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最新封面文章：金融腐败求解(5)

　　四、金融腐败

　　对金融市场发育的影响

　　银行市场膨胀、证券市场萎缩的腐败视角解释

　　[编辑说明]

　　在转轨时期，中国金融领域存在一些特有的体制现象，如“严格监管与腐败程度恶化之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逐步采取了日益严格的监管手段，但是从银行和证券市场所披露的情况看，金融腐败程度仍不容乐观；如“金融改革成本之谜”，即为何在中国实体经济始终处于较快增长的背景下，银行业和证券业均出现了较大的不良资产，如果属于改革成本，则为何金融业成为全社会的主要成本载体；以及“金融资产选择之谜”，即为何在银行业不良资产总额和比率持续居高不下，银行业总体安全性和效益性始终存在问题的情形下，居民在资产选择上依然倾向于储蓄存款，而非股权，结果是银行业市场的膨胀和证券市场的萎缩。

　　因此，研究者从公众资产选择的基本出发点入手，通过“金融机构-公众-融资者-政府”的多元博弈下的一般均衡方法，对以上“谜点”给出金融腐败背景下的微观行为解释，证明了银行与证券腐败的本质差别和非对称国家担保机制，导致了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性。

　　[论述概要/谢平陆磊]

　　以金融腐败为视角，可以对当前银行业、证券业两个市场的诸多微观运行现象给出新的解释。

　　第一，银行业与证券业腐败存在质与量的差别。证券业腐败具有在较短时间内对交易价格和数量进行双重操纵的特征，因而，其交易对手面临投资本金和收益率的全面损失；而银行业腐败仅是价格加成，体现为在法定利率之上的额外收入，且受到非正规金融市场价格的制约，存在腐败定价的上限。

　　第二，金融腐败下的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puorgtheory)：无论对好企业还是坏企业，上市融资都意味着更高的现金收入和更低的成本，因此银行业腐败仅仅局限于寻租，而设租、圈钱和共谋，是证券腐败的基本交易特征。

　　第三，银行业与证券业腐败直接导致了两个市场不良资产的攀升。这是金融改革成本，但不是改革到位后的成本，而是在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成本。从两种成本比较，银行腐败所导致的吞噬的资产虽总额巨大，但强度不如证券业不良资产。因此，在法人治理结构(所有者制约机制)不完善的时期，债权融资比股权融资的效率高。

　　第四，银行腐败和证券腐败的不同体制特征，是导致银行市场膨胀、证券市场萎缩的根本原因。

　　[调查介绍]

　　研究者选取了全国29个市(地、盟)的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企业(含上市公司)、农户和个体工商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将其中涉及银行与证券相对腐败程度的内容，与银行、证券腐败案件及两市场发展数据作了实证研究。

　　1.银行业与证券业相对腐败程度的实证分析

　　调查表明，公众把证券类机构列为金融机构中的第一腐败机构，其后依次是保险公司、城乡信用社、商业银行(见表4.1)。

　　这证明了我们的理论结果：证券企业腐败，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严格高于商业银行。对于从城乡信用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腐败排序现象，我们进行了典型调查，结果同样证实了我们的模型判断——腐败程度与垄断程度成正比。

　　在农村信贷市场上，信用社基本上是独家垄断的，尽可以大肆寻租；在城市信贷市场，即使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但无论是国有银行之间还是其他银行与国有银行之间，都存在对优质信贷客户、高端个人客户和储蓄存款的激烈争夺，竞争导致腐败程度降低。

　　表4.2至表4.4反映了各相关主体对银行和证券腐败的结构性判断。对于信贷中寻租，45.5％的人认为获得贷款需要给银行人员以好处；这一点在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群体中体现得更为强烈，73.7%的人认为需要给好处——既证明了农户与小经济实体在金融领域的弱势地位，也说明了垄断导致腐败的实证结果。

　　从企业和上市公司问卷看，86.6％的人认为企业发行股票是必须花费隐性成本的，83.3％的企业认为证券市场操纵普遍存在或很严重。

　　表4.4的数据说明，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

　　在我们的调查中，与银行信贷市场相关的主体往往也参与证券市场问卷调查，其结构性判断倾向十分明显，在两个市场对比中，银行信贷无非存在寻租，且随竞争性提高而递减；但证券市场却设租、寻租、操纵和内部交易并存，腐败花样层出不穷。

　　2.银行业的相对竞争性与证券业的高度垄断性

　　我们在命题中证明，银行业貌似垄断，实则具有竞争性；证券市场貌似竞争，实则是垄断的。这导致了两市场交易特征的根本差别。

　　首先，从实证角度看商业银行的情形。近年来，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限制逐步放开；贷款利率是否浮动是检验信贷寻租行为是否存在的标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4)的分析，全部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政策性银行利率下浮的贷款占10.8%，上浮的占50.1%，不浮动的占29.1%。其中，国有银行利率不浮动的贷款占40%，利率上浮或下浮的贷款占60%；股份制商业银行利率不浮动的贷款占34.8%，浮息贷款占65.2%。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动的占4.5%，浮息贷款占95.5%；其中，利率上浮的贷款占93.1%，上浮到顶的占44.7%。

　　贷款利率下浮说明，银行在追逐优质企业客户，则非但不能从中寻租，还必须给予反向补贴，实际上是银行业的竞争贴水——如果垄断必然寻租而不是让利。

　　如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4)的调查显示，38.5%的大型企业贷款利率下浮，中型企业贷款和小型企业贷款利率下浮的比重仅占21％和11.9%。这说明银行业不得不竞争大型客户并给予让利。另一方面，利率上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黑箱寻租转变为光明正大的风险升水，对于借款人而言，既然已经支付了较高的利率，不大可能再支付额外的腐败开支。价格的浮动无疑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至少借款人参与了定价过程。

　　其次，从腐败个案中，也可以分析银行和证券市场交易特征的差别(参见辅文《近年银行高官涉案一览》)。

　　从中可以看到，若干重大银行类腐败案件都呈现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数量操控”，即当事人都是以信贷额度作为腐败交易标的，而非直接控制价格，这表明银行并无能力决定市场交易价格，只是在权力交易过程中把“租金”作为利率加成；

　　二是“长期交易”，即当事人一般在最短2年、最长10年的过程中逐步、渐进地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越是长期行为则越隐蔽，也就越不可能肆无忌惮；

　　三是“低水平寻租”，除金德琴(原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兼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直接侵吞挪用巨额公款，其余重大银行腐败案件均是利用信贷权力寻租行为，但租金最低的115万元，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与其经手的数千亿元银行信贷资产而言，利率加成水平并不高。

　　但证券业的情况并非如此。从表4.6所显示的典型案例看，其特点如下：

　　一是“价格操控”。对腐败交易者而言，股票价格大幅度波动是其谋取非法利润的前提，因此，操纵、坐庄和内幕交易是必须采取的手段。以下案例的根本出发点无疑是操控股价；

　　二是“短期交易”，证券市场腐败操作短则一天，最长不过10个月，基本采取“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在短期内成为价格决定者，赚取暴利，因而市场具备事实上的垄断性；

　　三是“高水平寻租”。从单个案例的不当获利(寻租总额)看，最少的君安操纵厦海发，一天赚取238万元，多的如原信达信托操纵陕国投、琼民源案和亿安科技案，获利都在1亿元以上，最多的超过4亿元。与其说是腐败交易收入，还不如说是操纵价格的垄断利润。

　　3.银行业的全额不良资产保险与证券业的部分不良资产保险

　　对于银行和证券业不良资产，监管当局的处置行为是存在差异的。名义上，银行不良资产需要自身利润核销，但实际上，面对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1.66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自身利润根本无从核销。

　　从1997年以来，国家先后采取向国有银行注入2700亿元资本金，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和再度剥离中建两行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以央行票据或八年无息再贷款形式，按50％兑付3万多家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加上历年对地方金融风险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处置，估计总成本在3万亿元以上，平均每个中国纳税人承担约3000元通货膨胀税(或金融稳定税)，以此确保银行体系不发生系统性风潮。

　　对于证券机构，目前采取资产管理公司托管、以中央银行资金的形式，全额兑付10万元以下个人投资者债权，按90％兑付10万元以上个人债权。这似乎与银行储蓄具有同等对待的特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债权，是证券机构按保底承诺私募的基金或挪用的客户保证金，显然不包括中小投资者因证券机构腐败性操纵价格所造成的股价暴涨暴跌风险，而这恰恰构成了投资者损失的主体。换言之，中央银行为证券机构的“盗窃”行为负担赔偿责任，但对于更为恶劣的“抢劫”行为，却缺乏相应的安排。

　　问题在于，这种政策安排是合理合法的——一方面，价格损益造成的风险和利润都是投资者必须承担的；另一方面，谁能准确区分哪些是操纵造成的损失？哪些是正常市场波动的损失？在世界各国，银行业和证券业都存在不对称政策担保机制的前提。比如各国有存款保险公司，却不存在股票价格保险公司，原因是股市投资者已经被认定是风险承担者。但我国的问题不在于此，股市的风险不是市场正常波动，而主要是恶意腐败行为操控下的大起大落。

　　4.银行业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反向发展

　　除了腐败，没有别的因素可以有说服力地说明银行市场的膨胀和证券市场的萎缩。GDP在不断增长，居民收入在持续上升，而储蓄集中于银行业；仅用居民的审慎心理来评价是同义反复，因为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居民的审慎心理？如果说中国居民都具有风险回避倾向，如何解释2003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热潮？

　　因此，隐含于市场交易背后的制度因素，是必须考察的。我们认为，一旦证券市场被操控的概率过高，企业圈钱导致不关注经营、更不关注绩效和现金分红导致的投资者预期收益过低，以及操控所带来的恶性损失过大，都是导致市场萎缩的制度因素。随着中小投资者的退出，市场大势持续走低，这一市场必然逐步进入自我消亡状态。

　　表4.7至表4.9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萎缩。2004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年，经济出现局部过热态势，1月-10月固定资产投资高达29％以上，但理论上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的证券市场，却在3月以后持续低迷：市价总值从1月的4.55万亿元缩水为3.87万亿元；流通市值则从1.43万亿元降低到1.22万亿元，分别蒸发6800亿元和2100亿元；投资者开户数从7040万仅增加到7188万，新增不到140万个。其全面负增长的态势与经济高增长指标相映成趣，极度不协调。

　　银行业市场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我们观察到，截至2004年三季度末，即使排除资产质量更低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社，仅国有和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资产就高达1.67万亿元，不良率为13.37%；其中，基本不可救药的可疑类和损失类不良贷款构成不良贷款的主体，为1.38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近11％(见表4.9)。

　　在正常情况下，银行不良资产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往往是引发挤兑的导火线。但是，我国的情况却出人意料，非但银行挤兑没有发生，反而依然成为社会融资的主渠道。

　　2004年前三个季度，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稳步上升，其中，资产总额在各季度同比增长分别为17.3%、14.7%和12.1%，负债总额同比增长也达到了17.7%、15.1%和12.2%；特别是银行业总资产在2004年9月底突破了30万亿元，接近年度GDP的三倍。这说明，无论是企业还是公众，无论是存款还是融资，都依然以银行业为主渠道。

　　上述分析显示，一方面，银行业安全性的国家担保和证券市场因恶性操控导致的非担保损失，必然使公众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选择最安全的金融资产，尽管它也不够安全；另一方面，相对低的腐败和相对少的租金，促使公众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金融资产，尽管其交易成本也并不低；最后，在转移支付转嫁过程中，公众必须支付通胀税。

　　在自身证券资产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与其自己花钱为别人担保，不如转变为对自身的保险。而大量社会资金留存于银行体系，一方面是证券市场的萎缩，另一方面是中国面临的高度货币化程度。

　　可见，体制性腐败是解释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视角。

　　相关专题：

　　《财经》封面秀2005

　　《财经》封面秀2004

《财经》杂志2005年1月10日刊目录 www.caijing.com.cn

封面文章 公司与产业 金融腐败求解 长虹40亿元之劫 近年银行高官涉案一览 APEX的信用记录 证监会落马官员盘点 为何重组宁波建龙 财经观察 宁波建龙违规与放行始末 用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财经速览 经济学家 事件 吴敬琏：解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中国周边 斯蒂格利茨：旧债新愁交困2005 科技风尚 时事报道 人物志 雅加达峰会：把承诺变成行动 读者来信 观点评述 焦点 减贫新政指向何方 各国元首政要展望2005 评之评：帮农民在市场中求生 财经专栏 经济全局 随笔 货币供应增长15%：是冷是热？ 读史使人明哲 中国人口政策十字路口 “无厘头”的胜利 市场与法治 读书 王孝慈案终局 本刊1月荐书 被漠视与被扭曲的 《保守主义的含义》书摘：权威与家庭 背景：一个酷似“天安门”的镇政府 逝者 法治·动态 辜振甫 资本与金融 财经动向 工行注资悬念 文萃·动态 沪深股市 商界·动态 中国股市的三大支柱 前沿 香港股市 拍卖机制应在国资改革中起作用 美元反弹暂挫H股 商界·现场 财经论衡 毕马威遭遇“李鬼” 证券市场何处去？——方星海、王东明、许小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