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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营造以企业主体进行投入、企业自担风险和收益的制度环境，谨防出现“政府投入主导的技术创新”
春节刚过，国务院两个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文件发布，使人眼前一亮。文件之一，为2月6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文件之二，为2月15日公布的《关于实施科技发展纲要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下称《通知》
)。企业自主创新——这一关系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被提到如此高度，又迅速落至细则，对业界人士无疑是喜讯。
当前需认真思考两个基本问题：何谓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土壤是什么？
自主创新属科学技术范畴，因此提及自主创新，很容易使人想到关系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例如人们熟悉的“两弹一星”。中国政府集举国之力，在应用已知技术攻克尖端项目上屡有建树，正是可以引为自豪之处。然而，我们理解，这一方面的科技活动，并不是亟待突破的“创新瓶颈”。在当前，谈企业的自主创新而且谈中国的缺憾和担忧，当指成千上万潜藏于经济活动中的未知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是指具有极高商业风险和商业利润前景的企业经济创新活动。
这是一些无法由政府规划和设计的自主创新过程。如果不是市场肯定了微软，谁也无法塑造出成功的盖茨；如果不是市场培育了INTERNET，谁也无法制造出网络雄霸世界的今天。美国的硅谷有3200多家公司，雇佣了200万人，绝大多数都在做一些尖端的技术。据估算，硅谷公司的价值总和在1万亿美元以上。而“硅谷之魂”，就是不休止的自主创新过程。
中国的众多企业，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现在“拿来”者多，自有核心技术者少；有些企业侵犯“知识产权”官司不断，有些行业在不断变更的国际标准面前徘徊。痛定之后也在呼吁自主创新，当然明白自主创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尽管中国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未来的可持续成长仍有赖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自主创新正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挑战。
谈及千百万企业的自主创新而非“两弹一星”式的尖端攻关，则必须关注推动创新的制度土壤。著名经济学家波特在其1990年的著作《论国家的比较优势》中，把创新和发展能力作为一国经济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并从更深层次上，把完善的经济制度归纳为确保自主创新的前提。历史的经验证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兴衰无一例外地与技术创新相关联，而技术创新优势的前提是制度优势。
17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自由市场制度和知识生活的市俗化，催生以航海、能源和通信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而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宗教狂热则扼杀了创新。到20世纪前半叶，美国开发出了新型职业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和金融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上迅速超越英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技术创新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制度和产业政策转型的比较。比如日本的产业政策集中于新材料、软件、环境和生物等基础部门，而美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实行了全面开放、取消许可证管理等非排他性措施，其结果反而是信息产业在美国的持续繁荣。这些经验，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借鉴意义是极有价值的。
制度的第一要素是主体。恰如《纲要》和《通知》所明确，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以此为前提，则应当营造以企业主体进行投入、企业自担风险和收益的制度环境，谨防出现“政府投入主导的技术创新”。后者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已经是计划经济数十年血的现实；而由于政府投入的非盈利性特点，更可能使创新成果不具备市场实现意义。
制度的第二要素是激励，自主创新依赖于有效的市场制度。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竞争对创新的激励。同时，良好的市场制度要求完善的产权保护对创新的激励，知识产权保护是市场运行中的一种规则。中国在这方面目前虽有意愿，实践中仍是缺漏甚多，在观念上对“过度保护”的担忧远胜保护不足的担忧。这本身就表明了法治建设的差距。
制度的第三要素是政策，自主创新需要激励相容的科技创新政策。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具有政策引导的职能。《通知》列示了充分利用税收、金融支持、教育、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等鼓励企业实施技术创新的政策主张，值得细细体味。而惟有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理解政策的实质性含义，明确政府角色和市场角色，才能使政策发挥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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