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最新封面文章：金融腐败求解(2)

　　一、非规范融资行为

　　金融机构的腐败：不良贷款的真正成因是什么？

　　[编辑说明]

　　非规范融资，即金融机构在发放信贷中的腐败行为。研究发现，寻租行为在金融机构大量存在。在3561份问卷中，81.8%认为金融机构腐败交易“非常普遍”和“比较常见”。因为金融腐败，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与贷款利率上限相加，实际利率在15%-16%之间，与民间信贷市场相近。

　　研究还发现，中央银行或财政对金融机构的坏账进行转移支付(央行再贷款或其他形式的注资)，可能会使银行“无所畏惧”，加剧道德风险；而内控机制足够强硬，必然限制银行的信贷寻租。正确的改革方向应坚持对坏账的责任追究。

　　[论述概要/谢平陆磊]

　　我们把银行利用其配置资金的垄断权力所获得的利益分为两类：如果银行直接从信贷额度中扣除部分金额作为“好处费”——这实际是企业申请贷款的一次性花费——这部分利益被称为“第一类寻租收入”；而银行及金融机构在账外向借款人额外征收的高利息则被称为“第二类寻租收入”。这实际是企业在获得贷款后为了维持长期信贷交易关系而支付的持续性成本。

　　另外一个需要引入的因素是，中国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在出现支付危机时，均可指望获得来自当局的转移支付。它们在过去数年间通常以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形式出现。从理论上讲，如果来自当局对坏账的转移支付力度与银行第一类寻租所得的边际收益增幅大于银行内部对坏账形成的约束或惩罚力度增幅，则银行在坏账增加的情况下，依然有积极性提高贷款总量，以获取更高的“第一类租金”。

　　这说明，中央银行或财政对金融机构坏账采取的转移支付行为和内控制度建设，是两种力量相反的制度安排；前者过高则可能进一步加剧银行的第一类寻租行为，因为银行有财政接烂摊子而显得“无所畏惧”；内控制度建设则属于正向激励，它可以通过观察坏账这一信号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当这一机制足够强硬时，必然限制银行的信贷寻租。

　　这就是当前融资领域的一对基本矛盾——要么乱贷以浑水摸鱼，要么惜贷导致社会融资矛盾尖锐。因此，治理金融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艰巨性差异就在于此，投鼠忌器的担心始终存在。

　　就国家宏观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而言，上述以加强内控制度和规范化中央银行专项再贷款的改革方向，尽管在遏制第一类寻租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均衡信贷存量不足的问题，但同时可以在遏制第二类寻租时，有利于降低借款人的融资成本，提高贷款偿还可能性，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

　　因此可以预见，今后正确的改革方向依然要坚持对坏账的责任追究，无论这一举措可能受到的来自各地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压力有多大。因为这是塑造健康的金融行为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结论：

　　第一，在改革进程中，金融机构的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的两类寻租行为；

　　第二，银行的寻租程度取决于改革进程中中央银行和财政对银行的转移支付和内控制度建设的相对力度比较，因而，遏制融资腐败的方法是严格转移支付纪律，加强内控制度，尽管有可能造成融资供给的不足；

　　第三，企业借款行为是在自筹资金和银行借款间进行的相对成本比较，企业被动选择行贿(交租)，因而其真实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名义法定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第四，由于存在转移支付机制，企业与银行的非规范金融交易的实质是对中央银行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分割；

　　第五，根据以上结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价格实际是均衡的，不能简单定义民间借贷是高利贷，如果如此定义，则正规金融也同样具备高利贷特征。

　　[调查介绍]

　　研究者所作全国29个市(地、盟)的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企业(含上市公司)、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问卷调查中，关于非规范金融交易有关的实证结果如下：

　　1.非规范融资基本判断

　　在所有有效问卷中，81.8%的人(36.6%+45.2%)回答认为，金融机构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腐败交易，在经济生活中属于“非常普遍”和“比较常见”的现象，只有不到20%的人认为这种情况“很罕见”或根本“没有发现”(参见表1.1)。

　　问卷还表明，45.5%的人认为，获得贷款需要给银行人员以好处；这一点在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群体中体现得更为强烈，73.7%的人认为需要给好处——证明了农户与小经济实体在金融领域的弱势地位(参见表1.2)。

　　2.坏账惩罚和软性转移支付的基本判断

　　最大部分的人群(46.2%)认为，中国在不良贷款转移支付中的成本约束是软性的，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不良资产存量中发生的问题，是采取“不去发现，因而无从追究责任人”的方式的。只有13.7%的人回答是坚决追究责任的(参见表1.3)。

　　在典型调查中也发现，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存在两个几乎遍及全国的“标准化事实”。

　　第一，不良贷款存量总被归结为过去的行政干预，但是隐藏的内在动机是：政府官员显然不受金融监管制约，因而尽可以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所有的调查也就到此为止了；同时，金融机构往往刻意隐瞒一个大家都能观察到的现实，即当初这些企业寻求信贷时，往往与金融机构往来甚密，机构负责人和信贷人员并没有少拿好处。

　　第二，金融机构负责人调换时，也正是不良资产暴露的时候。其中固然有后任不愿为前任承担责任的“政治动机”，但是也揭示了“当前”又有多少隐性非规范金融交易正在进行中呢？

　　3.金融机构人员收入及消费判断

　　某个从业人员是否腐败，对公众来说往往是不可观测的；但是，他们的消费情况是直接暴露在社会的视野中的。调查表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1.1%)的人认为，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信贷人员的消费基本符合收入水平；40.5%的回答认为确实有少数人消费高于收入；16.8%的人认为多数人消费高于收入；11.6%的人认为普遍存在消费高于收入的状况。

　　调查发现，多数人对金融机构内部岗位的收入排序是：行社领导、信贷人员、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同时，多数人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原因的排序是：信贷权限(也就是资金配置权)、存款资源和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某个岗位“对机构效益的贡献”，竟然排在影响收入差距因素的最后一位。这是令人悲哀的。因为这说明内控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确立工作的失败，也对未来进一步的改革方向提出了严峻挑战(参见表1.4、表1.5)。

　　4.贷款租金估计

　　如何估算第一类和第二类租金的规模是一项挑战。调查把贷款申请中发生的费用近似作为第一类租金；把维持信贷关系所花费的费用作为第二类租金，并请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和农户独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平均每100万元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申请费用接近4万元，各地存在一些差异，有的差异还很大。农户和个体工商户被寻租的境遇更加糟糕，其平均1万元贷款的申请费用接近600元。这意味着，企业一次性直接支付的费用大约占本金的4%，而农户与个体工商户支付的费用约占6%。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银行和信用社对企业、农户的贷款多以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为主，这表明几乎每年企业和农户都必须多支出4-6%的利息。

　　此外，企业付出的第二类租金折合年利率大约是5%，而农户略低一些，接近3%。

　　据此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市场的一般均衡。如果把两类租金结合起来，可以发现，企业贷款和农户贷款所有成本折合为追加利率大约都是9%(分别是4%+5%和6%+3%)。根据对全国若干省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调研，由于中央银行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50%，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30%，这样，一年期企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利率基本在6%和7%的水平，加上两类租金，企业和农户实际承受的利率大约在15%-16%之间！这才是正规金融市场信贷的真实价格(参见表1.6和表1.7)。

　　至于民间借贷，根据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广东、广西两省区以及其他一些于2002年间进行的调研，可知民间借贷价格与正规金融价格接近。种种经验证据表明了两个市场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恰恰是融资者的悲哀、金融效率深化的悲哀和经济健康成长的悲哀(参见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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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2005年1月10日刊目录 www.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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