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生：用稳定的手段调控经济

　　中国应在制度上鼓励创新，通过法律等手段给市场稳定的预期，让中国企业更加关注提高核心竞争力，而不再追逐短期利益。宏观调控应该着眼总量调整，而不是结构性调控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春生看来，本轮产能过剩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差别。一是整个体制在改变，市场作用在不断增加，二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下降，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在制度上鼓励创新

　　周春生认为，本轮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因素造成的。原因之一是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追逐短期利益，低水平竞争导致低端产品大量过剩。很多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哪个行业眼前赚钱快，就做哪个行业，很少关注行业长期前景，关注企业长期发展。一旦用电开始紧张，各地就拼命建电厂；煤炭一紧张，各地就拼命挖煤，甚至不顾生产安全。

　　针对中国企业界普遍存在的这种非理性短期行为，周春生分析说，这与

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阶段，企业发展不成熟有关。在很多企业没有核心竞争能力时，模仿也是一种策略，尤其中国对创新仍然缺乏制度性保障，无疑打消了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深加工上的积极性。中国应该在制度上鼓励创新，对知识产权加强保护，使中国企业更加关注营造核心竞争力，而不再追逐短期利益。

　　用税收手段调节资源产品的利润

　　目前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资源性相关行业。周春生认为，这与资源性相关行业的市场化不完全、缺乏资源税调节手段有关。商品涨价了，商家就更赚钱，这种逻辑在某些领域是对的，比如英特尔芯片涨价了，英特尔就能赚更多钱。因为芯片技术本来就属于英特尔，英特尔不需要为此向任何人缴税。但这个逻辑不适用于掌握在政府手中的资源性产品，比如煤炭、石油、地产等。

　　解决企业追逐短期利益造成的局部产能过剩问题，需要正确利用税收政策。很多人一看到煤炭涨价了，就以为挖煤能赚钱，这个逻辑事实上是不对的。煤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是资源型产品，在中国，这个资源由政府掌握。当煤涨价时，政府征收的资源税就应该增加，使挖煤的成本相应提高。这样的话，煤再涨价也不会出现暴利。

　　再以

房地产为例，大家看到房子价格高，就一窝蜂搞房地产，事实上这种逻辑也是不对的。房子价格高了，地的价格就应该上升。美国房子价格再高，房地产也不会出现暴利，因为土地价格会相应提高，从而提高房地产开发成本。

　　我们需要以征收资源税的办法来调节部分资源性行业的过热产能，同时强化

审计税收监管。但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需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

　　给市场稳定预期

　　周春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政府调节，长期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做法。在中国现有市场环境之下，我们只能逐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作用的发挥，跟制度的完善有很大关系。

　　西方国家以“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其前提是所有生产要素都由市场定价，但目前中国做不到，比如土地，目前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定价，政府不得不干预。这是转型经济的必然现象。随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市场发挥的主导作用会越来越大，这时企业行为会变得更规范，会有更强烈的动机来关注长期利益。

　　在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下，还没有形成一套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由于制度不完善，大家就担心制度会变，难以形成长久预期。这就会出现追逐眼前短期利益和一哄而上的短期投资冲动。

　　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场能做的事情，而是应该通过法律而非行政的手段，给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让企业着眼于长远发展。就调控本身而言，也应该尽量以市场化的相对稳定手段，而不是随意的行政手段来进行调节。中国现在的调控方式时紧时松，有些过于随意。

　　政府应着眼总量调控

　　中国的宏观调控与国外有差别，不仅有总量调控政策，还有结构调控政策如税收政策。国际上主要的市场化宏观调控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一般不会轻易改变税收政策。

　　房地产调控是典型的结构性政策。行业过热就提高征税，使它冷却；要刺激某行业发展就给予税收上的优惠。这种政策兼有宏观和结构政策的特点。中国传统的调控手段更多地依靠结构调控，比如地产过热时政府就限制地产，铁路运力不足时政府就投资铁路。这种结构性政策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行政性指导或干预手段。现在很多的宏观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依旧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

　　从总量政策来看，与产能过剩相关的是内需不足的问题。2005年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内需不足问题，有人也担心会发生通缩。解决内需不足问题，若一直靠出口是不现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总量政策不会太紧。

　　从结构性政策来看，问题很复杂。短期内政府可以制定某些措施去消化过剩产能，这是我们应对产能过剩的传统做法。比如，一旦钢材过剩，政府就鼓励修路修桥。周春生认为，中央的宏观调控从长远看还是应该放在总量上，经济过热就提高利率、紧缩财政开支，经济偏冷就降低利率、增加财政支出。

　　结构调整更多是微观层面的活动，应由企业自身根据行业发展前景来选择进入或退出某个具体行业，通过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来实现。这个过程可能会付出很多代价，比如很多企业可能会倒闭，但这种现象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这是中国企业自身成长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制度性欠缺

　　过剩产能的背后，是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形成的利益联盟。风险控制是银行管理的重要职能。理论上来讲，银行在信贷发放的行业布局和企业的甄别筛选上应该有很强的风险意识，要更多关注行业的长期发展。

　　但周春生认为，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银行的决策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现在的人事制度和治理结构对银行的风险控制不利。现任的行长或信贷主管要为将来的信用风险承担什么责任，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国内的制度安排导致银行管理者只考虑本人任期内会发生什么，而且管理者的任命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性安排。这是一种制度性欠缺。

　　银行改制、财税制度的改革很难推进，它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并且牵涉到政府的调控能力。比如如果工商银行完全市场化运作，那么政府的调控就少了很大的自由度，这关系到政府利益的问题。

　　(文/本报见习记者 徐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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