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未富先老 中国人口政策十字路口(2)

　　低生育率与经济衰退

　　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养老保障难题，更深层次在于造成劳动力短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速度。

　　2001年8月，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有关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趋势将引发劳动力减少、储蓄率降低、消费下降以及老年人福利负担加重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使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衰退。

　　或许日本是一个典型个例。“人口学界公认，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是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如此告诉《财经》。

　　据乔晓春介绍，日本之所以十多年经济停滞不前，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因素。日本当年实行控制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比中国目前的速度还快。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数是2.0，到1992年降到1.5，目前为1.29；20年前的日本人平均年龄只有30岁，现在是42岁。到2025年，日本人口的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近30%的日本人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

　　于学军博士的研究发现，日本的人口老化与经济衰退几乎同时出现，高度相关。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社会，恰在这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1970年-2000年间，日本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21%，1980年-2000年间仅为2.61%。近年来，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价格的提高，日本1990年-2000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仅略高于1%。

　　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由此提出警示：“近期中国总体上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

　　他解释说，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指15岁至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即“人口获利期”，其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该趋势至今已持续20多年，已近尾声。

　　专家估计，“获利期”过后即转入“人口负债期”。从现在算起，六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下降尤甚。劳动力廉价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相互掣肘的目标

　　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

　　出生性别比指一定时间里活产男女婴之比，一般以女婴100为基数计算男婴的比例，正常值在103-107。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与实行计划生育同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90年代攀升更为显著。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2001年出生性别比为123.6，创造了有统计数字可查的最高峰值。目前此数据约在120左右，而全国有五个省甚至高达130以上。这样的出生性别比，在世界各国中也严重偏高。

　　研究表明，1949年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步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已接近国际公认正常值，但在实行了严格计划生育的80年代后持续升高，因此学者把此现象归因于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 专家测算，全国0-19岁人口男性多出女性2377万。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中，男性要多出女性120万左右。这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婚姻“性别挤压”，以及相关的教育、就业等“性别挤压”。

　　“性别挤压特别是婚姻性别挤压，对社会安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田雪原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乔晓春看来，这还会导致低文化程度的男性难以找到对象、买卖妇女加剧，更会引发严重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严控人口增长与优化人口结构、降低出生性别比相互冲突，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如果政策定位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将不得不付出人口快速老化的代价。在中国农村，如果只允许生一个，必将加剧性别比例失调。而如要保证适当的人口结构、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就意味着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是多元化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后审慎决策。

　　“人口总量增长和老龄化速度过快哪一个更可怕？把老龄化的水平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内，中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才能够接受，才能把现在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下去？在人口总量与结构之间，政策制定者需要作出选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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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2005年1月10日刊目录 www.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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