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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的话，是自省，也是提醒：中国要用更大的力度，吸引世界各国的技术人才，才能在如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保持创新效率，实现国家振兴。
昨天起刷屏的任正非两万字访谈实录，引发了广泛关注。访谈回应了近期涉华为的很多热点问题，而在那些大热点外，任正非还提到了一些平时不为舆论关注的问题。
他说：“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我们要创造一些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一、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个税税率偏高
引进人才的个税税率，这个问题虽然得到的关注不多，但意义不小。
2018年个税调整后，简单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期间由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和由境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作薪金所得，均应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中国目前的个税制度，月薪超过80000元的部分按照45%征收计算，一般来说，外国专家的收入都会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水平。
不妨看一下相关国家在这个收入段的税率——
美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六级超额累进税率结构，税率分别为10%、15%、25%、28%、33%和35%，最高段为35%；
英国政府2008 年4月起，将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从22% 减至20%，为75 年来的最低点；
俄罗斯则是从2001年开始，取消了原有的12%、20%和30%三档累进税率，改为实行13%的单一税率，这也是整个欧洲最低的个税税率。
日本个税采取的是累进税率，最高一档，1800万（约为人民币110万元）—4000万日元的部分，税率为40%，比中国的45%仍然要低。
二、税率偏高影响人才引进，不利创新
一般来说，税率的分摊是在企业与雇员之间进行的。由于顶级技术专家的谈判能力很高，企业会承担更多，这就会提高企业引入外国技术人员的成本。
一个全球性的研发中心，往往要集聚各国专家，企业的人力成本就会增加很多。即便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仍然能负担得起，也可能会降低其引进人才，设立研究中心的意愿。
至于一般中小技术企业，就更无力负担。而这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引入技术的力度与广度，影响技术创新的效率。
再说了，虽然个税可能大部分是由企业承担，但外国的技术专家多多少少也要承担一部分。这就会降低他们入华工作的意愿，增加企业引入外国人才的困难。
不妨举个例子。
都知道，印度是个IT大国，为什么这些印度的程序员不能到中国来工作呢？过高的个税税率抑制了人才流动，至少是部分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个税税率并非只影响到外国专家，也会影响到留学人员归国工作的意愿。
三、技术人才的迁徙，与国家振兴息息相关
早在1930年代，美国就开始接受欧洲，尤其是纳粹德国难民中的优秀人才，有将近三千名来自纳粹德国的科学家被美国接收，后来这些科学家成了曼哈顿计划中的骨干力量。
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主动移民美国的科学人才数不胜数，爱因斯坦、德国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都是著名的例子。
开创了IT时代的约翰·冯·诺依曼，也是出生于匈牙利，先后执教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1930年前往美国，后加入美国籍。
正是这些引入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使得美国得以建立二战后超级大国的地位。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专家选择了美国，还是因为可以逃脱纳粹的阴影，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
国外顶级人才来中国工作，创新成果往往会留在中国，这对中国的技术创新、经济发展，都是极有好处的。
即便创新成果有商业上的归属，但平时工作的交流、沟通，也对中国科研人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道路，就是一条引入技术的道路。
伴随着外国投资、合资办厂，大量的技术资料、技术人员进入中国，带动了中国各行业的技术发展。比如，如今中国国产轿车的质量已经大大提升，与合资车辆相差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任正非还提到了大湾区的个税税率优惠，可能降到15%。但同时，他也指出，是否在大湾区工作、工作时长等限制，很可能使得这个政策的效果打折。
从这个角度，对外国技术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各地应该有更宽松的门槛，以及更高层面的统一的制度设计。
任正非的话，是自省，也是提醒：中国要用更大的力度，吸引世界各国的技术人才，才能在如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保持创新效率，实现国家振兴。
□ 刘远举
责任编辑：鲍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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