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评价历史 走出企业界追求话语权的误区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企业界利益与全社会利益

　　有人把“工商文明” 论的出现称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宣言”，但是“工商文明”的主要倡导者并不十分满意。如穆军先生认为，工商文明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大家都生活在工商文明链条上。在武克钢的《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下简称“武文”)一文和其他文章中间，也有大量表达，如企业家代表社会发展前途，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服务，资本运动应该支配一切，企业家的“原罪”应被赦免、缺点可以原谅，把企业家捧为“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似乎在中国“三个代表” 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企业家阶层了。

　　我承认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但也希望实事求是地评价企业界利益与国家利益、老百姓利益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利益集团，只能通过自己集团利益，间接影响全社会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有促进整体利益的一面，也有损害的一面。要注意这种两重性，不要片面地、直接地把企业界利益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甚至是唯一代表，这样就会要求全社会利益都来服从企业界利益，这是一种专横的态度。

　　不能片面地评价企业家行为，认为提高社会效率、创造财富才是企业家的真正品质，而诈骗、行贿、奢侈等不会在企业家的行为中出现，或者仅仅是他们不得已的行为。不能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暴君”和“暴民”轮回，商人则完全属于受害者。若按照如此逻辑，贪官也不代表甚至不属于官界，我们的代表人物是清官。老百姓更可以说，我们从来就受暴力压迫，受商人剥削，哪里有什么暴民？ 顺便说一句，我是反对使用“暴民”这个对老百姓的贬斥性概念的。

　　慎重评价历史

　　上述的理论可能来源于西方中心论的直线发展历史观，把西方文明征服全世界的历史，完全归结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如“武文”描述的工商文明代替农耕文明。这种决定论和直线发展论，是极端的左右派共同的理论基础。它有一定道理但不完整，其最大缺陷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把强势集团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代表，否定弱势的人民，否认强弱可以互相转化，否认暂时落后的文明在反抗“先进文明”的侵略过程中间能够由弱变强。他们的主张是落后文明和弱势的群众应该自觉为历史进步作出牺牲，如果反抗，就是反对历史进步，应该受到镇压。因此“民主”是属于精英内部的，而不属于老百姓。

　　这种“生产力标准”的历史观，过分抬高“恶”而贬低“善”。其实，如何定义“先进文明”？主要不是看科技和武器，而是看使用的主要手段。当文化覆盖大于武力覆盖，即主要使用教育、说服、援助、平等交易和管理等手段推行自己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文明比较先进。武文推崇的理想化的工商文明就具有非暴力的特点。

　　但是在工商文明发展初期，包括在目前的中国，却大量使用了野蛮手段如暴力、欺骗和贿赂。在手段的意义上，这不是先进文明的特点，而与“暴君暴民” 相同。如果说“只要目的好，可以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是不是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文明就可以使用暴力呢？如果落后文明使用暴力手段反抗先进文明，究竟是反对历史进步，还是反对某些人垄断“历史进步”的权利呢？

　　如果历史进步就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当西方国家使用暴力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而毁灭了我们的生产力甚至生命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呢？如果说谁能够以暴力取胜，谁就是先进文明，那么使用暴力的“暴君”，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定义为先进文明，而把企业界定为“奸商”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就认识到这一基本矛盾，称为“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现在，盛洪等人归结为“文明悖论”。而“工商文明论” 依据的历史观有些过时，简单把西方文明归结为先进文明，对西方文明崛起从“善”的一面描述多，从“恶”的一面描述少；对中国历史和计划经济否定多，对25年以来又过分肯定，是片面的。至少，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应该慎重，并且有自我意识。

　　企业界追求话语权的努力与误区

　　近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界成熟起来的最重要标志，是能够直接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就其整体性利益发言，并聘用理论代言人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在理论层面提出问题。很可惜，他们争取话语权的努力，一开始就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和控制，有些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激化了与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影响了自己形象。难辞其咎的，是那些花企业钱不心疼、而且没有能力把事作好的“著名经济学家”、低层次吹捧的媒体、惟利是图的“中间人和策划人”，和那些水平不够又想当企业领袖的人物。

　　独立企业界在整体利益层面发言，大概有以下这样几次。

　　第一次，要求与外资同等的国民待遇，政府放开垄断领域，完善服务如融资体系等，这是合理的。

　　第二次，2000年以来在修宪中，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结果是，争取到公私财产同等保护，但“神圣”二字未能入宪。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财产来源，有钱人害怕的就是这个。

　　第三次，通过新自由主义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提出“赦免资本原罪”的主张。据说在某些会上，“企业家领袖们”排队给他鞠躬，表演在神甫面前忏悔的闹剧。企业与传媒界领袖共同策划，给张维迎戴上了“改革风云人物”，“创业领袖”等无数的桂冠，造成强大话语霸权。但这次策划失败了：政府没有采纳，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反而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政治上的幼稚和狂妄。法学家指出：原罪只能赎罪不能赦免。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予轼先生也说，不要再提什么原罪问题了，造成的社会印象好像企业家没好人。

　　第四次，2004年的“郎顾之争”，背景是“国退民进”和国企改革中，某些民营企业家搞“资本运作”，是否侵害了国有资产问题。 这次大争论，从顾雏军告状，张维迎和周其仁作为主要理论家反驳郎咸平， 到一年以后顾雏军被捕，其以高额出场费造势的被揭露，是全盘皆输。抛开是非不谈，仅就谋划和策略， 顾与张就犯了许多错误，严重影响了企业界的整体利益和形象。

　　第五次，

房地产利益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联络起来，维持

房价，已经具有影响全国经济

宏观调控政策的能力。某些房地产商提出的问题也超出了房地产的范围，如提出“ 大多数人租房” 模式，这实际是一个在中国发展大房产主阶层的模式。

　　以上争论的失败，是否证明了武文“暴君加暴民” 打击工商文明的论断呢？答案是否定的。

　　武文言到：“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资本是要发展的，发展要付出艰苦努力。只有那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的人，才算是企业家。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

　　这段文字是值得商榷的。中国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他们痛恨那些“靠以权谋私变富的人”，没有仇恨真正付出了“生产性努力和技术组织贡献”的企业家。社会上对于企业界的一般不满是存在的，主要是因为老板心太黑对工人不好，自己的生活奢侈而对社会捐赠太少，广泛存在偷税和行贿。这些批评都是有根据的，但不是“仇恨”。武先生也在文章中痛加批判这类现象，为什么容不得老百姓在网络上批判呢？何况，网络乱骂也是老百姓没有发言权的结果。

　　精英们应该善于从网络上看到人民对自己的真正反应，从正面吸取。不要误判中国形势，不要用历史上“暴君加暴民”的逻辑看待。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样的历史假设，比照今天更不合适。如果中国的精英包括企业界人士抱有这样的心理，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缺点，而长期和大多数人民对立。武克钢先生这次的理论努力，也可能因为这种情绪而受到影响，这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批判“民粹主义”一样是理论误区。

　　批判政府滥用权力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不能把政府的角色单纯定义为企业服务。市场经济具有非均衡的性质，会自发产生垄断和泡沫，需要政府适当干预，不是简单退出就可以的。

　　企业界最应反省的是错选理论及代表人物。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变种——权力资本瓜分理论，不仅毒害了政府官员，也影响到发展初期的独立企业界。 由于符合民营企业家受政府压迫的感觉， 所以受到欢迎。 但是必须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定位有误，一开始就有极为强烈的反政府干预，反“民粹主义”，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主张权力资本化，有极大的危害。 在他们鼓吹权力瓜分国有资产背后，实际隐藏着难以抑制的瓜分私有财产的危险。放纵瓜分国有企业，结果是连私有财产一起剥夺。

　　在对国家的态度上，盲目接受全球化、反对国家保护，是另外一个误区。中国民营资本应接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理论，要求国家支持介入国际竞争，要求国家采购的公开与公平，争取从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

　　争取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利益集团，分为生产性和分配性两种，承认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的进步性，帮助他们的提高和发展，我与武先生、穆军先生、杨鹏先生是一致的。我不一定提“工商文明”这个概念，是因为在历史观方面有分歧。

　　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是难以代替的稀缺资源，特别在科技发明、技术诀窍和组织管理方面是如此。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既不能全面追究他们的“原罪”，也不能公开赦免，需要以中国智慧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熟悉，没有必要纳入“瓜分派理论”的轨道。

　　特别要指出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是那些掌握了计划、管理和科技能力的干部和经理，他们是以行政集团方式集体存在的，是他们完成了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强大的国防战略产业和先进的科技力量，虽然在体制上不灵活，在市场经济阶段需要改革，但是他们正在改革，而且现在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是他们转化来的。

　　中国民营企业家先天资本积累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能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弱肉强食理论。他们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需要与国防战略产业建立加工配件和共同研发的关系， 国家垄断的行业也需要向民营资本开放。 为什么只说国家与民营资本矛盾的一面，不说一致的一面？这就是理论误导。 民营资本应该更换理论和指导思想了。

　　最后表示，我愿意和企业家合作，争取越来越好的发展环境，能够迅速健康发展，逐步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利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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