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什么是腐败的土壤

    郭梓林的博客  专栏

    文/ 郭梓林

　　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县委书记任内的)因卖官受贿被查处，令人触目惊心(2005年6月19日《瞭望新闻周刊》)。该省纪律检察委员会 的专家说，“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

　　说到“土壤”，不禁使人想起一段领袖语录：“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生下了腐败的根，开出了腐败的花，说是“土壤”出了问题，似乎让人感到有点儿费解。

　　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好的制度，坏人不敢做坏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要做坏事。用经济学的话来解释就是：因为人是趋利避动物，对激励会作出反应，而制度是一种激励的工具。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多数人的选择往往可以反映制度的某种内在规定性。面对一大批县委书记的腐败，如果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保持毫无责任感的沉默，这只能说明长期以来在制度安排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激励，即保持沉默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你可以说，理性的个体，最终作了出对集体来说是非理性的选择，但你不能说，每个个体的选择是不理性的。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偶尔通过暴力之外，从来就没有改变规则的能力。这一历史事实，既可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没有因战乱而毁灭，也可以说明这个民族何以缺乏民主的土壤。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在发现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对腐败保持毫无责任感的沉默之后，如何改变既有的制度安排，确实应该上升到“责任感”的认识。应该指出的是，在县委书记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安排下，指责广大的弱者在道德上毫无“责任感”，既缺乏厚道，也无济于事，至少是可以说是一种不通情达理的官僚腔调。

　　人们通常都说，贪官腐败的根源，在主观上是其思想的堕落，人格的出轨；客观上是权力过大与失控，加之周围声色犬马的诱惑。两者的契合才滋生了是腐败。然而“思想堕落人格出轨”的人何以担任了要职？“权力过大与失控”已非一日之态，这些应该说都与绝大多数保持沉默的干部无关。拿他们说事儿，不仅是坐着不知站着腰疼，而且也可以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从人的趋利的角度说，古今中外的官场上，升迁都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面对一个合法地掌握着人事大权的县委书记，要求理性人以自己现实的和长远的利益为赌注，超越职责和权限来监督县委书记，这本身在逻辑上就是荒唐的！因为，当下级或同级干部的切身利益为一把手掌握时，他们哪里可能行使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所以，与其说是每个官场中的干部因为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削弱了监督机制，不如说因为从根本制度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腐败的畅通无阻。

　　从人的避害的角度说，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还有可能得罪那些已经在县委书记身上花了功夫的其他人的利益，这个账谁都算得清楚。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那些在媒体上披露出来的“反腐英雄”的身世上看出，实在是腐败者把事做得太绝，将对立面逼到了绝境，才引火烧身的。所以，指望通过提升广大干部的“责任感”来扼制腐败，还不如指望腐败者利令智昏。

　　因此，高度集权的制度安排，才是贪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在这个土壤之上，县委书记其实已经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的范围内，根本不存在制约他的力量。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些“一把手”不由自主的堕落，将不断地推动着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循环——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而专事党风建设的专家，仅仅从道德的层面指责“绝大多数”干部“毫无责任感”，甚至说他们是贪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则更是让人感到担忧。

　　梓林：

　　你说得很对，指责“广大干部”对贪官的枉法保持沉默，完全是颠倒黑白。犹如小偷洗劫了他人的家产之后，还要指责受害者为什么对自己的居所不严加防护。

　　说这种话的人应该到国务院信访办门口去看看那些多年来屡败屡访、屡访屡败并因此而倾家荡产的“上访专业户”，应该去问问那些因告官而被判了劳改、被逼下岗的人到底为其不沉默付出了什么代价。在中国，到底是民众缺乏责任感呢，还是根本就不让民众负责。

　　从古至今，中国只有官权，没有民权。中国的政治哲学都是总结和告诫统治者们如何掌权、用权的。所谓“民贵君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类的古训仍不出掌权者“驭民”、“牧民”秘诀的范畴。中国大地上积淀着的从来只有“防民之口”的“土壤”，哪有什么民众“无责任感”的“土壤”。

　　古今中外，凡掌权者，都不喜欢受制约，不喜欢老被人批评、监督。但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力对掌权者集团来讲其实是一种致命的腐蚀剂。它必然地导致该集团的腐败和没落。所以，“防民之口”的体制实乃贻害干部的体制，造就贪官的“土壤”。许多官员，本来可以好好地工作，为社会贡献其才智的，但在这种不受约束的集权体制下，无可避免地堕入腐败和枉法，成为贪官。这恐怕是该体制的创建者们所意想不到的。

　　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无完人，要想使官员廉洁、奉公、勤政，必须靠制度，必须使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分权和制衡是普适的、必需的原则。靠思想高尚、靠道德自律之类，梦呓而已。

　　面对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的官员腐败，文化上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普及现代法治理念。中国人必须懂得并时刻牢记，一个社会中，官员必要，政府不可或缺；但是，只有在民众能够对政府和官员施加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和官员才会成为服务于民众的顺从仆人，从来就不存在自发的、天生的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民众无法约束、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情况下，他们将演变为民众的盘剥者和掠夺者。

　　“总统”是靠不住的！

　　韩

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