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唐万新该当何罪

　　仅凭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机制，还远不能预防和惩治下一个唐万新

　　□ 李曙光/文

　　唐万新的故事起伏跌宕，具体章节真是起承转合，惊心动魄。实际上，唐圈钱操作手法非常简单，其中的关键，用民间术语说是“拆东墙补西墙”，用金融术语来说叫做“以新 贷还旧贷”，用法律术语来说则是“做一个永远不对债权人集体清偿负责的债务人”。

　　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圈钱游戏，居然能在中国的现实中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正剧。当眼前的大戏落幕、神秘的章节彻底曝光以后，我们突然发现，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唐万新圈钱运作以及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所能给予的处罚手段，居然是那么贫乏，甚至找不到一个准确的专业的法律描述。

　　唐万新此次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股市罪，可是唐万新何止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何止是操纵股市？唐万新对形成自我“金融帝国”的渴望和对逐利的疯狂，对金融体制的破坏，对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伤害，对整个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和环境的打击，都已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股市行为的规制。

　　当刑法学家在僵化、恪守具文的刑法理念下讨论唐万新案例是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种概念的时候，唐万新已经造成了一个私人公司570多亿元高负债的记录。当《公司法》、《证券法》专家在跟不上资本市场节奏的金融法框架下讨论唐万新是不是在操纵股市的时候，由于德隆“老三股”的狂跌而引起的股市震荡、客户挤兑，使得证券市场有崩盘的危险。

　　唐万新案涉及多项正在修改、已经修改和新制定的法律。如《破产法》中的债权人集体清偿和保护机制；最近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涉及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关于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利益的法律；新修改的《公司法》当中有关违法的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人员的忠诚、勤勉义务；新修改的《证券法》当中对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的行为的认定等。

　　但是目前看来，即便这些新的法律出台生效以后，似乎对于唐万新类案件也未有对价的处罚和威慑机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市场价格罪，其最高刑不超过十年。新《刑法》中关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与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利益的犯罪，其最高刑也是在十年以下，罚金则在30万元至300万元之间。新《公司法》与《新证券法》规定的对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违反诚信义务以及操纵市场行为的民事赔偿诉讼机制，能否在司法实务中有效运作以及与刑责对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我们目前的刑法理论、民商法理论、经济法理论、金融法理论以及司法体制及程序，无法对唐万新案例做出一个具有良法效应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暴露了中国法律在处理转型期、新的金融生态犯罪时出现的法典的贫乏、法条的无力、法律结构的失衡，也暴露了我们目前这种司法体制和司法运作机制已经不足以应付带有新型、交叉、边缘特征又有传统违法犯罪因素的综合类案件。

　　因此，仅凭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机制，还远不能预防和惩治下一个唐万新。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确实是有一个“良法”和“恶法”之辩：恶法——坏的制度安排，一是没有对应的条文来应付转型社会出现的新型的案件；二是处罚的成本会很高；三是可能会保护那些对社会、市场、金融体制危害极大的行为。而良法——好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它是一种衡平的制度安排，即在现阶段足以满足对转型社会出现的各种犯罪的“对价”的裁定与处罚要求；二是它是一个正义的、有预期的制度安排，符合大众对某种行为危害度和犯罪惩罚性认知心理的需要；三是它具有对同类行为预防警示的作用，对同类的未来的行为有威慑的作用，同时还是一种低成本的、能与效益相抵的一种制度。

　　今天中国金融领域需要的“良法”，是一个金融法治生态链条：立法的警示和威慑——监管当局的处罚——民事的赔偿——刑事的追究，是建立一个有预期的、能够防范控制和处置金融风险的金融法治生态环境。-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