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评论员：许知远
大约17世纪时，散落在东南亚的中国人就赢得了“东方的犹太人”的称号。
他们的命运看起来不无相似，被种种社会动荡所压迫，远离家乡，依靠种族关系连结在一起，他们又都在经济领域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唯一的截然不同之处是，犹太人受害于
宗教，而华人则更多的缘于政治变化。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史诗。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了蒸汽船，由步行变成了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了陌生之地，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加强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力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而中央帝国陷入了破产的绝境，则使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东南亚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而移民则主要来自于广东与福建，这两个长期被视作“不可信任的南方”、“被瘴气困扰的蛮荒之地”，因远离中央政权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于是，美国人前往西部，俄国人前往西伯利亚，而中国人则到东南亚。
海外华人最初的生活凄惨而悲壮，他们的勤奋、智慧与节俭似乎从一开始就震惊了他们所移居之地，打破了当地的某些习以为常的平凡和潜规则。但不管多么富有，他们从未摆脱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他们的大多数似乎也从未彻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仍在很大程度上愿意称自己是“中国人”。
在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中国社会的动荡未有消退。他们为自己身份所困扰，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却发现自己祖国可能并不在乎他们。长期以来，他们像是生活在地铁中的人，地面上的世界变迁很少留心他们。
所以当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被研究与发现时，整个世界震惊了。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1970年代末时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30年之内竟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他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他们都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后代；中国大陆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1990年代初时，儒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2500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他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义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
后来人们逐渐辨清了一些基本差异。比如日本式的经济组织与韩国不同，他们也与海外华人的家族主义不同。不过海外华人从此就进入了世界的视野。谁都对他们的表现吃惊不已，甚至恐惧。想想吧，在1990年时，5500万海外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内地人还要多；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到中国内地投资时，比不上中国内地一个大型县城面积的中国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海外华人似乎在不少他们生活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当以猜测富人的财富到底有几何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把目光投向亚洲时，海外华人轻而易举地就在其中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而且他们长期的自我保护，还使他们的真正家当秘而不宣。
在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在1990年出版《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之前，世界未对海外华人进行过任何像样的研究。那些由家族统治的庞大的华人商业王国，是深不可测的富裕与神秘的代名词。我们不知道他们以何种方式运转着自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一些类似“儒家”、“家族制”的概念化的、似是而非的名词主导着外人对他们的看法。
雷丁的研究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文化研究方式的继续。后者相信，是宗教传统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清教徒的信念与伦理规范造就了现代的经济人。那么华人资本主义将有何不同呢？雷丁追溯了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社会动荡、政治形势，致力于使读者明白，中国人在动荡不安之中，如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心理习惯，他们如何在完全不确定性的世界，通过家族关系获得可怜的确定性与安全感。
不过，这种努力似乎仍不足够。比起浩如烟海的对“欧洲奇迹”的解释，对于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显得过分简单与教条。中国正在重新兴起，它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而且中国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与教训，也同样是世界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理解海外华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行事方式、道德准则，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远比那些最富有人士的抽象的财产数字，重要得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