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2)

　　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

　　(之二)

　　郭梓林(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韩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梓林：

　　向公众说明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的确不容易，这其实属于现代化过程中必要的启蒙过程，或者用刘军宁的话讲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唯其艰难，才需要知识分子矢志不移，持之以恒。这包括不做荆轲式的冒险和孤注一掷。开启民智，哪能一蹴可就。

　　送来的书收到了，多谢。

　　朝华

　　2006年12月22日11:57:14

　　朝华：

　　最近60年来，中国人本来是很容易轻信的，但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人们开始怀疑；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人的自由度增加的同时，社会的道德和诚信水平明显下降，对政府，对法律(执法和司法)，对学者，以至对被视为社会道德底线的医生和教师，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

　　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文艺复兴”，靠什么来启动呢？仅靠中国知识分子的矢志不移和持之以恒，要实现复兴，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对此比较悲观。我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不要沉湎于挣钱，而应该用多一点时间，去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复兴而矢志不移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实现经济独立的基础上，保持思想和人格的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首先去影响有影响的人，这样可能会使开启民智的事，更顺利一些。

　　所以，开发民智的问题，是否还应该首先考虑开发“民营企业家”之智的问题？

　　想听你的看法。

　　梓林

　　2006年12月23日10:25:42

　　梓林：

　　就对社会舆论和文化取向的影响力而言，企业家应该不算影响力很大的群体(做媒体的企业家另当别论)。这方面影响力较大的群体应该是各类大众媒体和艺术家群体。所以，我更看重对这帮人的影响，或者说对读书人的影响。要想社会科学理论直接影响大众是很难的。大众主要受媒体舆论和艺术作品的影响。

　　我对胡玫的作品颇有不满的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像《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以及《乔家大院》这些作品，有意无意间传达出来的价值取向相当陈腐。她自己可能缺乏自觉，但这更不好。因她真诚，便调动其所有的艺术积累来宣扬那些陈腐观念，而那些观念又自然而然地与一般大众的思维定势暗合，自然共鸣，因而掌声一片。你看，尽管中国百姓(包括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上去不信这不信那的，但其实还在盲信，即信“好领袖”(清官、明君)。什么时候，中国的百姓不再指望“明君”、“清官”，懂得“总统是靠不住的”时，中国就有救了。

　　朝华

　　2006年12月23日12:51:24

　　朝华：

　　现在还活着的企业家(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应该算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收益者。我同意你说的，“就对社会舆论和文化取向的影响力而言，他们不算是影响力很大的群体”的评估，但这个事实本身，我以为是有问题的。就民营企业这一块来看，不论是从总的就业率，还是从新增就业率(据说已经占90%)来看，民营企业家以经济手段影响的人口，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们理应在社会舆论和文化取向有一定的影响力。是什么使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没有与经济上的影响力相匹配呢？我想无非是三个方面：精力、时间、学识(与此并列的是胆识和见识)以及社会责任意识。现在由一些企业家写的(或请人代写的)励志成功方面的书，除了宣传自己企业之外，大多是教人怎么挣钱的(经营模式或管理模式)，却少有涉及文化取向或者有深刻人文意义的作品问世，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中国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以及社会诚信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致使得本份的文化人挣钱不容易。我就记得，一位民营企业的高级总裁，在十年前就对我说：“我不像你梓林，我是做企业的，我是流氓一个，我得生存。”十年后，他领导的企业仍然是中国最好的民营企业之一。尽管他对我说得话是调侃，但也不乏几分真实：没有霸气和匪气，想做好企业是不大容易的。我在民营企业十五年了，身临其境，从来不怀疑这一点。

　　我想说的，或者说我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的一批有领导力的中产阶级，不仅能对大众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对社会舆论和文化取向的影响应该越来越大，这样一来，开启民智的进程才能加快。

　　大概是过于理想化了。

　　梓林

　　2006年12月23日16:53:15

　　梓林：

　　你对企业家的期望是否过高了。办企业，当企业家是社会的分工领域之一，企业家的基本社会职责是办好企业，做出经济、技术、管理方面的创新，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至于创造知识、理论，影响社会舆论和民众意识，那是学问家、科学家、宣传家、艺术家们的事，那是另一些社会职业。要求企业家同时也能在这些领域发挥决定性影响，怕是不现实的。好的学者不一定能成好的企业家，反过来也一样。这与精力、时间等够不够无关。

　　我说过，一流的企业不仅要创造财富，也要创造文化。但那是指在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方面为相关的理论创新提供源头之水(经验)，并非说好的企业家都得是好的理论家。

　　当然，企业家可以有一种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式，即动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来支持某种文化事业、某种理论学派的发展，如提供基金、设立机构等等。但这与企业家本身成为理论家、艺术家是两回事。

　　所谓“流氓一个”云云，都得反过来听，是在特定语境中的特殊表达。如果真是他所说的字面意义上的流氓，他还能作出一个好企业来，那你关于企业文化的议论和书就全错了。至于“霸气”、“匪气”恐怕也不能作字面上“恶霸之气”、“土匪之气”来理解。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正面临如何规范化的挑战，制度转型初期的无序化或秩序真空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那种不讲规则、不重诚信的创业模式在有效性上是有时效局限性的，即它们会过时。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企业家要不注意这一点，怕是要吃亏的。因为，中国不可能长期靠不规范和无序化实现发展。

　　朝华

　　2006年12月23日21:08:39

　　朝华：

　　上一封信你谈到胡玫的作品，有意无意间传达出来的价值取向相当陈腐，什么时候，中国的百姓不再指望“明君”、“清官”，懂得“总统是靠不住的”时，中国就有救了。这让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靠“明君”、“清官”，而人家美国人却坚信“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恐怕是中国人在人治社会里呆得时间太长了的原因。而要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问题，然后是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与汉武帝时代，不能让任何人富起来(晁错的建议)，正好是相反的，封建专制社会实现有效统治的最佳手段，是不允许老百姓富起来，富起来之后就不听话了。所以，解决民有财富，并有效保护私人产权的问题，是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当广大的公民拥有财富、财产的时候，公民就不会用人生依附的手段保护自己的产权，才能有经济上的实力寻求用法治的力量、制度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财富来自于劳动创造，而不是恩赐(明明是农民靠自己的劳动解决了温饱，却要说是某种政策的恩赐)。到了这个阶段，公民才能形成这样的自觉：即寻求通过法律的方式、制度的方式，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并与政府及官员手中过大的权力进行抗衡，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事实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今天，任何政府官员或国企成员，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亲属和后代，永远都能够世袭自己目前拥有的过大的公权所带来的既得利益。所以，只要稍微放长一点眼光，当下的任何有识之士，都应该为建立一个公民能够享有自由创业权利社会而做一点工作，至少不能反过来做。

　　梓林

　　2006年12月23日22:47:19

　　梓林：

　　正是如此。

　　所以我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民营化)是在为中国的宪政和民主创造经济前提。当然，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对私有财产普及化的这一深远社会意义，中国社会，包括多数知识分子，远未形成足够的认识。中国社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只有当社会的多数成员无须依靠政府的资源和权力也能生存和发展时，宪政和民主才有可能。而一切权力归政府、所有资源都公有(实为政府控制)的社会，必然是专制社会。所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通向奴役之路”。这一点已不是少数先驱思想家(如40年代的哈耶克、托络斯基等)的思辨结论，而是基于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实践的根本经验。因为二十世纪中，几十个国家中的至少两代人被卷入了全国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千百万人为之付出了福利甚至生命的牺牲。由这一规模空前的历史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后来者须给予高度重视。

　　朝华

　　2006年12月24日09:42:20

　　茅老师：

　　我把我和韩朝华关于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对话发给您，如果您有话要说，可以用红色的字体加入(接话题或中间评点都行)，发回给我。

　　希望没有给您添麻烦。谢谢！

　　梓林

　　2006年12月23日23:20:39

　　梓林:

　　你们的对话很完整。不需要插话,插了反而破坏了完整性。

　　原罪论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中国人从中学到大学不断地被灌输剥削理论。认为企业家满身都是工人阶级的血汗。

　　现代经济理论却是180度的相反。在平等自由的市场上,一切交换都是双赢的。如果企业家赚了一百万,社会还另外得到了一百万。我们这些不是企业家的人近年来收入也增加了。靠的是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给别人赚钱的机会。财富是每个人自己创造的,但是机会是企业家创造的。

　　在市场经济中(平等自由的交换中)不可能存在剥削。分配的一般规律是按贡献分配,就是按照每个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的数量得到他自己的份额。剥削只存在于不平等,不自由的交换中。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就是按贡献分配。但是其不合理性也在此。贡献得少的,分配得少,产生了贫富差距。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和NGO帮助低收入人群。这就是我近年来热心从事的事。

　　经济学的理论是有用的。它证明了平等自由的交换不可能有剥削。万一有剥削,因为存在竞争,愿意少剥削一点的就会替代多剥削者。如此竞争的结果就是按贡献分配。或者说按创造财富的要素分配。

　　发达国家里不学剥削理论,如果有人提原罪,他们一定以为是宗教中的说法。牵扯不到企业家头上。

　　我们的当政者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要市场经济,一方面还要坚持马列主义的剥削理论。看他们如何能说得圆。

　　另附两篇我的文章。

　　茅于轼上

　　2006年12月24日 07: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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