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扭曲改革

　　担心失去既有的职位和利益，政府改革遭遇强大的阻力。历史上因为改革被扭曲，给中国经济留下无穷后患

　　□本报记者 言扬

　　回顾2005年，两件与改革有关的事情会在人们脑海中呈现。一是中国建行上市，一是 定州血案。前者是与国际接轨的银行改革，后者是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引发了与民争利的恶性事件。

　　来自内部的阻力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行在香港股市正式挂牌上市，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2006年是中国加入WTO后银行业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外部压力加快了银行业的改革步伐。

　　6月11日河北定州血案，造成6人当场死亡，48名村民受伤。

　　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当地政府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违规征用村民土地导致的惨案。

　　新一届政府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实施善政，对这件事进行了严肃处理，定州市镇两级党委书记被刑拘并被判罪。

　　定州案件的处理是一个缩影，既表明基层政府在利益驱动下，不惜冒犯国法，也表明本届政府保护百姓权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

　　2005年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的一年，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障碍了中国改革的步伐；利率市场化不完善，使得资本定价渗入了许多人为因素；政府掌握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和要素市场的定价权，使得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难以转变。凡此种种，无一不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慢了许多。中国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来推进国内的改革，也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促进开放。

　　利益扭曲改革

　　2005年初政府明确规定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之所以称为改革攻坚，是因为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职能转换。也许这方面的改革更为关键，因而在2005年引发了对改革的众多讨论。

　　有人认为改革动力已经丧失，有人认为现在的改革变成了内部人得利的改革，改革很可能变成一个半拉子工程，甚至有人发出了否定改革的声音。但不管对于改革有什么样的困惑和争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容置疑。

　　在2005年年终清点改革成果时，我们看到银行业改革、

汇率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作为改革重点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职能转换方面，进展并不理想。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换，跟过去的改革不同。过去的改革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调整，利益的调整往往是从上调到下，从少调到多，一般是得利的人多，受损失的人少，因而比较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权力与利益调整，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自身和横向的调整，对于某些政府单位和个人来说，最终可能失去现有的职位和利益，自然会面临更大阻碍。

　　从职权范围来看，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其行使权力的固定空间。如果要对这种空间进行调整，自然会触及到他们现有的利益。但现在有些政府部门为了获取部门利益，不惜越位在市场中与民争利。另一方面，本该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无利可图竟然缺位。政府部门的错位导致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很多。

　　历史的案例

　　这种改革被扭曲的实例，在新中国改革的历史上经历多次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例。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为了发展非公经济设立了价格双轨制。这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准备了基本的经营环境，对非公经济和整个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但双轨制使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物从寻租活动中获益，通过“倒”物资、“倒”批文大发横财，激起大众的不满。双轨制这种冲突性的双重体制，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长期使用必然引起经济生活混乱。

　　为了解决双轨制的弊病，1986年出现两种争论。一派主张绕过价格改革，先进行所有制改革，那意味着长期维持双轨制。一派主张先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那意味着要尽快取消双轨制。

　　由于许多利益集团可以从双轨制中受益，他们支持长期维护双轨制。如此，中国的改革转向以企业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局面，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

　　被扭曲的代价

　　在价格改革没有完成的前提下，进行所有制改革和后来的股份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是，众多企业为了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只能从那些倒卖物资和批文的“官倒”那里购买高价商品，把整个经济变成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更严重的是，由于政府控制着要素的定价权，市场无法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以至于企业的投资和产品都要通过政府定价，在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政府控制

股票的价格和发行，在股市中制造新的双轨制：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市成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 股市大量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配置。

　　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股票市场是一个畸形儿，今天为了改变历史上的股权分置问题，国家和投资者都不得不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当下一个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让政府部门进一步放弃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力，比如资源价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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