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 【作者专栏】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以思想治罪与以人废言，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然而，在这样的制度下，主流意识形态却极力倡导“文谏死，武战死”，并把这样一种行为作为大义凛然的效忠壮举。细细想来，的确让人匪夷所思。现代人对“武战死”还能理解，但对于如下问题多少还是有诸多疑惑的：“文为什么要谏死？”“谏为什么会死人？”“何必为谏而死？”“为什么要让谏者死？”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就是从这个角度揭开了一段大明朝的鲜活历史。其开场就发生在离我的寓所大约10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门。时间则稍远一些，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较之我写此文的时间早了447年。算起来，空间乘以时间的距离是4470“年公里”(既然有“吨公里”，为什么就不能有“年公里”？在此一并申请专用量词的发明权)。

　　就在距我们4470年公里的腊月二十九，大明的钦天监监正(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气象局局长”，管的人和事当然没现在多，估计行政事业费也比现在少很多)周云逸，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站在午门的空坪中央。虽然官帽已经被取下，散乱的头发下那双坚持真理，不惜谏死的眼光却直逼苍穹！

　　第二个出场的是东厂(一个尤如前苏联“克克勃”的机构)提督太监冯保(太监是中国封建专制者的一大发明，是与泰国人妖有些相似的人造“第三性人”，原本都是男人身，前者因使用药物改变了生理特征，后者因人工删除了某些可执行程序，于是都不能行男人星际大战之游戏，无后。他们的区别是：前者以出卖不应有的“女人相”挣钱，寿命不超过45岁，后者以“无性本能”博得封建专制者的双重信任(无力调戏宫女——不举；无望夺取皇权——无接班人)，这“人”就是今天的监刑官。

　　自古皇恩浩荡，真到了要杀谏臣之前，多半是会给人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说错了话，认个错也就赦免了，是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毕竟皇帝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干出以言治罪，夺人性命的事，多少还是有点心虚的。冯保代嘉靖开腔了：“最后问你一次，今年腊月为什么不下雪？”回答：“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上天示警！”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周云逸被四个行刑太监很轻松地用廷杖打趴在地(人哪，精神可以不被打倒，但身体还是很容易被打倒的)，而且是呈“太”字形趴在午门的地砖上，四个太监各踏上了一只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句口号：“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不是现代人的创新发明，而是模仿古人的侵权行为)。四只不同人的脚踏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感觉肯定不好受(不宜作为蹦极之类刺激性旅游项目开发)。但人家“气象局长”身体倒了精神不倒，真是“王八吃称铊”——死了心要当谏臣了！

　　中国古人都有一个小毛病，这就是凡事都得依仗后台，因为几千年来，只有皇帝一人不是奴才。所以，长期熏陶下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奴才相，正如鲁讯所说的：有的人是满怀着“坐稳了奴才”的喜悦，有的人是为“要做奴才而不得”而郁闷。因此，但凡奴才敢做出格的事，都得仗着有后台撑腰。也因了这一点全民性共识，我们比较好理解冯保在问过“最后一次”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动刑，而是“我再问你一句，这些话是谁教你对皇上说的？”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敢以死谏言？或者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值得以死谏言？这时，已经不能昂首挺胸的周云逸，尽管脸已经贴在了地上，但还是那付傲然的神态：“我是大明的官员，尽自己的职责，用不着别人教我！”自古以来，死谏的文臣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君、国、民一体”，当面对这三者的利益产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尽管还能够大义凛然，但内心往往是矛盾重重的，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雅典的民主，英国的《大宪章》，也不认识孟德斯鸠、洛克，更不知道《人权宣言》和《共和国宪法》，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原因，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再回头的成本已经太高，真是进退两难(该电视剧的主角海瑞，这时还在福建南平县任教喻，还没有换上登场的官服，真正的两难还在后面呢)。静心细想，我们似乎也可以品味出当事人因动机和结果的严重不对称，包括还有可能被后人认为是以命博得直谏的虚名，而最终形成的五味俱全的极其复杂心态。

　　不过，冯保在“最后”之后，还要再问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能在最后时刻挖出后台，是古今中外一切办案人员的正常心态。只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冯保的最终死心，表现在他那双原来呈外八字站立的脚开始了移动，脚尖由外往内挪，渐渐变成了内八字。这是“死杖”的信号！100年后，法国的大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才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说得多好啊！再高贵、再有思想、再有尊严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嘉靖后来说只是让人打他二十杖。但谁挨谁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实一杖也就够了，芦苇嘛)。当冯保从周云逸的乱发中拔下一根头发，放在他的鼻孔前验证是否还有气时，发现已经纹丝不动了(古人不仅写起文章来，文字简练，而且死亡鉴定也十分简单，不像现在搞出若干个死亡标准：什么脑死亡、心脏停博、朣孔放大之类，复杂得很，并且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仪器，人家一根头发就够了，而且是现场采集，免费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同志们听好了：纳谏往往只是封建专制者故作的一种姿态，而有人真要去进谏一把过瘾，往往都是要死人的！要不人家牛人王朔，怎么会去写《过把瘾就死》呢！

　　尽管因谏而死的事，事后皇帝都不认账，都要把责任推卸给执行者。因为，杀谏臣是有报应的。你看，在李妃难产的时候，裕王就很恐惧：“周云逸的死，是我的过错，上天要责罚，就应该责罚我一个人吧……”尽管裕王府詹事谭伦一再说：“周云逸是为了我大明，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会降不祥于王爷，更不会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裕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凡帝王的心，在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肉做的。

　　所以，中国人历来相信做坏事总有报应。至于嘉靖之后，敢于面对电视镜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这样的混话的人，终究是难咎其责的！可不，冯保很快就被嘉靖出卖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出卖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极低的交易)，好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吕公公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关键时刻站出来护着冯保，才使他得到了一个潜伏在裕王府的机会，因此不仅保住了一条没根的性命，而且日后“天还要降大任于斯人”。至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吕公公，为何要救冯保一命，并把他安插在裕王府？其深谋远虑何如？是否能“把根留住”？那是后话了，大戏才刚刚开场，谜底会慢慢揭开。

　　警世通言——

　　对于某些想做强、做久、做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2007年2月24日16：4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