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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文
1月正是各经济部门部署一年工作大计的日子，又是中纪委召开全会并公布落实《实施纲要》的日子。深化改革与反腐防腐相携手，我们在转轨中国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看到了希望的亮点
尽管中纪委《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下称《实施纲要》)尚未全文公布，但从目前已透露的官方信息即可得知，2005年会成为重要的“反腐防腐年”；而“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正是关键的战略性起点。由此，业界对行将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便有了特殊的关注。
随着2004年一系列高官腐败大案相继曝光，特别是几个地区“卖官”事件连续曝光，公众对腐败行为的憎恨之情愈发强烈。而追究腐败的原因，我们却也频频听到一种说法，认为“金钱万恶”、“无商不奸”，似乎腐败横行正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过，而多多增加行政许可方能抑制腐败。我们难以认同这种看法，也担心谬说流行会对改革与反腐带来双重影响。
所谓腐败，广义而言就是权力者利用所掌握的稀缺资源进行寻租，并且制造新的稀缺的过程；而反腐败，既包括打击经济犯罪、加大惩治力度，也包括推进市场化建设和透明度建设的改革措施。
可以想知，中纪委在多年反腐败的实践中，已经对腐败与改革的关系，有了制度层面的深刻认识。故而，反腐防腐中治本抓源头的工作，在《实施纲要》中被概括为“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行政审批制度和财税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等七个方面的改革，目标是“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的有效机制”；而“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正是令人豁然开朗的重要提法。
用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要求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转轨特点有特别清醒的认识。
应当承认，虽然腐败行为就具体事件而言，每常反映了个人贪欲横流的恶劣品质，而且与权力缺乏监督与制衡直接相关，但以更全局的眼光看问题，则显示出“转轨利益集团”的整体行为特征，是一种特定的权钱交易。这是因为经济转轨既意味着市场化进步，又意味着本应由市场配置的资源依然部分地集中于行政部门，很容易形成学者们所说的改革“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他们总是希望改革停顿于某一环节，保持和扩大“权力揽买卖”的机会。因此，不断深化上述关键领域的改革，把资源配置权进一步向市场分散，正成为解决之道。此外，经济转轨还意味着市场的支撑体系并不完善，因而在改革中推进透明度建设，成为防范腐败的根本所在。《财经》以新一年首期的封面文章位置刊发长文《金融腐败求解》，介绍了学者谢平和陆磊对于中国金融腐败的一项长期研究结果，其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之一即在于此。
在方向和方法确定之后，如何判断现实的腐败状况亦非常重要。国际透明度组织曾发明了“腐败认知指数”(CPI)，国际商业组织也推出了“贿赂指数”(BI)。谢平和陆磊的研究则参照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在权衡主观指数和客观定量的基础上，编制了2003年度中国金融腐败指数(Financial Corruption Index，FCI)。
这一研究显示，2002年至2003年度，中国金融腐败指数为5.42，其中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证券业腐败指数为7.26(越接近10表明腐败越严重)。中纪委曾对这一指数编制表示肯定，并在去年将金融领域确定为反腐重点。
学者研究与纪检部门的互动性出现，显示反腐防腐在中国正步入更加科学有效率的轨道，也为从根本上防治腐败增添了胜算。由是，《实施纲要》提出，建立健全防腐体系必须“坚持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相统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就愈发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1月正是各经济部门召开工作会议部署一年工作大计的日子，又是中纪委召开全会并公布落实《实施纲要》的日子。深化改革与反腐防腐相携手，我们在转轨中国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看到了希望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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