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一代李兆会：传统家族终结者

　　撰文／沈巍

　　2003年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九届执委会副主席、有“魔术师”之称的著名民营企业家李海仓在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东镇遭歹徒枪击，经抢救无效死亡。3月，李海仓年仅22岁的儿子李兆会紧急接替被枪杀的父亲，成为庞大的海鑫集团的董事长和90%股权的所有人。

　　1980年，李兆会出生于山西闻喜县。这一年中国的计划生育刚好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也就是这一年诞生了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独生一代”。“独生一代”是在中国如此深刻变化的时刻成长起来的一代，是被武侠、网络以及前卫电影培养起来的一代，又是被各种物欲包围的一代。借助迅猛发展的时代，他们已经在文学、网络、技术等领域里成就了自己的神奇年华。

　　而在“独生一代”中，能进入“胡润中国百富榜”的，李兆会是第一个(李兆会有一妹妹，这里把李算作“独生一代”强调的是“代”，并非一定要独生)。从某个方面说这里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同时又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戏剧性在于，是一场意外拉开了“独生一代”走向企业和财富的大幕，就像某作家对“独生一代”的总体感受一样：“他们是突然杀出的，让人感到措手不及”。重要意义在于，“独生一代”早晚要接替上一代成为财富的主宰者，他们终将决定时代的方向,李兆会的突然登台，可以说是这场接班大戏的序幕。

　　“独生一代”不同于上一代的地方可谓多，但以下两点似乎被大家所公认：

　　1、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望更为直白，传统的伪善伦理对他们不再有多少约束；

　　2、他们不再有上一代那种强烈的家族意识，把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传统的家族伦理很可能在他们身上终结。

　　且看看在李兆会在接班握权的三年时间里都给了我们哪些体现。

　　“两把火”与炫财嫌疑

　　每股3.7元,创造了到当时为止民生银行最高的股权转让价格,这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他有炫耀财富的嫌疑!

　　控制住海鑫的局面后，在2004年10月，李兆会曾出手签署了两项股权收购协议，总金额超过了6.5亿元。

　　2004年10月18日，以海鑫实业为平台，李兆会与中色股份(000758)达成协议，将以接近6亿元的代价，分期取得后者手中的1.6亿多股民生银行(600016)股权。为此，海鑫实业付出每股3.7元的收购价格，这也是到当时为止民生银行最高的股权转让价格。同一周，李兆会又通过一家完全由其一手创立的公司，以近6000万的价格，达成了收购华冠科技(600371)21.25%股权的协议。

　　根据收购协议的安排，如果转让顺利，海鑫实业将分三年以现金支付收购民生银行股权款项，首期金额为1.59亿元。而在华冠科技的转让协议中则约定，股权过户七天之内，海鑫方面将一次性支付现金5797万元。

　　这两宗股权转让涉及到的交易金额，对于净资产为18亿多(截止到2003年底)的海鑫实业来说，也决不是一个小数目。李兆会为什么会选择将这么多的资金投向两间主营业务与海鑫钢铁主业相去甚远的上市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如果股权转让顺利完成，海鑫实业将成为民生银行的第十大股东，这不仅可以给海鑫实业带来比较稳定的投资回报，同时，与其他几家大型民营集团一起成为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也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海鑫集团在国内的影响力。而对于介入华冠科技，华冠科技董秘霍光表示，公司目前在本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发展势头良好，根据他们的了解，海鑫方面也是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打算做一个长期的战略投资者。

　　这些都固然是可能吸引李兆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导致李兆会的大手笔的因素仅仅是这些吗？

　　在接替父亲出任董事长之后，李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理了父亲的旧部，这已经显示了这个青年人对权力的急切欲望。

　　夺权永远不是目的，关键是要向世人证明自己已经取得权力，怎样证明？那就是行使自己的权力。所谓“新官上任两把火”，2004年10月的两起大收购正是权力具体行使的表现。

　　上述两起收购正是在老臣幸存海这最后一块“绊脚石”被“放逐”太原后迅速做出的；另外收购选择了其父亲生前从未涉足的资本市场。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意在向世人证明自己已经获得了海鑫的绝对权力，海鑫已经不是从前李海仓的海鑫，而是李兆会的海鑫。

　　众所周知，“独生一代”多爱炫耀，在还靠父母养活的情况下，往往从穿到用都是一身名牌。他们尚且如此，不用说拥有亿万资财的李兆会了。不论是在海鑫集团所在的闻喜县还是在太原，如果说你看到三辆奔驰600同时驶过，那很可能就是李兆会的车队。本来财富是刚从突然死去的父亲那里继承的，并非自己的奋斗所得，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是不应该如此铺张的。但这样的观念似乎是“陈旧”的，显然约束不了他。从接近李兆会的一位人士那里曾流出一个传言：李兆会曾在澳门豪赌，一夜输了近亿元，致使海鑫员工当月工资无法发放。姑且不论传言的真假，至少有这么一个传言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对财富有着强烈的炫耀心理。

　　由此联系到李兆会对民生银行股份收购。每股3.7元,创造了到当时为止民生银行最高的股权转让价格,这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他有炫耀财富的嫌疑!

　　“传统家族”终结者

　　“独生一代”将强力冲击着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家族企业体制。

　　李兆会从登台至今，不论是以高价收购民生银行股份，还是澳门上亿豪赌传言，都可算得上是大手笔。但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在短时间迅速清理掉了父亲的旧部，完全控制了大权。固然从传统伦理来讲，李兆会的这一举动确实不尽人情，有些“狠”，但对于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家族企业来讲，正是这一 点透露出了某些好的兆头。

　　中国家族企业在经历一段创业辉煌后，眼下已走到裂变的十字路口——是固守既有的家族管理模式，还是来一次建立现代企业所需的脱胎换骨式的“革命”。中国家族企业正面临着成长的挑战，正是摆在中国家族企业面前的成长之痛。

　　家族企业在创业时期，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具有强烈的凝聚力，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地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然而，家族企业的劣根性也与生俱来，从初创那天起，家族企业就潜伏着“

病毒”。在创业之初，靠着一个家族的凝聚力掩盖了它的弊端，但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规模做大后，其致命伤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是股权状况不明晰。家族企业往往只重视家族整体占有企业的股权，却忽视了家族董事会成员中具体的股权占有状况。由于股权占有状况的不明，导致了决策过程中责、权、利含混不清，管理决策效率及质量很难保证。许多家族企业的创业团队往往因为产权的划分而引发诸多冲突，最终影响到了企业的持续经营。

　　其次是老一代领导人或开创者退位会产生强烈

地震。如何选择企业的继承人，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再次任人唯亲难以优化配置人力资源。除此之外外，家族企业还存在共苦不同甘，资历重于才能，辈分重于能力，经验重于知识，情感重于理性，面子重于事实，人情重于规章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家族企业就很难有大发展。

　　家族企业如何应对成长挑战，这是家族企业的历史选择。直捣家族企业制度这个根本，是有识之士们一致的共识。家族企业能否实现管理创新，关键在于制度,即是由家族制企业转型为现代企业制度。社科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教授指出：“通常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的现代产权制度，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讲也是如此。”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产权明晰。对于家族企业“要使产权明晰化，关键是要厘清‘帮忙’与‘合作’的关系。” 但在掺杂了血缘和亲情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往往会出现产权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教授曾归纳了几点原因。他认为西方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之所以清晰,而中国的之所以模糊,是因为中国的家族企业追求的是家族财富的最大化，而西方的家族企业追求的则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而在股权设置上，金祥荣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低成本文化，中国社会是人格化信息为主的社会，在这种文化形态下，中国的家族企业的股权是封闭的；而在非人格化信息为主的西方国家，家族企业的股权开放性和流动性就相对较高。

　　可以说，以家族为基础的“血浓于水、注重血缘关系”的文化形态是家族企业难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底层制约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世纪80年代起家的第一代民企创业者开始逐步退居幕后，1970年前后出生的下一代开始接过接力棒，走向“企业政治”中的管理、决策前台。中国第一批“民企二代少管家”正在挑战这一家族企业兴衰“宿命论”。他们以青年人的锐气，务实地对“父辈民企”进行“扬弃″，力图寻找家族式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契合点，不断革新“企业政治”。“换代执政”的民营企业正逐步回归市场本原，以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步入依靠品牌与资本运营的现代企业发展阶段。

　　第一批“民企二代少管家” 在一定程度上已打通了中国家族企业“亲缘血缘瓶颈”，淡化了家族色彩。

　　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独生一代”的出现及登台，势必会使这种文化形态得到彻底改观。子女数量减少，家族成员必然会在最大的数量上减少，家族关系纽带也势必减少，家族将会越缩越小。首先，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将使得家族企业的股权占有以及继承简单化、清晰化，减少了内部纷争；其次新成长起来的“独生一代”受其环境影响，强调自我，传统家族意识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这些都透露出“独生一代”将强力冲击着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家族企业体制。从李兆会接替父亲，到逐渐清理家族旧部，再到彰显其个性的手笔，我们不难看到“独生一代”给传统家族带来的变化。

　　相信随着更多的“独生一代”从家族企业中登台，中国家族企业将真正构建起现代企业制度。而李兆会作为“独生一代”第一个登台者，也可能是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的第一个“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