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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1972年，在香港股票市场最疯狂的时刻，当地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忙得就像疯人院。当董事局主席桑德士在试图穿过银行大堂回到办公室时，他必须费力地穿过厚厚的人墙，递交股票认购申请表的人群把此处围得水泄不通。结束此等混乱的方式是向临近的圣约翰教堂求助，银行答应捐给教堂一大笔钱，请求神父借出圣堂来容纳这些申请人。于是在这
座香港最大的教堂中，闹哄哄的人群在圣父、圣母与其他圣灵的注视下，争吵与盘算着自己即将的获利。
20世纪50年代之后曾几次来到香港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被这个拥挤城市的生命力惊呆了，感慨说从内地逃来的懒散难民在几个星期内就被变成了勤奋、自制的技术工人。在这座典型的中国人的城市中，创业精神到处弥漫，小企业兴起与死亡的剧目不停上演。在闷热的天气里，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汗流浃背地工作，以至于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香港人拥有创业魔力；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一块岩石上创造了工业城市；给他们另一块岩石，不管是在苏格兰还是澳大利亚，他们将再次成功。”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外界的惊叹与疑问、我们自己的自鸣得意经常令人好笑。想一想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尽管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缺乏建树，却几乎无一不在当地获得巨大的经济优势，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他们的财富。十五年前，当“中国奇迹”还远未达到今日的炫目程度时，全世界都在流行讨论儒家资本主义，当时预言家们相信全球华人经济网络将并肩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尽管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奇迹的信誉大为损伤，也连带使华人资本主义的流行概念过时，但一个事实却并未改变，华人在各自所处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并未减弱。
种种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实用性传统与双重规则。中国知识分子表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念，但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直遵循着更为实际的准则：不存在形而上学的东西，唯物主义深入骨髓，追逐实利是恰当甚至值得颂扬的。过分拥挤的人口，使得对基本生存资源的争夺在所难免，在踏出自己的国门时，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明显高人一筹，节俭变得必不可少，对于物质匮乏的恐惧始终难以从心头去除。而中国历史上周期性进行的大规模战乱，则常常将中国人的生活推入绝境，使他们对于政治关系、社会网络丧失了信心，除去依靠家庭积累的物质基础，他们什么都不敢相信。
“为何这里人人都有铜臭味？”据说那位偏见性十足的英国作家吉卜林曾在20世纪初时这样形容香港。将近一个世纪后，香港的经济奇迹已有目共睹，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什么资源都缺的香港是“独腿人赢得双腿人的赛跑”，铜臭味是它的汗水。不管是西方人，甚至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对香港怀有深刻的偏见——这座城市的单一经济取向，实在不让人尊敬。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在一个英国人过去一直占据着政治控制权的地方，华人惟有在经济上证明自己，获得成就；99年的租借期，使这里终究是一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切只能做短期考虑，“迅速致富”便成了最实用的想法。
不断地提及香港，只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探究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我们也同样发现，中国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量多么惊人。在1978年之后，仅仅是由于制度上的紧张感稍微放松了一些，中国的创造力就开始以各种面貌示人。如果散居在中国之外的5000万华人，能够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创造出世界上最引入瞩目的经济网络，那么这10亿人口、并且拥有如此资源储备的情况，取得今天的所谓“中国奇迹”似乎也不应该赢得那么多大惊小怪，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做的还有更多。
称中国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为“镀金时代”并不为过。这个过程不像是经济学家或外国记者理解的那样标签化，用“市场与计划之争”，或是“从马克思主义到市场”来解释，都正确却不足够。我试图强调的是，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中，中国取得今天这样的物质成就，实在不足为奇。1820年时，中国的GDP值就占全球的三成左右，只不过那个经济体是自给自足的罢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不需要多么艰难的观念转变，“士农工商”的儒家社会秩序一度让人们对商人缺乏尊敬，但实质上，每个中国人在利益的计算上，都有着过人的训练。而且在从极度匮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所激发出的热情，总是惊人的。每个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时期，想想17世纪的荷兰人，巴尔扎克时期的法国人，19世纪后半叶时的美国人，20世纪60-8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都在心怀赞美地谈论财富。
只不过，在这个狂热时期过后，一些新的挑战就该出现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在这个镀金年代正在继续时，两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容易变得严峻了。
首先，它能够持续吗？财富的持续积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它既包括财富分配不均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包括我们如何孕育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心理，以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既缔造了新型的公司组织，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形态——丰裕社会该如何将财富转化成为其他社会福祉。它们两者的相互作用促成美国在20世纪的成功。
其次，在世界舞台，一个国家如何将它的财富转化成别的形式的影响力。中国令世界兴奋与忐忑的一点是，它是美国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国家的崛起，美国人用了40年时间，将积累的财富转化成新的军事、外交的影响力，中国是否会重复这一过程。
天坛成为首席执行官的聚会之地，是否正如教堂成为股票交易大厅一样，充满了象征色彩？对于中国人而言，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将如何摆脱单纯的物质积累。全世界华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其物质财富相比，显然不成比例。金钱是我们对抗持续的社会动荡的手段，它不应该成为惟一的目的，在我们心灵中过分实用主义的东西，妨碍了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自己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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