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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1997年6月30日的夜晚，我和很多同学聚集在北大的五四广场上，香港在两个小时后将回归中国。记得那个时刻没有期待的那样激动，我想是因为我对那个地方的理解过分抽象，除去当时流行的四大天王和周润发的黑道电影，我对它所知甚少。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将近8年后，一个朋友在能看到海景的咖啡厅对我说。这句话突然让我想起作家阿城曾经的感慨，他在1994年的《闲话闲说》中说，那万家的灯火虽不是人间天堂，却是让多少人在这里有一番可以自为的生活。他写道：“香港的饭馆里大红大绿大金大银，语声喧哗，北人皆以为俗气，其实你读唐诗，正是这种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的确，在中国过去150年的历史中，这是惟一一块没有遭遇过重大的社会动荡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避免了大陆与台湾都遭遇过的政治洪流的动荡。
它可能是亚洲最开放的城市。在各个主要的商业区，你都可以看到香港重塑自己形象的广告语“亚洲的全球都市”。这里曾经是亚洲的中心，作为世界最优良的深水港与彻底的自由港，它吸引了全世界的贸易商。在这里，即使是再小的公司，也会毫不谦虚地在自己的公司名称前冠以“亚洲贸易公司”这样的名字；再小的餐馆，也会说“荟萃亚洲美食”……
它也曾为亚洲输入了源源不断的新观念。从孙中山到胡志明都在这里获取西方思想，而1970、1980年代的台湾青年们则为这里书店、唱片店与电影院着迷不已，它拥有尚未解禁前台湾所稀缺的自由。
但这座曾经自信得乃至自满的城市，今天却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某种迷惘，责怪的理由各种各样。但那些年纪更大、目睹过香港在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代人则会说，主要的原因是缔造香港繁荣的那股精神开始消退了，新一代年轻人不再遭遇到那种困境，也很难再爆发出那种令人赞叹的生命力。老一代人说的对，他们年轻时的确更有干劲。1950年代的香港创造了世界上最低工资的记录，车内衣女工每日工作14小时，最高报酬是3港元，塑料女工每日8小时，最高报酬是2.4港元。香港工业的起飞，是香港人通过压榨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的。而那些创业者也和工人一样吃苦，据安子介回忆50年代说：“当时建厂非常艰苦，华南染厂建在九龙青山道。那时香港经常断水，而染厂需大量用水，用水的艰难可想而知。”同样的是蒙民伟推销电饭堡的经历，他带着白米和腊肠跑到北角渣华街廉租屋，门逐户推销，在街坊面前煮饭。李嘉诚则是那个时候开始生产塑料玩具的，在连续12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他们似乎说得都有道理，但却都未能把握住香港的真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与香港人自己都未能弄清香港成功的秘密，他们误以为，是他们那些手段帮助他们获得了成功，在遭遇挫折时就本能地想起了这些手段。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过分轻易地相信了一些流行的判断，比如说香港常被描述成一个城市国家，是威尼斯开创的传统的延续；因为朝鲜战争的禁运就自然的发生了工业革命；香港拥有一套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制，尽管不喜欢理论，香港人却完美地遵守了19世纪的密尔的自由经济思想……
在我的香港研究中，看到的满眼都是类似言论。关于香港的历史基本分成两类：一类是英国作家撰写的。它包括弗兰克.威尔士的《香港史》、简.莫里斯的《香港》、理查德.休斯的《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这些作品显然都带有浓重的英帝国情结，他们是吉卜林的传人，带着猎奇与传播信念的双重使命来到香港，在写作中流露着不可抑制的优越感。他们的香港史，是3％的英国人眼中的香港历史，却对97％的中国人的生活缺乏切入，香港社会汹涌澎湃的内在动力被忽略了，只留下了香港港督与洋行的历史；另一类是中国大陆书写的香港史，单调的政治含义也覆盖了丰富的社会内涵。
香港本地人正在探索第三种香港史的写作，他们以“香港人的香港”的角度出发，试图为这块刚刚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地方赋予更漫长与更独立的历史意义，包括它史前的考古，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更多地褒扬了香港人在香港转变中扮演的角色，但倘若真是“香港人的香港史”，那么香港永远也不会引起世界那么多的关注。
关于香港，我看到最好的研究来自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香港：亚洲的网络中心》。他相信，只有从更长期的历史脉络，从亚洲的地缘政治空间去考虑，才能理解香港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
作者与覃里雯、黄继新合著《思想的历险》已于200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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