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的是中国经济本身

    人民币升值压力是中国经济内生的，与美国的压力无关。

    刘杉

　　如果说，市场比政府更懂得经济规律，商人比官员更会权衡利益，那么，对于美国新任财长保尔森而言，其骨子里更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保尔森9月16日在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针对中国的讲话，被舆论普遍评价为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讲话，其并没有对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大的压力。

　　保尔森对中国金融改革的观点，被媒体归纳为“三段论”，即短期，人民币需要表现出比目前更多的灵活性，改革的步伐应当更快一些；中期，中国应当开放资本市场；长期，中国货币政策应当能符合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

　　不难看出，相对于短期内的

人民币升值，中长期的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利率市场化，才是保尔森所关注的重点。

　　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一直是美国财经官员访华的重要话题，也是共和党高官取悦于美国选民的有效方法，而到了保尔森这里，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保尔森言论的变化，其实不仅是保尔森自身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而是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我看来，保尔森不给人民币施压，既不是向中国示好，也不是采取柔性战术，而是保尔森看到，人民币已经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

　　人民币现在是不是继续升值，不取决于保尔森的压力，也不取决于美国国会的什么法案，而是由中国经济的自身规律决定。

　　我多次说过，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所致。大国经济在走过一个快速增长阶段后，都要经历一个本币币值重估的过程，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是日本升值了日元，早前的联邦德国，也对马克汇率进行了调整。

　　今天不是昨天，昨天已经成为历史，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的话题已经成为过去。已然进入汇率制度改革轨道的人民币存在着升值的惯性，而这种惯性发展，不需要外力再施加任何作用。保尔森作为长期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商人，看到了人民币的这一特点，因而，他的诉求则走向了更长远的战略层面，即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世界经济相协调。

　　长期担任高盛CEO的保尔森，对战略问题的认知水平，显然高于一般的专家和官员。

　　事实上，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的不是美国官方和国会，而是中国经济本身。

　　长期双顺差不断刷新外汇储备记录，导致人民币流动性泛滥；房地产成为支柱性产业的错误政策导向，不仅使

房价出现泡沫，更使得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力；而商业银行在自身流动性压力和房地产高额利益诱惑下，大量向房地产市场提供贷款，其结果是银行体系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由于担心金融体系产生系统性风险，中央政府挤压资产市场泡沫的政策手段也不敢使用到位。

　　与人民币币值低估纠缠在一起的经济现状是，贸易摩擦、流动性泛滥、高房价、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企业缺乏创新能力……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

　　所以说，人民币升值压力是中国经济内生的，与美国的压力无关。

　　保尔森正是看到了人民币自身的规律，因而，他把美国未来的利益放到了市场开放方面。

　　有人认为，保尔森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出身的财政部长，更多代表了华尔街的利益，因而，其会为那些投资银行家们游说中国。不可否认，曾为商人的保尔森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华尔街说话，但保尔森鼓吹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做法，实际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美国在服务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特别在金融领域，美国公司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等，美国企业都在世界市场占有领先地位。

　　由此说来，保尔森实际从国际贸易角度，对中美两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判断，因而，保尔森更愿意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促使中国加快开放金融市场的步伐。

　　保尔森9月13日关于中国经济的讲话颇能代表他的真实想法。保尔森说，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美中关系，这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要保持一种战略眼光。他说：“美国很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可以作为全球经济领袖的中国。美国和中国分享了经济利益，并且将在能源和环境领域加强合作。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将取代美国，而是中国不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不能够保持它的增长率。”

　　一个“作为全球经济领袖的中国”，一定是一个“领袖级”的市场，而在这个市场里，金融开放才刚刚起步，因而金融服务业市场的潜在利益要大于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市场，而获得这一利益的方法就是促使中国进行改革，推动中国开放市场。

　　在企业中，搞战略的眼光，要高于搞销售的，而保尔森就是一个公司的战略制定者，所以他的眼光超越了

人民币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