金投入新产品开发，专门成立技术开发中心；建立的信息化系统成了“温州市信息化示范单位”。坚持高端给兴乐的崛起提供了无限商机：上海F1国际赛车场、上海东海跨海大桥、上海地铁9号线、广州白云机场等工程都有兴乐产品。此外，兴乐还在江西、内蒙古等地兼并了十多家电线电缆企业。

　　集团的品牌运作是虞文品的又一场战役。2003年，他一掷千金，承办了“兴乐电缆”杯2003年第三届中国电视艺术“双十佳”活动，这个活动遭到了董事会的异议，连虞一杰也说：“我到最后是违心地让步。”但半年活动结束后，原来电缆是“南大”，此后叫响的是“兴乐”。

　　在这个理念之下，虞文品把所有的组成环节都打上了文化烙印，每年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经费专用于企业文化建设。对虞文品的这些动作，老虞一直颇有微词：“他原来就是搞宣传策划、搞共青团工作出身，喜欢摄影、搞文化活动，他就喜欢搞这种虚的东西。”但不管老虞喜欢不喜欢，企业品牌在上升、职工凝聚力在增强、小虞的“务虚”确实产生了效应。虞一杰曾对儿子提出今后工作的五条意见和希望，其中一句就是：“多务实，少务虚，实虚结合。”虞文品知道，这句话是父亲专门讲给他听的。

　　采访中，“子女留洋”成为温商接班人培养方式的首选。他们潜意识中感觉到，只有让子女受到尖端教育，才能有望和他们比肩甚至是超越。康奈老总郑秀康把儿子郑莱毅送到英国留学，郑莱毅回国后，即刻成为郑秀康的左右手，屡屡有独到的见解和手笔；正泰董事长南存辉也把三个子女送到美国学习，他曾表示：“儿子大学毕业后，只要有能力就让他上，没能力就不让他上。但必须和其他员工一样，从基层做起，严格考核。”

　　在浙江大虎公司，为了让儿子更好地接班，2004年底，周大虎甚至把独生子周冠宇的名字改成了周小虎。周小虎是2004年6月从加拿大留学回国的，之后便进入了父亲创办和经营的打火机企业。在公司生产部、行政部、销售部等部门工作后，目前，周冠宇名片上印的是“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小虎”，“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周大虎的儿子”周大虎希望通过此举让儿子对“虎牌”更有使命感。“我常对儿子说，企业的品牌，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它也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周大虎似乎对儿子还比较满意，“他能说很流利的外语，懂得比我多多了。”

　　从“土财主”到“资本家”蜕变

　　2006年7月6日，香港《南华早报》作者马可·奥尼尔以惊叹的口吻写道：“700万温州人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生产出巨大的私人财富，他们正不断在海内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随着温州商人正在失去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文章还举出了很多温州老板在海外投资赚钱的例子，作者评价说，当中国打开国门时，他们(温州商人)总能最快抓住机遇。

　　在过去20年，温州民企凭借“拎着一麻袋钱就开始独立创业”的精神，造就了“中国民企之都”。如果说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期大多扮演的是“土财主”的角色，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要从“土财主”到“资本家”的蜕变期。面对产业升级和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开始考虑资本的力量。

　　近年来，真正让温州民资成为全国关注焦点缘于“温州购房团”的出现。当这个自2001年起步，据估计规模约有1500亿元之巨的“购房大军”游走于内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时候，温州民资的知名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温州本土经济学者张一力曾援引数据描述了“炒房团”的实力：2天之内，“炒房团”可筹集到1.6亿元的现金。

　　资料显示，2005年9月，温州市有3130亿元的流动资金。20年来，温州人已成了一种符号，民间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知道什么是最热门、最赚钱的行业，就看温州人在干什么。资本追逐利益的天性驱赶着温州人在资本市场频频出手，一时间，“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电团”、“炒车团”、“炒油团”都和温州人扯上了关系。

　　总之，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出温州。据了解，自2004年2月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这不仅打破了连续10年来温州存款余额月月上升的纪录，也是波及整个浙江的“存款锐减潮”中下滑最厉害的地区，远超宁绍和浙北。“温州人喜欢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在以前，股市、公共建设等项目他们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今年政府加强了地产调控，才有部分资金‘不得已’进入股市。”一位温州老板这样告诉《商界名家》记者。

　　事实上，和中国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温州人在创业初期面临的融资困境是一样的。1984年9月，温州苍南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钱庄,一时间，这种或明或暗的钱庄成为温州商人融资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本地流传千年的“民间集会”也继续流行：如果你急需钱，可以出面邀会，请友人、亲戚、朋友、同乡参加，若需用10万元，而邀到了20个人，那么第一个月20个人每人出5000元，凑够10万元给你。其后拈阄决定谁先谁后取得“会金”——没有利息，完全是一种互助。

　　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把不少温州人推上了老板的位置，但到了1987年冬天，极度病态的“抬会”体系发生集体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的冲向会主的家，据报道，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1986年11月1日，温州商人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了第一家由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一股民间力量创办金融机构的浪潮从温州开始悄然兴起，那时，温州曾出现过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农委批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体改办批的民融服务社，还有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由于先天的和体制监管上的种种问题，挤兑风、逃债风、卷款风频吹。

　　近年来，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合作开始出现：同行业的多家企业自发联盟，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联手进行技术攻关……到2004年6月16日，中国最大的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公司在温州市发展大厦17楼正式挂牌运营，将温州民间资本的整合推向了高潮。同年11月8日，中瑞财团在温州江滨路造船厂的土地拍卖会上，以15.3333亿元夺标，比7.7亿元的招标起始价高出了近1倍，这意味着此地块上的“中瑞·曼哈顿”项目的成本至少在12000元/平方米以上。

　　中瑞曾与当地政府约定：首期25%款项2005年1月6日缴纳，5月8日再缴纳总款项的25%，其余50%在9月8日付清。但就在第二次付款日到来之时，中瑞并未能如期支付，后经温州某领导批示，缴款时间延期至7月8日。然而，2005年11月，温州市公布的20家拖欠政府地价款开发商名单中，中瑞仍赫然在列。

　　《商界名家》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专程前往位于瓯江南岸的“中瑞·曼哈顿”工地，施工现场只有十来台土黄色的打桩机和二十多名工人，据一位工人介绍，这里开工刚刚两个月，他甚至不知道这里将来要盖的就是“中瑞·曼哈顿”的临海“空中花园”。采访温州本地的企业家，他们也大多对中瑞财团的话题欲言又止。

　　2005年12月16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组织温州本地的50多家会员企业来到北京，对本地产权交易所的180多个北京国有资产和高新技术项目进行投资考察，在这场被多家媒体报道为“温州民企进京炒国企”的考察过后，周德文和他带领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一下子接到了来自山东、湖北等多家县级以上政府的盛情邀请，希望温州民企去当地考察投资。“温州人手里的钱肯定不会闲着，”周德文向《商界名家》分析说，此番进京尝试也许是温州民间资本的一个新出路。

　　民间行会打拼成“新势力”

　　外地来浙江招商，往往指明只要温州人——在他们看来，有了温州人就意味着好办事。这是温州人抱团使然——没有外界称之为的“抱团”的特殊文化，温州也就没有今天人们对其叹为观止的表现。但在现代温商发展的20多年里，似乎又不能仅仅用“抱团”来解释温商内部的特殊文化，这种“抱团”的背后其实缘于两种动力：一种是生存，另外一种就是商业利益。

　　而要把这样的“抱团”真正的根源找到，必须要从温州的移民文化中寻找。三国时期，温州曾是吴国的流放之地。南宋以来，温州大量人员移入迁出。据史书记载，温州历代取得殿试资格者，祖籍南方者占六成，祖籍北方者占三成，而真正属本地籍者尚不足一成——这是一个移民文化相当重的城市。移民要在一个新的地方生存，必然要有一种“家族”形成，依靠这样的一种不可断流的血液的沟通才能够保持他们的生存。

　　而各地的温州商人通过各种行业协会和商会将这种抱团关系进一步强化。目前，温州市的异地商会已经达到100多家，在温州本地，市级行业商会(协会)也达到100多家，超过温州市社团总数的1/3。这些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正在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2002年6月，温州打火机企业接到了欧盟针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立案调查，周大虎带领温州烟具协会打官司并最终胜诉。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自此，温州行业协会开始为世人关注。

　　说到在温州企业界影响最大的“社会活动家”和社团组织，则要数周德文和他创办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

　　在温州医学院图书馆三楼，周德文的办公室摆满了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应有的一切：名人字画、报纸杂志、办公设备、荣誉奖杯、大红的请柬……在温州，他被冠以“温州模式代言人”。目前，他最看重的身份和头衔有：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温州市人大代表、民进温州市委副主任，当然，他名片上的称谓还远远不止这些，“有29个县级以上政府邀请我做顾问，都没列出来。”45岁的周德文这样对《商界名家》记者说。

　　1983年，22岁的浙西江山人周德文从嘉兴学院毕业后，来到私营经济刚刚起步的温州。他先是到温州干校做了一名经济学老师，后来又参与了温州大学的筹办。教学之余，他发起成立了温州市第一个青年学术社团——温州市青年经济与管理科学协会。

　　在温州大学教书期间，周德文认识了当年赫赫有名的电器大王郑元忠，两人很快成为好友。1993年，郑元忠改行办服装厂，盛邀周德文出任刚筹建中的中外合资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庄吉集团前身)总经理。而就在周德文以一个学者型企业家身份在企业十年耕耘并在社会上越来越有影响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周德文又悄然转换了角色。

　　1999年，周德文把温州的中小企业以及关心中小企业成长的各级领导、经济学者、金融家集中起来，成立了全国首家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为己任的社会团体——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按照谁主张谁主事的温州传统，周德文毫无争议地当上了促进会的会长。

　　定位于“桥梁和纽带”功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服务职能，是周德文领导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广为人们认可的原因。在温州，无论是为党委、政府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还是为普通百姓维权“伸冤”，无论是给内地政府的经济合作、招商引资项目牵线搭桥，还是给促进会的会员企业排忧解难，都可以看到周德文的影子。他甚至被媒体称为“温州最忙的人”。

　　“媒体这样称呼我，不知道市长会不会生气。”周德文一边笑着一边忙着接听手里不时响起的电话，而此刻他的办公室外，来自山东一家地方政府的招商官员一直在等待周的“接见”。

　　近年来，他代表温州人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全国到地方的各种场合，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到全国各地媒介中“露脸”，在人们眼里，他已成为“温州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的目的就是让世界听一听温州的声音。”周德文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传播者——温州精神的传播者。

　　目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有下属会员600多家，随着近两年促进会的知名度急剧提升，周德文相信，到今年年底，会员就会突破1000家。现在，周在促进会最主要的工作重点就是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寻找更多商机。

　　2000年，周德文利用自己逐渐提高的社会地位，向温州市政府进言建立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经过与政府多次沟通，当年，温州市政府向周德文的企业促进会象征性地投入了300万元的启动资金，在此基础上，他很快联合几家会员企业成立了两家担保公司。“现在，温州有32家担保机构，有25亿元左右的担保规模，而这些资金全部来自企业。”说到这里，周德文颇为兴奋。

　　作为中国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温州历来是各家银行的必争之地，目前，除了光大银行之外，中国所有内资银行全部在温州设立了分行，仅去年一年，温州银行系统向上级银行上缴利润就达到55亿元。周德文进一步分析说，这么庞大的利润数字，在温州之外的城市是很难见到的。

　　而作为与银行建立联系的第一步，周德文会邀请每个银行温州分行的行长担任促进会的副会长，而各家银行信贷部的负责人，只要是新上任，也都会在第一时间拜访周德文。“有了融资担保体系，银行不用担心会员企业还不上钱，企业的信用体系也能继续保持畅通。”周德文更愿意把促进会看作是一个载体，通过它，可以组织温州本地的企业就经济、行政、法律、企管、财会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聘请温州、浙江有影响力的学者为内地到温州交流、挂职的干部做专题演讲——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造高素质的温州企业家群体，全面展示温州的形象。

　　作为会长，周德文积极地为活跃而又发达的温州民间金融寻找出路，呼吁国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民间金融走上正途。他经常性地组织温州企业家到全国、乃至全球，取经学习，组织内地企业到温州交流，洽谈。“很多省市的地方政府盛情邀请我带领会员去本地考察，都盖的是市委市政府的章子。”周德文向《商界名家》记者表示，因为这样的邀请实在太多，他只能是有选择地去。目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每年组织2-3批会员去海外考察，组织几次国内市场考察，参加一些展会和招商会，“一些外国政府点名要我到他们那里考察投资环境，不通过温州政府，而是直接把邀请函寄到促进会。”说着，他拿出几张这样的邀请函给记者看。

　　“有人说我们这里是温州第二经贸委，那不敢当，毕竟我们只是一家民间组织。”但随着促进会名声越来越大，也给周德文带来了不少“麻烦”：“每年来温州考察‘温州模式’的各地官员不下千批次，本地政府接待不过来，就送到我们促进会来。”很多时候，周德文的时间是在陪同各地官员、介绍“温州模式”中度过的。当然，他也承认这种“麻烦”给他的会员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市场信息，“算是有失有得”。

　　企业促进会的另一个主要职能是为会员企业“维权”。

　　2004年3月17日，周德文开浙江之先河，在全国首推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创造了一个人大代表行使代表权力的新平台。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他也充分利用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为温州企业排忧解难；为温州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献言献策。

　　2005年8月22日，促进会接到了会员企业瓯海郭溪宏锦利皮鞋厂的求救报告，称该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多次遭社会闲杂人员打砸，造成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接到报告后，促进会在第一时间派专人前往调查，发现该企业反映的情况属实。随后，促进会又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温州市瓯海公安分局打了“维权”报告，促成了问题的彻底解决。

　　2005年，周所在的促进会发了近30个会员企业的正式维权函件，周德文称之为“红头文件”。“发‘红头文件’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的事情比较棘手，不是可以凭个人的影响，靠一个、两个电话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我们促进会的整体影响才能够解决问题。”周德文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同时，‘红头文件’又是一种制度化的象征，我促进会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形式，与政府各职能部门协调好关系，进一步树立促进会的形象，扩大促进会的影响力。”

　　然而，这只是促进会和周德文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何从制度层面切实促进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周德文致力追求的。他曾把温州的民间力量比喻成浩荡的江水，“水多了才好行船！”

　　呼唤创新提速

　　曾经，温州是赫赫有名的中国民营之都，温州经济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温州商人是中国民营经济队伍中最强势力量。而近几年，这种光环有所减弱，温商原有的光辉形象也不断被肢解、淡化。

　　在温州本地，《商界名家》记者特别注意到温商普遍的成长焦虑。

　　这种焦虑首先表现在大部分温州企业正遭遇严重的发展瓶颈。一项数据表明：目前温州大量小企业的营业规模在几千万元徘徊，已经形成了5000万元的瓶颈，还有部分企业发展到2-3亿元的规模，但再也做不大。目前，在温州30多万家企业中，突破10亿元的企业只有20家左右，超过百亿元的企业一直是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几家企业。

　　是温州商人没钱么？不是。是温州商人市场意识不强？似乎也不是。是企业管理有问题？不排除有这个原因，但这也不应成为一些优秀的企业冲破“天花板”的最大障碍。于是，更多的人开始相信，目前“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的问题，而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是政府体制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滞后的问题。温州曾有过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马当先，但时至今日，温州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温州曾有过十几年前王均瑶“胆大包天”的惊世骇俗，但均瑶集团进一步参股航空公司却是在武汉；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横冲直撞，但在温州本市的80多个行业中，只有一半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马津龙也曾向《商界名家》记者坦陈，温州地方政府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政府没有明显不同，本地政府的制度改革与温州商人的创新冲动总是存在一个时间上的滞后，他相信，未来几年，这种落差会更加明显。

　　温州本地的行业布局、温州的民营资本在经过20年的发展积累后，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的关口：由第三产业向重工业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原来的小企业做大后，开始试水资本运营。由于温州、浙江乃至长江三角洲都还是产品制造中心，这种中心对外经济依赖性强。如果能向上游的装备工业扩张，利润空间就大多了。浙江政府似乎正在为这种转型做政策上的支持。2005年12月9日，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外部体制环境的向好及新一波产权投资的机会，或许为陷入整合困境的温州民间资本提供一个制度性的出口。

　　不习惯等的温商不少陆续选择出走，或将厂迁出温州，或将新厂设在异地，有的干脆走出国门，一个个成为远在他乡经商的温州人。根据温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温州外迁企业中“有名有姓”者就多达上千，一定程度上，温州企业外迁和资本外流的趋势，已经不仅仅是打企业的“孔雀东南飞”，中下企业也“麻雀东南飞”。摆在温州商人面前的机会和困惑时时在提醒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已经不再是某一个企业或个人的问题。

　　连续几年来，温州的GDP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浙江省排名靠后，与此相比，同在东部沿海地区又经常被拿来和温州做比较的苏州，近年来GDP增速却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尽管强化“GDP冲动”的“温州模式”仍饱受争议，但其增长模式无疑为温州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对象。

　　从温州回来的前一天，记者特意乘坐了一回轮渡过江。正是傍晚时分，一场疾雨挟海风扑面而来，明明是盛夏季节，却反而有些秋天的味道。也许是汛期快要来临，瓯江水看上去有些混浊——当然，今天的江水已经不是昨天的江水，今天的温商也不是20年前的温商，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瓯江水一直奔流到海的气势：前推后涌，浪花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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