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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让人富的 张维迎的独立性更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9日 13:47 《财经时报》

  改革处在攻坚阶段,越来越复杂,不能太苛求经济学家。整体而言,经济学家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了,但经济学家也不能固步自封,要考虑在更加开放的平台上与其它学科专家通力合作

  □本报记者 言扬 徐寒梅

  丁学良先生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评论,在网上引起热烈反响,本报上期发表新望先生的《中国经济学家贡献何在》,一样引起了激烈争论。怎样看待这种网上议论?新望认为,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不了解近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变迁过程。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在网上写了一篇骂吴敬琏的文章,骂得很狠,后来他建议这个年轻人去看看吴敬琏的《计划与市场》。看完以后这个年轻人恍然大悟,以后不再骂了。

  进一步改革才能解决现实矛盾

  新一代年轻人对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不清楚,对二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线索缺乏基本了解,更对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缺乏了解。新望发现,网上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是大都市里重点大学一二年级的从农村来的大学生,他们在网上异常活跃,对现实极度不满,他们和干部子弟、城市小孩住在一块,感受到巨大的差距。对这种现实反差,他们有强烈感受,然后推及到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反感。

  新望认为,正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农村小孩才能到城市,看到这种差距。改革开放使社会各阶层地位的流动成为可能,凭自己的本事,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来。仅从开放和公平竞争的高考制度改革来看,就提供了许多向上的社会通道。如果去问这些大学生的父辈的话,他们的父辈也许没有这个感受,那时虽然工人穷,农民也穷,但农民仍然比城市人穷得多,差距还是很大,但那个时候,他们的父辈对事实上的差距没看到,没有感受到,因为没有流动的机会。城乡二元不是今天才有的,正是计划经济下统购统销、剪刀差才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后,差距又拉大了,这是事实。但对差距拉大的分析,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很多人拿贵州和上海比。其实,不只是今天贵州和上海没法比,解放前的贵州和上海更没法比。我在东部的一些农村也做调研,东部的多数农村原来都非常穷,或许比当时中西部还穷,我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市场化和民营化给他们带来了富裕。”

  经济学是让人富的

  现在网上有人一会儿说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代言,发了财,一会儿又说中国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此外还有人在贬低主流经济学家的同时,宣称要搞一个穷人的经济学。对于穷人的经济学,温总理讲得挺好,就是研究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如何发展。

  我们的确需要研究怎么让穷人富起来。不过,是不是单独存在一个穷人的经济学?是不是说主张市场经济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把财富弄到一部分人手里,这是一种富人的经济学? 是不是搞革命就算是穷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是不是就是把所有富人的东西、现有的东西直接拿来?新望对此充满疑问。他认为虽然这是捷径,但却是一种破坏的经济学,是继续革命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就是这么干的,已经证明不行,在中国走不通。这种“穷人经济学”很危险。

  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因为它是让人富的,而不是让人穷的。事实上,中国是近二十多年来世界上穷人经济学搞得最好的国家,中国实现了世界反贫困的奇迹。世界贫困人口从二十多年前的4.2亿,剩1.8亿,脱贫人口3.4亿,其中,中国脱贫人口超过2亿。这就是搞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不是穷人经济学吗?这证明搞市场经济,走改革开放的路子,就是穷人的经济学。这是不二法门。如果说穷人经济学还有更好的办法,一场革命就可以让穷人富起来,那结果对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新望强调,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这个大方向不能错。有人说是西方经济学主导了

中国经济改革,甚至说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改革。这纯粹是杯弓蛇影的事。如果真是这样,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思想又往哪搁?这些人的实际用意是要借批评西方经济学,否定改革,扭转改革大方向。试想一下,如果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不改革,会是一个什么情形?

  经济学家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望把中国经济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是王亚南、薛暮桥、孙冶方等。这些人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制定;第二代是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等,他们既有经济学背景,又得到体制内的承认。前两代可以说是政府经济学家,奏折经济学家。第三代是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这一代的学养越来越深厚,政府背景也越来越淡,他们的独立性也更强一些。

  新望认为,经济学家在以后的中国改革中仍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经济发展是基础。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经济学家去做,这至少还需要10多年时间。

  经济学家这几年这么幸运,一方面是他们冲破了一些旧观念,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他们建立了新的“意识形态”。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不是不想说话,但他们一说话就“出格”,实际上,这些学科发挥作用的余地还很大。在新望看来,现在的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改革越来越复杂,不能太苛求个别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学家也不能固步自封,要考虑在更加开放的平台上发挥作用,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与其它学科专家之间需要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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