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经济学家什么时候容易犯错

　　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成为这样一个群体：有人把他们当作改革理论的提供者，有人把他们当作国家政策的献计人，有人把他们当作满脑子都是锦囊妙计的运作高手，有人把他们当作解释社会现象的万能学者，有人把他们当作中国社会的道德良心，有人把他们看作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人把他们看作是“知道分子”，是以知识谋生的口力劳动者……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不论人们头脑中的经济学家是什么，现实生活中却存在一个这样的普遍现象：相当数量的非经济学专业的人，总是看不得经济学家出错，如果一旦出错了，或是幸灾乐祸，千夫所指，或是异常失望，痛心疾首，甚至有人直接跳出来宣布中国大陆没有几个经济学家--其用心良苦，也许实在是不愿意让经济学这颗社会科学中最闪亮的明珠，被那些会说错话、办错事的经济学家所玷污。

　　其实，不论是捧到天上，还是打翻在地，经济学家其实还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经济学并没有宣称自己能全面地解释世界，更没有宣称能够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而且与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也在发展。目前经济学研究能够涉及的领域其实很有限，他只是在告诉人们：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基于人的理性，如果这样做，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这样结果，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而使然--这才是他们最擅长的专业活儿。而在判断具体有哪些约束条件，哪些约束条件是“硬的”，哪些条件是“软的”，哪些约束条件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在涉及决策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不如政治家(按照熊彼特的划分，政治家属于企业家范畴)和企业家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尤其是交易中的选择。在研究人的选择后面的动因时，经济学发现人的理性是不可改变的，可能改变的是约束条件，而改变约束条件的问题，其实就是改变人们行为成本的问题，由此经济学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制度(小到奖金或

利率调整，大到立法)的研究，因为制度是关乎交易成本的根本要素。至于资源因其稀缺而引起竞争，由竞争促进创新并演化出新的交易规则，以新的规则来保证公平，这只是走进经济学科学殿堂的另一个路径而已。

　　因此，作为经济学家，他们在讨论“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一些科学命题的时候，一般是不容易犯错误的，而一旦要让他们提出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往往就显得“非专业”了。因为“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科学要回答的问题，其答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方说，

苹果是苹果，地球是地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是因为地球存在引力，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人是理性的，他们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政府在使用公权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受到制约，则是因为政府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至于怎么让苹果不掉下来，或者掉得慢一点，甚至掉出角度和弧度来，那都是实际操作的问题。亦如，公权的使用应该如何制约，由谁来制约，这些也是实际操作的问题，应该是政治家专业分工所承担的职责，并由政治家直接对决策的后果负责。经济学家倒是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只对自身的言论负责，不对政治家决策产生的社会后果负责。

　　至于经济学家们参与道德问题的讨论，就涉及到了“好不好”的领域，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脱下了经济学家的外衣，与其他公民是一样的身份。在“好不好”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人是伦理学家。经济学并不把道德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尤如数学、物理学、化学也不把道德作为研究对象的性质是一样的。当然，这并不排斥经济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与社会的其他公民一样，享有讨论道德问题的权力，只是他们不应该以道德专家的身份享有特别的话语权。

　　由此看来，经济学家犯错误总是难免的，因为在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当下，他们有了更多说话的机会，而言多必失，在说不同的问题时，他们的身份往往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如果只是针对自己的专业，通常他们不大容易出错。而一旦跨出专业领域，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不能保证自己已经获得了全部信息，从而做出的是唯一正确结论和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此而论，企业家(政治家)与学者的明确分工，才是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2006年7月16日，于北京海淀中海雅园丽都阁11-A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