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来的历史

　　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你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听到类似的批评。每周一的中午，我坐着红色的出租车沿着三环路前往上班地点。尽管北京拥有世界上最宽阔的道路，但在早晨与傍晚时，那些亨利.福特T型车的后代们仍旧像罐头中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除去制造了大量废气，它们还使交通路况播报成为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如果主持人 还会插科打诨，他们简直就可能成为超级明星。偶尔，我会看一眼并排行驶的另一辆出租车上的乘客，大多时候，他们都拥有一张沉着的脸，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笔下的“孤独的人群”。你不会担心独自乘坐出租车会寂寞，北京的“的哥”是世界上最健谈的职业人群，他们会从美国大选谈到腐败再谈到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说到公司如何“剥削”他们时，他们是通俗政治经济学的阐述者，而当发生交通拥堵时，他们又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都是警察管得太多的过失。”

　　这座城市的面貌总在变化，地产商如今是最时髦的人物。他们借用现代建筑大师的观点，说房子不再是房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市中心他们建造了全透明的写字楼，让在其中工作的人像是鱼缸里的金鱼；在郊区他们复制了欧洲的面貌，并信心十足地称那一小块地方就是海德堡、温哥华或格林小镇。在这座同时供1000多万人共同呼吸、工作、发愁、享乐的城市中，很多人的志向就是在不断崛起的高层建筑中拥有一个方格子，然后再买一辆车，以便从睡觉的方格子赶往工作的方格子，把不算少的时间花在堵车与寻找停车位上。林语堂曾说北京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它散发出的韵味只有巴黎能够相比，现在，它变得越来越不适宜居住，昂贵、拥挤、不舒适，在冬天时它太冷，春天时还要忍受沙尘。但人们的欲望与不安使这座城市显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的大生意，2008年还要举办一场奥运会——我们需要修建更多的楼房，更宽的马路，让上面奔跑更多的汽车。人人相信未来会更美好，而昨天是注定可以抛弃的。

　　这座城市中大部分的人是移民，老舍笔下那些提着鸟笼、会说浓重的卷舌音的“老北京”多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南部和二环内那些正在消失的胡同中。宽阔的长安街将北京分成两个部分，北城代表着文化与经济的活力，它是大学、跨国公司、西装领带、酒吧咖啡馆、证券交易所和时髦的男女；相比之下，南城显得缺乏生气。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正在一点点地消失，有着老北京缓慢和悠闲节奏的后海，如今灯火摇曳、人潮涌动，喜力啤酒早就取代了豆汁。

　　我日复一日地穿越这座城市，却极少产生过了解它的愿望。我上一次去故宫是15年前，我差点忘记了，它是世界上最壮阔的宫殿，它高耸的红墙比白金汉宫或是凡尔赛宫都要巍峨。北京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线条，我从未试图展开它的细节。

　　而我在课本上所了解到的历史，也一样缺少细节。它是一条不断向前的直线，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资产阶级又战胜了贵族与地主，最终工人阶级成为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为干脆的分法是仅有新旧两个社会。旧社会是黑暗无边的封建专制，是惨无人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新社会则蕴涵了所有的希望。历史进程在我的头脑中几乎全是突变的，它依赖的常常是一个事件、一个会议或者一个伟大的人物。

　　20世纪行将结束时，我逐渐感觉到中国的社会和她在外界的形象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改变。在刚刚过去的100年中，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变幻无常也最触目惊心的实验场。面对这一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幸存者，不同的力量都试图重新塑造她。她过于复杂，而在她沉默的外表下又蕴涵着罕见的生命力。美国外交官约翰.帕顿.戴维斯在1972年的回忆录《Dragon by the Tail》中写道：“那些希望将中国现代化和基督教化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和教育者们都失败了。……美国政府失败了。苏联统治者想逐步控制它的企图也失败了。”这种不变论在今天的中国仍拥有一些永恒的听众，他们喜欢寻找潜规则，他们迷恋厚黑学，他们相信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着循环论。

　　与此同时，我们又听到另一种过分乐观的看法：计划经济过时了，市场经济自然就建立起来了；市场力量增强了，行政力量就退后了；如果经济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我们在2050年就会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新一代人拥有了互联网，丰富的资讯可以让他们的人格更健康……这样的思维让一批中国的观察者们乐此不疲地寻找种种社会变革的符号，并为它们赋予意义。

　　但这两种线性思维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它处在一个要复杂得多的坐标系当中，因为它正在从一个封闭静态的体系向一个更开放、更变动的体系过渡之中。在我上大学时，北大南门开始出现飞宇网吧。那些十年前还在阅读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少年们如今变成了《红色警报》和《帝国时代》的FANS；十年前的海子、骆一禾也已经变成现在的程序员和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加入到一场新的全球变迁之中。信息技术不仅仅是蒸汽机、铁路这些伟大发明的继续，它更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体系。中国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同属于全球市场革命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在东欧、在前苏联国家、在越南，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都在向市场体制转变，但是，这样的转变也并非处处成功，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世界在冷战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与信息畅通无阻地流动，人们很快就发现，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你能否成为新的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西班牙思想家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这场信息革命已经开始将世界重新划分，地域边界的价值已不比从前，全球化把全世界有价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把那些掌握技术、信息、资本的精英们联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没有价值的地区和人民变得越来越边缘化，直到被排除在全球网络之外。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体系的前夜有些类似于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的感觉。他在目睹了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质繁荣时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起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是要大。自然力的征服，轮船的行驶，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在风景如画的三峡建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坝，照亮长江中下游；将经济增长带入广阔的西部内地，再用管道将石油天然气运输出来；在珠三角、长三角那些数不清的工厂里打工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他们生产出的打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充斥着从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场到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高涨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钢铁、石油；施罗德、卢拉、希拉克、瓦杰帕伊纷纷拜访中国，他们需要这个市场；大批的劳工飘洋过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他们既建设了自己的家园，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商人一样创造出硅谷式的奇迹、一样到纳斯达克上市、一样收购跨国公司的业务……

　　但是，如果我们扔掉喜欢报道奇迹的商业报刊，离开北京、上海的金融中心，也不去参观世界工厂中的生产线，就会看到另一个中国，它的色彩并不那么光鲜。

　　在我上大学之后第二年，大学的学费上涨了将近两倍，这个数字到了2004年已经到了6000元左右，如果加上生活费用，一个学生一年至少需要1万元。高等教育告别了福利制度，在一些方面，它甚至比其他行业更彻底地皈依了市场原则，这意味着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可能失去“跳龙门”的希望，他们成了信息时代第四世界的人。他们未竟学业就直接就业，成为餐馆服务员、搬运工、保洁员和建筑工人，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却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和对比别人的生活。况且，上大学本身也不再意味着稳定的前程，如果你没有掌握特定的技能，你要做好“毕业即失业”的准备。

　　我常常疑惑，2004年的中国人和1904年的中国人还相似吗，和1004年的中国人呢？直到今年，我才认真地阅读林语堂出版于1935年的《中国人》。那一年也是鲁迅去世的年份，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毕生都在告诫国人，中国传统一片漆黑，只有奴隶、太监和吃人的礼教；那一年也是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高潮，他认为打麻将、随地吐痰、衣衫不整这些恶习必须被克服，代之以清教徒的清洁与克制。但是林语堂在批评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之后，并没有忘记描述中国人的平和的内心、特别的幽默感；动人的诗歌、戏剧、绘画、书法；在面对灾难时的韧性和勇敢……

　　中国太过庞大。1904年时，世界有16亿人口，中国是4亿，2004年时，对应的数字是65亿与13亿。它漫长曲折的边界至少与14个国家相邻，并难以避免地和其中的一些国家发生过冲突。一些早期的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就发现，中国各个省份间的差异简直就像欧洲不同国家间的差异，而当整个东北被日本占领时，上海仍旧歌舞升平，这让他们总是疑惑，这么一个国家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并运转的？

　　伴随着中国的每一次剧变，这个疑问就会被再次提起。如果说地域上的差异已维持了几千年，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条主线的失调则是近代中国种种灾难的根源。曾国藩、李鸿章一代人试图通过军事技术上的更新拯救中国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孙中山复制美国政治制度的行动也遭遇重大挫折……

　　每一位思想家总是试图寻找破解社会结构秘密的钥匙，为一个群体赋予更大的意义，相信是他们在驱动历史，比如熊彼得认为那把钥匙就是破坏性创新，勇敢无畏的企业家精神维持了社会的活力……近代社会思想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将经济增长、工业化、技术进步、商业化视作社会进步的基础，而将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比如文化、社会心理、社会关系视为次要的、反射性的。寻找单一的决定因素的努力，常常让现代社会的分析者们迷失方向，因为如果你用经济原理解释人们的政治选择或是社会情绪，总是难以自圆其说，它已经过于复杂。

　　“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构成。”哈佛大学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1978年写道，“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率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原则。”这个可以相对清晰地解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点，或许不能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启发。

　　2004年12月19日时，丹尼尔.贝尔的中国学生丁学良在我面前划了一条直线，用它来象征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左到右依次排列的是宗教、文化、政治、社会关系、经济结构、技术，这一顺序是为了说明可被改变的难度系数的递减关系。技术最容易被复制，经济可能遵循某种模式，也可能随之带来社会的结构的变化，但是到了政治层面，改变的难度就陡然增加，文化的变化基本是很缓慢的，而宗教的改变更是艰难。

　　中国令人深感迷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片段给我们截然相反的印象。这个国家拥有了世界第一大手机用户群，接驳互联网的人数仅次于美国；她以最快的速度引入了新技术；她的经济表现也颇为傲人，但是她的社会结构仍不够完善；她的文化心理中有不少要素仍滞留在前现代社会。不同的领域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并且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推断失误常常在于，观察者们常常用其中的一个变量来推导出整个公式。

　　在2004年秋天，一场演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位来自香港的叫郎咸平的经济学家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了中国最重要的民企领导人之一的顾雏军。前者说后者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而后者随即起诉前者诽谤。类似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并不新鲜。中国是全球自由市场实验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产的重新分配不可能是以全然公正的方式进行，一些中国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往往拥有双重面孔：一方面他们可能是那一代人中最勇敢、最精明、运气最好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的变迁，创造了新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通过对另一套游戏规则的熟悉，将原来属于人民的资产，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这个本不应吸引太多注意力的事件，因为契合了某种积累了一定时间的社会情绪而演变成一桩新闻事件。在改革的最初时期，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的体制被打破之后，人们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当改革在90年代进入深水区之后，利益的得失变得显著起来。如何不让七亿农民游离在全球化的繁荣之外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尚未发育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充分抚慰那些伴随着国企改革而失去职业的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感觉自己为国家奉献了那么多，也曾经拥有虽然不富裕却人人差不多的生活，现在这种平衡感却被打破了，他们需要借助类似的事件宣泄自己的情绪。

　　很多经济学家卷入了这场“郎顾之争”，但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网络与媒体在这场争论中充当了显著的角色，尤其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人在文化领域需要寻找的是自我满足感，而很多人的确通过夜晚在键盘上的随意书写而获得这种感觉。有一种浮躁感正在侵蚀着今天的社会，一个“醒目的”新闻事件常常让人们蜂拥而上，但“审美疲劳”也会快速到来，之后的再度提起只会被人笑话。尽管我们的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但无庸质疑，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消费世界——如果一个事件的娱乐价值被榨干之后，谁还会理睬它。想想赵忠祥事件吧，它显然已是一桩陈年往事。

　　现实变得零碎、意义变得短暂。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个还没有彻底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里，已经有一部分人过上了后现代的生活。他们主要通过媒体来理解世界，他们在虚拟世界里呆的时间比在真实生活中要长得多，让人吃不消的是来自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的各种碎片的结合体。泛滥的信息还造就了大众社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把自己只当作一个抽象的群体，自我意识空前地觉醒。看看那些公共机构如何拼命地取悦大众就可知道：几乎所有的评选都要进行网络投票、几乎探讨任何话题都要随时宣读手机短信，而拥有平民色彩的明星更容易获得成功……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卡尔.马克思说。在传统的根基不再牢靠之时，人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心理机制与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历史作品会突然升温，为什么青藏高原会激起那么多的热情，为什么电影《天下无贼》要借用一个单纯的孩子之口说出那么滥情的期待，为什么那么多人充满激情地谈论儒家、道家传统……

　　这个国家也正处于另一个关键的时刻，她该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定义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她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她的触角通往更多的区域，当占全球总人口1／5的人试图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时，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她自己仍在变化着，努力穿越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

　　但是，我们仍对这个国家的过去与现在所知甚少，对于我们的各种社会结构缺乏深入探讨，只有一个社会寻找到可以解释自己的方法，它才可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于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年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满怀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这种朴素的情感至今令我心潮澎湃。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认识中国、解释中国，这种认识不仅来自于理性的判断和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它要来自你的双脚和敏感的心灵，中国是用来被感知的，我们必须通过一些更简单、更微妙的方式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