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最新封面文章:金融腐败求解(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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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10日 17:12 《财经》杂志 | |||||||||||||||||||||||||||||||||||||||||||||||||||||||||||||||||||||||
六、中国金融腐败指数 第一个基于广泛实证调查基础上编制的测度金融腐败的指标 [指数介绍]
如何判断金融腐败的强度和金融反腐败的成效?在参考国际上各种腐败指数编制方法论的基础上,研究者编制了中国金融腐败指数。《财经》在此略去专业性过强的编制方法部分,直接进入结论(在下表的指标体系中,腐败度最高为10,最低为0)。 1.金融腐败认知与反腐败信心指数 2.银行业腐败指数 3.证券业腐败指数 4.中国金融腐败指数 根据前三类指数,研究者按照简单平均的方式计算了中国金融腐败指数。 [论述概要/谢平陆磊] 四个相关计算表的结论是耐人寻味的。从中,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评论: 1.大样本是金融腐败指数编制的必要条件 以上四类指数存在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别。 东北地区的各项指数几乎均为最低,华东与华南则高低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对腐败的总体评价都偏高,其余地区则居中。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结合实地调查的感性认识,我们认为其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背景与文化差异。 第一,华东地区(我们选择的是山东、江苏与浙江)的交易规则与契约概念是深入人心的,因而该地区银行业市场发育比较成熟,资金相对丰裕,银行业腐败指数也就最低;但是由于证券业腐败具备全国性质,所以当地公众对证券业腐败的认识是不留情面的。同时,这种高低搭配也显示了样本群体在回答问卷时的真实态度。 第二,华南地区经济也相对发达,个人金融资产的分散化需求导致公众对证券业的关注程度更高,因而他们对证券业腐败给予了最高程度的评价,同样,银行业腐败指数并非最高。 第三,西部是我国比较贫困的地区,信贷资金更为稀缺,且公众迫切期望改变国家经济与金融客观上的不平衡发展态势。但是正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金融机构的寻租行为就更加猖獗,并进一步制造稀缺。这对于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急需资本投入的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他们对银行与证券腐败的心理承受能力更低。 第四,东北的所有指数都偏低,但恰恰其客观指标并不低。我们对此的评论只能是感慨当地公众对金融腐败的心理承受力。以上地区差异恰恰证明了主观判断的有偏性,也因此证明了我们大样本研究对有偏数据的纠正能力。 2.行业指数存在系统性差异 我们还可以发现的一个事实是银行业腐败指数系统性地低于证券业腐败指数,这证明了我们对金融监管腐败的部门特征判断是有现实依据的。金融监管与被监管机构的腐败具备关联效应。尽管我们没有利用案例数据证明银行与证券的相对腐败程度,但是“证券业比银行业更腐败”却肯定是全国公众的共识。 3.主观判断、文化背景与反腐败需求 腐败指数不仅仅体现了公众对腐败程度的认识,也体现了他们对有效的反腐败机制的诉求。从心理学角度看,越急迫需要反腐败的群体越会高估腐败,而经济越发达,文化越繁荣,公众对反腐败的需求越强烈。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表内显示的数据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客观存在的金融腐败,但也代表了金融反腐败的民意广度与深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展、金融深化而后知必须深入进行金融反腐败斗争。因此,金融腐败指数的直接作用固然是定量衡量金融腐败,其间接作用也许还在于定性判断某个地区的金融反腐败需求,以及由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公众知觉性。 虽然我们不能说金融发展必然带来金融腐败程度的降低,但是我们必然可以断言:在一个依然视金融部门为上流社会,信贷或股票发行是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部门恩赐的经济体中,其金融腐败指数体现的不是腐败程度,而是交易文化与“民智”发育程度。这是主观性指数的弱点,但也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有益的副产品。■ 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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