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收入差距扩大不是市场化的错

　　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更多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政府应从制度和政策上保证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性，财政投入要向公共服务倾斜

　　□ 本报记者 言扬 徐寒梅

　　当前不少人把收入差距拉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对此，常年从事收入分配问题调查和 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持不同观点。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而是因为市场被扭曲、改革不到位和社会保障机制不配套。

　　民工工资为何长年不变

　　《财经时报》：现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严峻。广东省GDP十几年来增长了好几倍，而2000万外来民工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李实：民工问题反映了中国城乡差距问题。民工中很大部分是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他们在农村的收入本来就很低，其边际生产力甚至可能是零。这种情况下进城就业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只要城市提供可以满足其生存的工资水平，他们就会愿意到城市来。

　　此外，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然间大量涌向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过度供给，这会压低劳动力供给价格，使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在劳动相对于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工资被压低、劳动时间延长、缺乏劳动保障等现象很难避免。

　　《财经时报》：如何才能改变劳动者弱势地位，做到公平调节收入分配？

　　李实：一是通过工会等组织，加强集体谈判力量，迫使资本做出让步。二是通过政府的介入。政府应制订相应的政策法规，如限制工作时间、规范劳动条件，强制企业为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两方面都是应该而且能够做到，而中国目前在这两个方面是欠缺的。市场之外的制度因素缺失造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地位很难改变。

　　不是市场化的错

　　《财经时报》：现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你怎么看？

　　李实：这种论断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构造。

　　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左右。1997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过去一段时期内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

　　可以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倾斜，带来城乡之间巨大差距。如果由市场发挥作用来调节收入分配，收入差距问题不会这么严重。

　　中国的政府往往会干预市场，而且政府本身并非一个中立的机构，它有很强的利益倾向。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必然是扭曲的市场。

　　《财经时报》：那么市场对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有什么影响？

　　李实：我们的调查表明，在过去十几年中，教育收益率不断上升，也就是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越高。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归结于市场机制。市场按个人对市场的贡献分配收入，对人力资本的回报越来越高了，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表现。人们不会对这种收入差距产生不满。

　　当然，市场本身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目前的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并遭到扭曲，市场本身的运作存在很多问题。即使是成熟的市场，也会存在市场缺陷。这种不成熟的、扭曲的和有缺陷的市场，会产生很多突发性的暴利机会，这种暴利机会可能被小部分人抓住，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此外，市场化改革会带来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使很多人失业下岗或收入下降，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不应让个人承担转型代价

　　《财经时报》：国企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实：这方面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由于改革不配套，政府推卸责任造成的。当时的改革步伐可能是走得太快了，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受，因此只能把转型代价转嫁到个人头上。

　　政府在改革之前，应该设计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缓冲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当然这方面并非一时就可以做到的。

　　此外，政府应该事先就考虑到，改革的代价可能会落到哪些人身上，应预先从财政上制定详细预算计划，对那些可能为改革承受代价的人做出补偿。从财力上讲，这本来完全可以做到。然而政府宁愿把钱投向别处，也不愿用来补偿国企下岗工人，使得大量下岗职工个人为社会承受转型的代价。

　　《财经时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问题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李实：收入差距问题和公平问题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并不是说收入差距越大，就越不公平。人们认同个人能力、个人努力、高教育水平带来的收入差距，但不认同权力和关系等带来的收入差距，如以权谋私、贪污行贿等现象。从不平等指数上看，即使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人们的公平感带来很大冲击。

　　政府公共服务要跟上

　　《财经时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李实：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会导致内需不足，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更多依赖外贸出口，这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风险；此外也迫使政府依靠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这种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因此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性。

　　内需不足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在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太少，从而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居民谨慎的消费行为。

　　《财经时报》：怎样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不完全如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用市场机制来决定收入水平。比如要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应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保证农民进城后的基本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要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就应促成生产要素由市场来配置，减少政府的地方割据，减少垄断部门对资源的控制。

　　同时，政府在公共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应更强调公平性，没有公平性，就不能称之为公共财政。比如说同样一个项目，政府投资建于一个发达地区，可能会比在一个落后地区建得更好，但这个项目对于两个地区人民生活带来的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这时政府财政部门就应该在公平性问题上进行权衡，不应简单地按“商业公司”的“效率”逻辑来决定投资去向。

　　《财经时报》：如果政府能先解决社会保障机制问题，消除人们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那么人们的创业和消费需求就会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下爆发出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远远大于政府财政对于某个具体项目的投资回报。

　　李实：这涉及到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之间的权衡。教育是长期项目，几年之内难见效应。现在政府的任期制，导致官员更多地关心短期效应而不是长期效应，从而导致短期行为。所以很多问题，归根结底与体制因素和政府行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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