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坦陈风险：德隆犯了它不能承担的错误

　　作者：温秀 来源：中国经营报

　　“德隆犯了它不能承担的错误，所以导致了灭顶之灾。”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陈。这是迄今为止监管层针对德隆案的最高表态。

　　1月19日，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高达450.02亿余元人民币的德隆大案在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

　　事实上，德隆的问题对其自身而言或许是创新所招致的风险，但对银行而言，则要承担风险控制不当所带来的“灾难”。所以，怎么对待坏账和高风险客户，就成了银行和监管者不得不面对的风险之控。

　　“银行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银行业本身就是风险行业，其存在就是为了承担一定风险。”刘明康坦言。“但(银行)不能犯你无法承担的错，第二是不能犯同样的错，重复犯错，那不叫试错，而是‘试蠢’。”

　　“不能给高风险客户继续提供贷款。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让他们再失败一次，再制造更多的坏账出来。” 1月17日，建行独立董事、曾亲历过花旗

银行改革和日本银行重组的八城政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坚决反对银行继续他们的“妇人之仁”。

　　德隆之殇：缺少合法资金渠道

　　据记者了解，德隆的罪名是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02亿余元人民币，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172.18亿余元。

　　德隆案已影响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2500多家机构和32000多名个人，而在案发前，德隆一度以其产业整合的理念和做法显赫一时。

　　原德隆投资顾问、和君创业总裁李肃认为，德隆悲剧是两种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炒股引发的风险，或曰‘时代风险’。在那个‘全民炒股’的年代，德隆做的不过是所有庄家都在做的事情。比如委托

理财，承诺保底，这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全行业的惯例；二是制度性风险，那就是我们的制度没有给产业兼并重组提供一种合法的资金渠道，反而把路都堵死了。德隆搞产业整合的钱很大一部分来自委托理财，而在国外则可以通过杠杆收购来实现。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如果想搞收购兼并，就得想方设法弄钱，周正毅的钱是从银行弄来的，德隆的钱则来自过时的坐庄炒股和理财融资。至于后来一系列关联企业相互担保，弄出一堆大家看不懂、算不清楚盈亏的账目，原因也在于此。”

　　李肃告诉记者：“产业整合的成败取决于金融创新的成败，很多国外的大公司都在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但我们在这方面还很滞后。”

　　“事实上，德隆正是在面临风险的时候，由于没有风险防范和对冲的合法渠道，才铤而走险，进行了一系列违规操作，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金融创新：不要“试蠢”

　　“日本银行业花了10年的时间，斥资一万亿美元终于解决了它的坏账问题，但储户却不得不为此承担零利率。这一问题能够最终得以解决，离不开日本监管机构的强硬态度。”八城政基认为，要对风险高度警惕，出现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因为拖得越久，情况越糟，想要回过头来收拾的成本也就越高。

　　“银行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银行业本身就是风险行业，其存在就是为了承担一定风险。”面对许多金融机构“创新是否允许试错”的疑问，刘明康坦言，银行本身就是在跟风险赛跑。“简单地回避市场风险，并不是应对风险的有效途径，一家银行或者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会，也就不可能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对于市场风险，重要的是要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不是被动防范。”

　　据刘明康介绍，

银监会已经先后成立了八个专题工作组，听取了数百位市场参与者的陈述，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银行业改革开放、金融创新和加强相关风险监管的指引与办法，形成了一系列内部报告和工作规划，并新设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以增进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双方对创新业务及其相关风险的理解。

　　“通过为家庭和企业融资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创新当中我们是允许试错的。”

　　刘明康同时强调要“约法三章”。除了相应的指导法规，他要求金融机构在创新时特别注意两点：“我们的银行业是吸收了大量公众存款、负债率很高的银行业，所以创新首先应该尽量避免犯你无法承受的错。因为错误都是有代价的。德隆就犯了它不能承担的错，所以遭致了灭顶之灾。第二是不能犯同样的错，重复犯错，那不叫试错，而是‘试蠢’。”

　　事实上，银监会对于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活动还有三项原则，即风险是否可控(是否制定了一套有效控制风险的体系、制度和管理办法)、成本是否可算(对具体产品的定价是否能够进行科学的成本核算)以及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银行不能施“妇人之仁”

　　“日本经济10年停滞不前的原因就在于日本的银行业没有能够成功解决他们的坏账问题。银行的管理者们不愿意卷进从高风险客户手中收回短期贷款，对借款者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通过重组来改善经营状况的麻烦之中。”

　　八城政基告诉记者，他2000年初加入新生银行的时候，银行的30%都是坏账，而且全都来自他们的大客户。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应该以更低的利率向他们发放更多的贷款。”当时许多的日本银行家都怀有这样一种“知恩图报，荣辱与共”的态度和决心。

　　“给高风险客户继续提供贷款，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让他们再失败一次，再制造更多的坏账出来。”八城政基坚决反对银行继续他们的“妇人之仁”。他认为：“投资者应该盯紧银行，不应该让他们肆无忌惮，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因为这些钱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银行自己的，而是纳税人的。”

　　事实上，当日本的一家大的零售商濒临破产的时候，有5家日本银行都是它的债权人，八城政基曾建议大家联合起来，给这家企业施加压力，让它债转股，换管理层，并实施重组，但其他银行不同意。结果一年后，那家零售商到底还是破产了，其他银行全都血本无归，只有他所在的“态度强硬”的新生银行收回了贷款。

　　“银行一味‘垒大户’，一旦出现问题，其结果就是毁灭性的。”银监会某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