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呼唤理解

　　文钊/文

　　1996年，保育钧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这一年他54岁。后来他说，工作变动的跨度太大，实在难以适应。

　　保育钧迎来了生命中的一大转折。刚到工商联的时候，有好心的朋友对他说，工商联是个“是非之地”，左边一道坎，右边一个坑，稍不小心，就会掉进坑里或被坎儿绊倒。他的意思是，工商联处于姓社姓资的是非中心，提醒他说话要小心，不要惹事生非，授人以柄。也有朋友点拨他：“能模糊就尽可能模糊，千万不能太较真儿。”

　　1996年，非公有制经济还是一个敏感话题，全国工商联因为被看作是非公经济代言人，也处于漩涡中心。一向以性格直率闻名，又以性格直率而颇多波折的保育钧这次会听朋友的劝告吗？

　　2002年，当他离开工商联的时候，他以一本《呼唤理解》回答了朋友的劝告。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说,是非之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讲是非，搬弄是非。“当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地要辩一辩是非曲直，呼唤更多的人们理解民营企业。”

　　保育钧的生命从此与民营经济结缘。在各种场合,他自称是“民营经济的研究者”。他每年有150天都泡在下面，他喜欢到企业走走看看，跟企业家聊天，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他在各种场合宣讲民营经济，呼吁为民营经济落实公平待遇，打破垄断。

　　2006年，64岁的保育钧依然个性张扬，在任何时候，他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或许跟他的民族个性有关。他是蒙古族人，虽然生在南通，行事风格却有着北方民族的豪爽。在外人眼中，他还是像当年一样，是一门火力强劲的“大炮”。

　　但是，2006年的保育钧似乎甩不开那种无奈。2000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保育钧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长文，在这篇题为《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可歧视的重要部分》的长文中，他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在消灭了私有经济几十年后，为什么还要发展私有经济？现在的私企业主究竟是什么人？他把这篇文章作为毕业论文送请老师和单位领导指正，结果如石沉大海，既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反面的回应。

　　那时候的无奈似乎现在也依然伴随着他。“有时候，我真的是很无奈啊。”不过这样的情绪在他身上似乎只是几秒钟的事情，转瞬即逝。

　　他感慨“现在为民营经济说话的人确实不多”。“现在官场上和我呼应的人太少太少了。”他说，“现在好多官员都怕我，他们觉得这个家伙老是提一些让政府作难的事情，老是说一些政府不爱听的话。企业家和我呼应的倒是很多，但是这很难变成政府部门的政策和法规啊。”

　　不过他依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他看来，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所以他没有选择沉默。“因为这方面的声音太小了，我不讲话，声音就更小了。”他说。

　　作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他的无奈还在于，2002年，他在呼唤全社会都来理解民营经济，因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非常渴望社会能够正确的理解他们，四年过去，他说，现在，是我们这些研究私营企业的人都不被理解，都需要理解。

　　在2002年结集的那本《呼唤理解》中，他所提到的很多问题，比如私人产权保护，打破体制性的、行政性的垄断，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所以，他说，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看起来是解决了，但是根本上还是没有解决。

　　“地方政府领导重视民营经济，很多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要解决税收、解决就业问题需要民营经济，他并不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从转变增长方式，走向民主法制的

　　在保育钧看来，在社会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博弈是必然的，现在的问题是，民营经济说话的机会太少了，他们的声音很难被人听到。他说，在各级政府领导视野里的企业多是大企业，解决税收，解决就业，包括公益事业，都是大企业。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经营状况不好，这是领导看不到的。这些企业，它们要求平等，反映自己意见的呼声，很多时候没有被听到。这些人都被忽略了，“他们是被忽略的大多数”。

　　很多人把保育钧看作民营经济的鼓吹者。不过保育钧自己说，他同样是民营企业的批评者。他说，我既替民营企业争取平等的地位，又不停地指出他们自身的问题。我从来不说民营经济好的就像一朵花。私营企业存在许多问题，不规范的事情多得很。他说：“我毫不客气，我说你们争来争去争平等而已，从来不是争特权。”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