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谈利率(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16日 15:38 《财经》杂志

　　存款利率下浮的政策用意，是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主动负债管理，控制过速膨胀的风险

，巩固资本充足率约束

　　《财经》：对于允许存款利率下浮，现在各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样。你看应当如何解读？

　　周小川：社会各界对这次存款利率下浮政策的解读还不多，有人把存款利率下浮与商业银行小额存款收费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误解。存款利率下浮的政策用意，是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主动负债管理，控制过速膨胀的风险，巩固资本充足率约束。

　　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膨胀速度比较快，年均增长率平均在20％左右，有的甚至达到了40％至50％(这与M2的快速增长有一定关系，也涉及到M2与GDP之比过高的问题)。资产膨胀过快，就会产生资本金是否够用的问题。目前，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在三年内达到1988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以后还会逐步过渡到新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要求。几家中等规模的银行首发上市后不久就又要增发或发可转债，主要是因为资产膨胀过快，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而利润在提呆缴税之后又不足以补足资本金缺口，因而需要通过增发股票或发行次级债来实现增资。

　　商业银行要保持资本金充足率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还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做一些风险权重比较小的资产业务，如购买债券或者同业拆出，但银行又嫌这些业务利差太小，利润太低。另一种就是进行主动负债管理，控制负债规模，实现自我约束。这应是本轮金融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财经》：你谈到存款利率下浮是为了让商业银行实行主动负债管理、实现自我约束，这其实是一种经营理念的转变了？

　　周小川：对。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利用货币政策传导，使商业银行明白资产负债表膨胀过快，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商业银行应当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理念。过去，不少商业银行认为吸收存款越多越好，甚至去高息揽存、恶性竞争，加大了财务成本，导致了负债过度膨胀，进而资产膨胀过度，结果是资产质量恶化，资本充足率下降。毕竟，多吸收存款就意味着必须多放贷，多放贷一是需要更多的资本来支撑，二是面临着有无足够优质客户资源的限制。国外的实践表明，很多商业银行在特定阶段不愿多吸存，而是愿意多发展中间业务。

　　《财经》：一般来说，现在银行存款过多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如何才能负债管理优化？

　　周小川：解决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太多带来经营压力过大的问题，通常有三个办法，这在国外也很常见：一是缩短营业时间；二是下调存款或相关产品的利率，比如在香港，商业银行的贷存比目前在50%左右，当个人人民币业务在香港放开后，各家银行对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定价差距就很大。当然，负债管理也包括其它产品价格与主流负债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如中间业务、信用卡业务的定价，与几种典型的存款价格都有替代关系。总体来讲，商业银行采取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减缓负债过速增长，达到资产负债管理的优化。

　　三是开发其他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并不一定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金。开发这类金融产品的目的，在于减轻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过度膨胀对经营和资本的压力。例如，资产证券化业务，又如，最近报经国务院批准商业银行可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开展基金业务。此次允许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下浮，目的之一就是要引导商业银行推进新业务开发。

　　当然，存款利率下浮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目前，我们不会立即看到部分金融机构下调存款利率，一个可能的时点是今年年末，因为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完整考核通常是按年度。当然，如果监管机构对达到1988年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不严格，商业银行依然没有动力这样做。

　　《财经》：你过去曾谈到中国的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银行风险过大。这次的存款利率下浮政策，是不是也与这方面的考虑相关？

　　周小川：的确，这次出台存款利率下浮政策还考虑到了我国当前的融资结构，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关系不协调问题。我国很多企业资本金不够，过度依靠银行借款，导致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银行贷款风险过大。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存款利率历来有差别。

　　例如美国，当联邦基金利率约5%时，很多大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只有1%左右，但同时推销货币市场基金产品、信用卡产品、理财产品等。这种安排就是给个人客户以选择权，希望其可以选择储蓄外的其它金融产品。因此，这次存款利率下浮政策，实际上是给商业银行提供一个平衡发展多种金融产品的手段和空间，特别是发展基金等产品，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总之，鼓励资本市场产品发展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大方向。

　　《财经》：说到这里我还想请教，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总是有短存长贷的问题呢？这是否也涉及主动负债管理问题？

　　周小川：是的，主动负债管理涉及到负债与资产的期限匹配问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期限错配问题比较突出，如活期存款、一年期存款比重很高，而银行贷款的期限却较长，或者银行用短期存款购买长期债券。这次宏观调控的重要背景是，我国经济刚刚走出通货紧缩的困扰，便很快地进入了投资过热。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投资类中长期贷款价格应该高，同时短期贷款价格保持在低位，这样才有助于维持投资和消费的正常比例关系。

　　由于中长期贷款价格上升实际上取决于基准收益率曲线，而在通货紧缩时中长期贷款价格特别是中长期债券收益率可以以短期债券收益率为基础进行复利计算大致得出，基本上没有考虑到中长期贷款的趋势溢价因素，所以造成事实上鼓励中长期资金的使用。由于刚走出通货紧缩，对中短期限贷款的利率校正尚不够，利率期限结构曲线仍旧平坦。通过这次金融宏观调控，希望商业银行能较快地建立起负债期限管理机制，多使用中长期负债工具，多做中长期负债产品，调整收益率曲线，使长期负债产品的价格能明显高于短期负债产品的价格，增强资产与负债的匹配性。

　　《财经》：过去不是有农村信用社的上浮试点吗？为什么这次利率调整时，不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呢？

　　周小川：其实，这次利率调整政策规定存款利率不能上浮，是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作出的决定。

　　过去，人民银行进行过存款利率上浮的试点，全国100多家试点农村信用社允许存款利率上浮30%，其初衷在于增强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能力。当时，邮政储蓄上存中央银行的利率较高，在农村吸存竞争力强，为了让农村信用社能与邮政储蓄竞争，允许其上浮存款利率。虽然试点结果是增强了部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但也增加了这部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成本，使得农村信用社面临另一种经营困难。

　　另外，中国农业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认为自己同样为“三农”服务，却不能上浮存款利率，是不公平竞争。因此，这次扩大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搞存款利率上浮，但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2.3倍。

　　《财经》：有人认为，本次利率调整中放开两头，中间利差没有变动，是一种行业保护和行业垄断行为。你如何评论？

　　周小川：利差水平与一国的金融生态和发展阶段有关。利差合理与否，要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进行比较。现阶段，我国的存贷款利差与发达国家相比稍高，但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及转轨经济国家(即破产法还不健全、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会计准则还不完善、诚信体系还没建好的国家)相比明显偏低。

　　一国的利差水平决定了金融机构消化金融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集中显露时核销不良资产的能力。近两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好转，盈利能力较强，可以用一部分利润核销不良贷款，但很多不良贷款是亚洲金融风波冲击时显现的。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波动性，因而在考虑存贷款利差大小时，我们不能只注意到经济周期中景气上升阶段时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较强，也必须关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不良资产发生与核销的数量可能比较高这一重要现实。判断存贷款利差是否合理，应当以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金融机构消化金融风险的平均能力作为标准。

　　金融机构的吸存行为与金融机构本身的财务有关。那些经营上已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往往倾向于通过高息揽存来掩盖现金流的不足，但往往不仅难以挽回大局，还严重扰乱了存款市场的秩序，并蕴含着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从金融机构自身约束力和市场机制约束力两方面来看，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采取放开两头、保住中间的做法，是一种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重要举措。

　　《财经》：这次的政策规定贷款利率上浮不封顶，存款利率下浮不保底，对银行业的总体利差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小川：基准利差还没动，只有通过浮动才能看出变化。商业银行的反应会有个过程。这是个制度性安排，今后可能会逐渐体现出效果。但是一下子调整过来并不容易，这是长期的影响，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锻炼。

　　有人认为，这次上调存款利率的力度不够，因为实际存款利率相对于CPI还是负值。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国CPI呈现较强的季节性波动特征，利率调整要向前看一段时间，此外，还要考虑到协调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鼓励扩大国内消费，适当放慢投资增速，同时还要考虑到改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鼓励直接融资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现阶段采取缩小利差的做法可能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稳健发展。最近我读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从中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来预测，认为当前利差水平还偏低。

　　这次利率调整刚发生半个月，政策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同时，我们要积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对这次利率调整政策的消化，尤其是加快推进微观机制改革。人民银行各级分支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高度关注和研究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并观察商业银行和企业、居民如何面对利率政策调整。■

　　本刊记者陈慧颖、叶伟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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