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3)

　　第二 哪些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相关

　　在研究企业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与管理国家是相通的。管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企业，甚至管理一个家庭，它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权威问题。

　　在《大明王朝1566》里面有一句经常出现的话，叫做“没有不是的君父”。在封建社会在皇权控制下的专制社会，君父是不会错的。过去林彪也干过这种事，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毛主席的话是不会错的。后来的“两个凡是”继续延用这个套路。平常我们在家里，往往都是老爷子说了就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我们得服从。这样一种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辈一辈地延续下来的。我们中国人不是听上帝的，而是谁是君王就得听谁的，谁是父亲就得听谁的。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种伦理、道德、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人只要在一起合作，就要有规范，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也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由于皇帝在君臣合作方面，他占主导地位，而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当中，也是占主导位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尤其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家)与皇帝有很大的相似性的。但同时，这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封建社会的国家与现代企业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皇权的一统天下，你只能给皇帝打工，现在则有一个自主选择的社会空间。在企业里，每一个企业家都有一个基本成型的思想，员工既然要在这个企业做事，就要服从企业家的思想。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企业家的文化，是他的一整套思想在支配这个企业的发展，确定这个企业的行为规则，你按照这个规则来做人做事，你就有好处；你违背这个规则就没有好处。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东西。你到一个企业，他墙上贴的东西，你可以不看。但在这个企业里应该怎样行为办事才有好处，你是可以慢慢悟到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一个企业形成它自身的企业文化后，你进入时没有必要非去看那个制度大纲，你去观察和感觉，很快就知道你在企业里应该怎样行为办事：看到领导应该怎样点头哈腰，应该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一半真还是一半假，做老实人还是做调皮人。一句话，你在企业里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你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对于现在多数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个人就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在延续历史和创造历史之间，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选择，他基本上会有他对如何处理事务的带有其本人浓重色彩的经验总结：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所以你们就这样干。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我就是这样成功的。比方说，他可能是艰苦奋斗成功的，也可能是玩假成功的，是忽悠成功的。你到他那里就要按照他的成功经验去做，你不要拿自己那一套西方或东方的理论来教导老板。

　　那么，在一个企业里，企业家权威究竟靠什么来建立起来的呢？对于企业家来说，他和帝王一样，他需要别人服从他。这种服从是靠什么实现的？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选择，比方说，他是靠钱去形成他的权威，还是靠恐惧？或是靠一个美丽动听的故事？还是靠亲情、靠友善？还是他的先进思想？每个企业家形成自己权威的方式是不同的。

　　有一些企业家也很想与帝王一样，得到一种绝对的超经济的尊重。帝王需要臣子的尊重，所以搞那么多礼仪。有些企业也搞了一些规定，例如，见到老板，在三米之外就必须立正，大声喊“老板好”，等等。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往往都会把忠诚作为道德的要求，老板无论对错都要忠诚。这种忠诚要求的感恩，也是单向性的，就是员工对老板要感恩。老板对员工是不是感恩呢？没有规定。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一个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不应该要员工无私奉献的。因为这个企业最终的剩余价值是企业的，如果你叫人家员工无私奉献，就是你不道德了。如果这个企业是你个人的，你不要叫大家无私奉献。如果这个企业是大家的，你不要搞猫腻。我觉得这应该是民营企业家都应该共同遵循的规则。正如国家一样，如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政府官员就不要贪污；如果国家是皇帝自己的，那他爱怎么贪就怎么贪污，这里不存在腐败问题，道理是一样的。

　　关于用人的问题，历来就是领袖人物最头疼的问题，也是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企业要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项目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用人的问题。封建社会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问题，转换到企业就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问题。如果你开的是分公司，你是法人，享受全部的收益，也承担全部后果；如果你开的是子公司，那么，你就要给独立法人授权。一个企业如果想让上面的合伙人团结一致，就轻易不要把合伙人派下去。一旦让合伙人下去，当分公司的经理，他就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对抗。因为他有他局部的利益。他在总部有股份，在开办一个分公司后，他到了分公司，他就会要求在分公司享有股份。如果在分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以分公司的利益为重。这个时候你怎么用人，怎么建立一种稳定的体制，避免做大之后分裂，就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从

秦始皇开始，古代帝王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打下江山之后，要分封，分封之后，又要削蕃。比方说，老皇帝有五个儿子，皇位只能让给其中的一个儿子，其他的四个儿子呢，给他们封王。指望这些王爷今后在新皇帝有事的时候，能够出来帮忙，这是老皇帝的想法。但是事实上，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王坐大了以后，就不听话了，而且都是一个父亲生的，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当皇帝？他就会想到造反，或者他本没有这个心思，但做皇帝的会这么猜忌，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来了。这个问题帝王们历来都考虑得很深很透。我们的企业家在企业扩张的时候，同样也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企业向我咨询，要不要给主要骨干股份？我跟他们说，给股份要小心。给股份相当于封王，封了王以后，就比较麻烦，股份是不能退的。所以，没有五年以上的合作，不要轻易给股份。

　　我在看完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之后，写了一组评论文章，其中一篇是分析嘉靖和严嵩的52秒钟对话。当我写到严嵩与嘉靖暗暗使劲儿，并且让嘉靖不得不继续聘用他当首辅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显然是比较古怪的观点。对于这个观点，我不认为一定正确，但至少可以帮助读者从产权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里，皇帝一方面要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即自己是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另一方面，由于自家没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所以，皇帝不得不请外人来帮打工。大臣们就是打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嵩就是这样一个高级打工仔。当然，对于严嵩，历史已经有公论。他是一个大奸臣，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害死很多好人，也贪了很多钱。至于因为嘉靖给的名义工资实在太低，逼着明朝的官员不贪不足以过有尊严的生活，那是另一回事。关于高薪养廉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更深一层次的关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问题。我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大奸臣和大贪官，他的思想理念居然与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的思想理念大体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然而，问题是谁有资格当这个天子呢？中国人都服“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的理念，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乎，中国社会就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当得天子，我也当得天子，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颂扬过的陈胜、吴广的造反精神。这个社会还会出现另一种人，就像严嵩这样的我们称为奸臣的人，他们饱读经书，也最懂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理念。在他们看来，你把皇帝当了，我呢，论能耐我比你更强，职业管理水平比你更高，实在是因为造反的投资太大，风险太高，所以也就不想造反了。那么，怎么办呢？心里怎么平衡呢？我就在任职之间多捞一点，或者是给孩子们多留一吧。这两种人的区别是什么呢？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既要你的钱，也要你的命！严嵩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只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命。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严嵩好好给嘉靖打工，辛辛苦苦干到八十多岁，还没退休。为嘉靖遮风挡雨，得罪了那么多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政敌报复，还在拼着老命干。你想这有多难呀！

　　我们今天说严嵩是奸臣，奸臣通常都是害死忠良，还捞了很多钱。老百姓自然有老百姓的理念：严嵩你太不应该了，老板给你多少钱，你就拿多少钱得了，再贪污就不对了。这个国家是人家嘉靖的，嘉靖是董事长，严嵩未经董事长允许擅自拿别人的东西，自然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好好想想，严嵩这种人，好像比陈胜、吴广要好一点。陈胜、吴广还真是又要皇帝的钱，还要革皇帝的命。而且在革命的过程中，还要牵扯很多人的命。严嵩只是要钱不要皇帝的命。我发现，这两种人的不同行为，究其本质根源都能回到同一个思想观念，那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那么，现代社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社会进步了，文明了。国家不是你皇帝一人的了，而是人民的，这下就好办了。中国是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开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不是哪个个人的，不是家天下。共产党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几千年来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么出严嵩这样的人，要么出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几百年就来一次农民革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巨大的伤害。关于奸臣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做道德判断，只是从产权的意义上来讨论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比起造反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还是要小一些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并不是表扬奸臣。

　　那么，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问题与企业管理联系起来呢？在企业当中，企业家当然不希望有人捣乱。企业里面什么事都好商量，你多拿一点，多吃一点，费用多报一点，这都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过谈判和制度安排来解决的。但是，如果有人非要把企业给你翻掉，搞砸，那么你是不能容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做企业和管理一个帝国也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

　　三、帝王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利弊

　　以上讲了这么多，是想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企业家会自觉接受帝王思想。这只是一个事实陈述，我没有对此做出任何是非和道德的判断。同时，我也想指出，运用帝王思想来领导企业有利有弊。这是一个需要企业家深刻认识的问题。这是一个困局，如果企业家缺乏必要的认识，就会出现他们预想不到的情况。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里讲的是常识，不是高深的理论。

　　首先，我们的企业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跟封建帝王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普天之下，大一统的王朝就只有一个，你别无去处。而现在企业有很多，人民可以有很多选择。所以，企业家如果真把自己当帝王，人家不会服你，人家会走掉。当然，只要你不是做得太过份，人家也不会像陈胜、吴广那样把你搞翻掉。毕竟像严嵩那样靠在职贪污浪费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是第三条路：跳槽。人都走光了，你还当什么帝王？或者人才流动太频繁，企业成了培训学校，这帝王也就成了校长。

　　其次，在企业你要想当帝王，你要把这个董事长做得长长久久，要把人笼络住，要扩大你的队伍，你必须要让企业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巨大的利润，挣好多钱。你必须养得起员工，养得起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人才其实是交易的结果，如果你出的价格比别人低，人家就会走掉。

　　在封建社会，在嘉靖年代，尽管给很少的银子，但大家还是愿意当官，这是由于官员们自有另外的方法弥补不足，那就是受贿和贪污。所以在明、清两朝贪污腐败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贪污腐败的问题解决不了呢？只要有公权就有腐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有按照现代国家的制度去推进，按照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方略去推进，才能减少腐败。在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当中，其实困扰着很多企业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也是不太容易处理的。比方说职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问题，你请客请三千块钱，我怎么判定？为什么两千块钱就不可以了？为什么要两瓶五粮液，为什么一瓶不可以呢？这里面有一个空间，是老板很难控制的。

　　所以，现代的情况和帝王时代，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环境变了。企业家你想把你的商业帝国能够稳定住，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能从市场上找回钱来，没有钱的时候不要怪人家不仗义。三个月不发工资可以仗义，半年不发工资可以仗义，一年不发工资就不能怪人家不仗义了：大家都要活命。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和你手下的人进行交易，这就是人力资本的交易。

　　再次，帝王思想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这是帝王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而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只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附关系，那么帝王思想就比较管用。而现在的人才大体上是自由的，人和人之间不会互相依附，至少那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很淡了。经济的依附关系是有的，你工资开得高，我可以跟你干；你工资开得低，我不跟你干，我与企业之间是合同关系，不会依附你这个人。在封建社会，人和人有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帝王思想是有可能把人稳住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企业家要适应这种变化。

　　我们知道，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发生得最重大的变化是人的自由，人不像原来那样对其他人有依附关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用了一个简单的逻辑的推理，论证了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当时，实行市场经济的美国出现了大萧条，而苏联搞计划经济却发展得很快。哈耶克却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可能在短期内有效率，但从长期来说，肯定是要失败的。计划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哈耶克说，计划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要让下面的人服从计划，就必须让下面的人，一是没有生产资料，第二是很拮据的生活资料。你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你要生活就只能听话。你的生活资料很少，不服从时，打成右派，剥夺基本得生活资料，让你下放到农村，慢慢你就会听话了。而这样做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让人在经济上依赖于国家，而不是依靠自己，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所有的公民完全服从中央的计划。而如果长期服从某个计划以及计划的制定者和推行者，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上下级之间，就会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你的生活水平是被上面的人决定的，这个时候你不敢有思想，也不会有思想。而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地不让人有思想，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权力，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创新。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社会，生产力就一定会下降。这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哈耶克提出这个思想50年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苏联的解体。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最幸福的事情——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历史发展证实后，还活了五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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