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妇女的平淡死亡

　　昨日与明日·许知远专栏·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

　　一

　　一直到第92页，王氏才最终出场。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的身高、体重、说话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她是一位姓任的男人的妻子，1671年，他们住在郯城县城西南八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里。他们只有一间屋子，家里有一口锅，一盏油灯，一床手工编制的席子，一个草垫子，在冬天北风呼啸的夜晚，油灯的火苗摇曳不定，他们必须相互拥抱取暖。

　　郯城距离北京600公里，是山东南部的一个贫穷县城，小麦与高粱是主要的种植物。在清王朝统治的超过1500个县中，它没有往昔的光荣岁月可以炫耀，不处于交通枢纽，在商业上没有成就，人口也不过是6万人。就像中国辽阔的农村世界一样，它沉默、缺乏性格、毫无声息地承受着意外的灾难。

　　就在天子在紫禁城里不断拓展他的个人世界时，普通的郯城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不断到来的挑战，他们拥有自己的希望，也要承受希望破灭时的失落。人祸与天灾在王朝交替时总是特别显著。1622年时，白莲教起义吸引了大量的本地人参与，起义军首领描绘了他们将寻找到的乌托邦，那是“金山、银山、面粉山、稻米山、油泉和酒井”，他们大部分死于明朝军队的镇压；1640年代初，蝗灾和盗匪相继到来，本地的士绅领导的其他居民渡过了危机；接着无法逆转的变化到来，关外的满族人的到来，但这里不是史可法的

扬州，没有汉人的精英传统，本地知识领袖杜之栋举人1644年率领那些曾经抗击过盗匪的居民们投降了。

　　新的政治秩序并不意味着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步到来。他们削去了头顶的毛发、蓄起了长辫子，但流经此地的沂河仍旧在泛滥，土匪也仍眷顾，历经磨难的杜举人在1651死于了土匪手中，1668年，

地震还造访了这里，大约9000人在裂开的地缝、倒塌的房屋中失去了性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县城的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三。

　　二

　　自从法国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1975年了出版了《蒙塔尤》以来，历史学家对于不为人知的地点与人物的考察的热情达到了新高峰。人类学知识与之前的科学、社会学一样被迅速引入历史学。历史学家们变成了耐心的“细节癖”和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的结合体，对于伟人、重大历史事件造就历史的逆反，对日常生活进行事无巨细探索的年鉴学派是造就了历史学的新浪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总结说：“书写那些观点几乎无据可查人的历史成了一种普遍的尝试。”

　　这种尝试背后隐含了这样的哲学：一滴水可能窥见整个海洋。通过遗留下的文献，勒华拉杜里沉浸入了1294年-1324年小山村蒙塔尤，理解与想象他们的养生、幻觉、分娩、恐惧、死亡、魔鬼、疾病、居所、服装、饮食、性生活，试图借此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

　　史景迁出版于1978年的《王氏之死》是这股潮流中的产物之一。当他在图书馆里阅读到1670-1672年在郯城做过县令的黄六鸿的笔记时，他对于这个华北平原毫无特色的小城里的人的命运产生了好奇，他想知道他们的“孤独、性爱和梦想”。困难可想而知，勒华拉杜里等欧洲历史学家里可以借助的“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都没有。

　　“从过去的穷人和被遗忘的人的生活中总是很难得到什么。”史景迁的感慨暗示了中国历史的特性，匈牙利汉学家Etienne Balazs精确地总结道中国历史是“官员们为官员们而书写的”。

　　《郯城县志》、官员黄六鸿的私人日记、作家蒲松龄的小说，就成为史景迁的主要依据材料。“百姓贫苦，原不知有生之乐”，黄六鸿在笔记里相信，持续不断的危机使得本地人觉得生活缺乏意义。

　　对于普通人而言，生活里充满了种种限制。科举制度带来的社会的流动性很少受惠于这样的缺乏文化传统之地，但是儒教的正统性却对个人生活有着种种限制。远在北京的皇帝康熙在1670年也发来了十六字的圣谕，希望臣民在家庭与社会关系都遵循对应的准则。对于女人的世界来说，这种道德要求更为严苛，她们被鼓励在丈夫死亡后自杀，在地方记载上充斥着对贞节的崇拜。在刑法上则对男女关系有着严厉的克制，在通奸被发现后，被欺骗的丈夫有权掌握偷情男女的生命。

　　三

　　王氏在105页时，被掐死在雪地里。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史景迁猜想，当人们发现她是“她看上去几乎好像活着一样：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但事实上，没人知道他们生命的色彩是什么，王氏的命运及其死亡引发的争吵、审判，是广阔的华北平原上随时发生的故事，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国家权力、社会规范面前，他们的生命尊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他们可能也并不怎么在乎这种尊严性。当他们出生时，就生活在一种早已成型的社会气氛与规范之中，他们用忍耐与顺从对待命运的安排，当他们想反抗时，他们离开的距离不过是到达附近的小树林中。

　　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智慧，很多时刻，他们用想象力对抗现实生活的困境与匮乏。作为失意的学者，蒲松龄游在乡间田野里寻找中国社会的故事。所有失意者可能的梦想、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对现实的讥讽，在《聊斋》里面似乎都实现了，贫困的书生最终得到漂亮的姑娘的帮助，获取了性与功名，尽管她是狐狸所变；愚蠢的人最终在科举中获得成功；动物可能比人类更富有同情心和爱……性的描写与暗示，充斥在几乎每一个段落，在官方文件和仪式上被不断强调的贞节消失了，在人们田间劳作和夜晚聊天所谈论的话题里，那些消魂的情欲才是中心，支配人们实际的情感与生活的，是朴素的哲学，而不是官方强加的意识形态。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生争吵、抵御灾难、庆祝欢乐，甚至在面对凶杀的问题上，是地方经久形成的伦理，而不是新的政治意识、法律在起作用。所以，不管那个安静的乡村受到什么样的自然冲击，遭遇怎样的政治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了多少，乡村的故事似乎总是一样的，这种特性也可以毫不困难地复制到广阔的华北平原。

　　生命总是充满了不测，你可能躲过了所有的重要自然与政治灾难，却在小小的家庭内争吵中失败。欧洲的普通人寻求宗教上的帮助，他们被教导人生的信仰，要坚信信念(Faith)，而大多数普通的、一代代的中国人则在一种宿命(Fate)中度过一生，你不需要反抗什么，你应该顺从，并保持内心的平和。死在1671年的王氏正是如此，而此刻活跃在中国零星地方的一些天主教传教士正致力于让中国人相信些别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生命里那些难以理解、变化莫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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