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从士到国际资本代言人

　　□本报记者 黄河 舒眉

　　“200多年前，英国公使向清乾隆提出了通商要求，被拒绝，清朝由此失去了一次重大机遇，而今天历史倒过来了。”1999年4月的一天，高盛亚太区负责人胡祖六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中写下了这个饱含深意的开头。

　　这位在两年前因为准确预测人民币汇率走势而赢得国际声誉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总统动摇的时刻写下了这段话，当时中美即将达成的WTO协议面临夭折。

　　与此同时，新桥投资的执行合伙人单伟建，正在为了收购濒临破产的韩国第一银行而进行着艰苦的谈判。

　　“在整个亚洲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着中国这样(对外资)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多年以后，单伟建说，此时他已经是新中国第一家外资控股的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东代表。

　　而在1792年英使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提出通商要求时，“天朝大国”的盛世君王，丝毫不会感受克林顿总统的犹豫与动摇———要到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才跟随着他的教士导师踏上美国的土地；整整100年后，胡祖六的湘荫前贤郭嵩焘还在因为其对英国制度文化的赞誉而被举国讥嘲……

　　或许正是这200多年的失落，才造就了今天中国在亚洲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海的学人，胡祖六和单伟建无疑是幸运的。凭着自己的天资和努力，他们迅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果不是资本的选择，他们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潜心学术。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演讲中，单伟建自嘲地将自己进入投资圈的选择称为“从士堕落到了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士学农工商”的价值排序，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学者的“最优选择”。

　　无独有偶，胡祖六在接受采访时，也反复坚持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传统的“士”，之所以选择投资银行，只是因为这里及时的资讯与专业交流，更有利于他的经济学研究。

　　从某种意义而言，传统士大夫的入世理念也许正是这两位投行家能够冲破学院藩篱的信念所在。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有时可能像最敏感的演奏者，能够在国际经济的喧嚣里捕捉到微弱而激动人心的旋律，并情不自禁地渴望融入即将到来的宏伟乐章之中。

　　不仅他们听到了，包括高盛、JP摩根这些“华尔街贵族”，也听到了世界大门外那轻微而坚定的叩门声——

　　1995年，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开始了被西方媒体称为“试水谈判”的叩关之旅。

　　一位印度企业家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在最适宜的地方生产产品，在价格最高的地方卖出产品，在全球寻找资金。

　　而在全球资本的大本营华尔街里，这句话被诠释为：寻找最合适的人才，在资本价格最适宜的地方下注，在全球寻找投资对象。

　　正当盛年，崭露头角的胡祖六和单伟建成为了国际资本在中国最合适的代言人。

　　2001年9月11日，就在美国世贸中心倒塌的轰鸣声中，深发展公告显示有关部门已“原则同意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两个月后，中国正式跨入了WTO的大门。

　　“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外资对中国的银行表示过兴趣。”单伟建说。深发展之所以找到新桥，正是看上了它在收购韩一银行后所表现出来的管理能力。

　　对于当时中国股市上的投资者而言，并不熟悉通过改造企业创造价值的投资模式他们更多见识的是德隆、中科创业这样的庄家。

　　在新桥进入后，市场和投资者都在计算这位“新庄家”从法人股收购进入，到未来的退出之间，能够赚到多少“差价”。

　　而在单伟建看来，这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帮助创造的是一家国内银行“从坏银行到好银行的样板”。“从生意风险来讲，1.5亿美元的投资(与风险)根本就不是一个相称的对比”。单伟建更看重新桥“银行修理工”的名声是否会因深发展改造的失败而毁于一旦。“收购只有创造价值才能获利，国内理解这一点的太少了。”

　　与新桥在深发展收购中的“掌控者”角色不同的是，胡祖六代表高盛在2004年汇丰参股交通银行的谈判中更多地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在作为交行IPO财务顾问的过程中，胡祖六和他的同事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交行的盈利模式、竞争战略、公司治理等“大多数投资银行不会关注”，却直接影响着交行长远发展的内容进行了规划。

　　对于近来中国银行业贱卖的说法，胡祖六嗤之以鼻，“那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位至今仍持中国国籍的“国际资本代言人”，在银行、资本市场、汇率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总是有着一贯的原则———开放，在国际潮流中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

　　尖锐的观点已不止一次为他惹来麻烦，2001年8月，他在香港批评内地股市市盈率过高，1000多家上市公司只有很少值得投资，随即被批评他所代表的高盛公司已经在中石油等公司的海外上市中赚得盘满钵满，现在又想通过“唱空”来插手内地股市。

　　从入世的那一刻起，胡祖六和单伟建似乎注定了要当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以国际资本代言人的身份，近乎执拗地在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度里开凿着更合乎国际规则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亲历者的身份，向国际同行反复解释中国开放带给世界的是希望和共赢，而非崩溃。

　　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胡祖六与瑞银证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于2002年合著《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从产业竞争、区域竞争和经济结构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安德森在今年宽慰地回顾到，随着本书的推出，“所谓的神话已经远没有四年前那么流行了。”

　　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单伟建不仅在一系列研究文章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借来的增长”蕴含危险，并指出了银行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注重投资回报的信贷文化。今年夏天，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举行的一个午餐会上，单伟建面对1600人脱稿演讲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心得，其尖锐的观点和才气，让在场的不少人甚至忘记了吃饭。

　　相对他们的言论，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个市场本身的变化：著名创投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公司的研究报道显示，2006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高达117.73亿美元，而募集的资金则高达121.61亿元，而其中并购基金以57.40亿美元的募资金额高居榜首。

　　仅仅是生意上的吸引力，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还远不足够，他们还需要更加透明而稳定的制度环境，更加成熟的规则以及遵守规则的市场参与者，而对于在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财富创造者来说，会计准则、财务数据这些西方投资者不可或缺的投资工具，还几乎没有摆脱“装饰品”的功能。

　　实际上，胡祖六在《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中，已经反复指出中国距离真正的“全球化”还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令他担忧的是，5年后的某些保护主义思潮，正在把WTO协议从进入全球化的“最低门槛”变成“最高门槛”。

　　“回顾人类的历史，有许多曾经经过高速发展时期的充满前景的国家，后来都停止了、落伍了、衰落了，南美洲的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