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华谈消费 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制约消费提升

　　本报记者 文钊 北京报道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中国经济半年报。

　　从陆续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出口顺差超过600亿美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在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中，决策者更希望看到内需特别是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引擎。在中国出口高速增长，顺差持续加大的形势下，如何刺激国内需求，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也被看作缓解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佳选择。

　　但是在过去十余年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路走低，从1991年的61.8%下降到了2005年的52.1%。同一时期，居民消费率也呈下降态势，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

　　这是一个难解之谜。为什么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了好多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走的还是下降通道？是什么影响了中国人消费？消费能否在

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剖析，这位学术功底深厚，对中国宏观经济有着持续20多年研究和观察的学者型官员，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特别指出，对于消费领域的很多问题，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因为，“只有真正理解消费的真实和内涵，我们才能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共识。”

　　经济观察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消费率一直在持续下降，这种现象正常吗？

　　邱晓华：就数据而言，我国当前的消费率确实比较低。但如果因此而认定这种较低的消费率不正常，那就值得讨论了。

　　首先，虽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但消费的绝对量却一直处在不断提高的通道。1990年，中国的最终消费额只有11365亿元，到2005年，相应的数字变成了96714亿元。与此相对应，居民消费总额则从1990年的9113亿元上升到2005年70850亿元。我们完全可以说，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二，国际经验表明，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则趋于稳定。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有对投资的更多依赖。

　　第三，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低人均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高；从低人均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阶段，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明显；高收入国家的消费率高且较为稳定。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按国际标准，属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时期，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一般发展轨迹。

　　第四，各国的消费投资比例差异取决于许多条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因素都在起作用。条件不同，消费投资比例也就不同，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的参数。因此，对直接依据消费投资比例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应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还很少有从消费率的简单国际比较便对某一经济体的消费率高低作出价值判断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太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太快。近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消费热点中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才导致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相对下降。

　　经济观察报：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最近两年，刺激消费的重要性也被更多的提及，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些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邱晓华：大家都知道，近几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如全面推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调整旨在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收入分配政策，鼓励轿车进入家庭以及推行长假休假制度等，应该说，在政府政策的牵引下，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消费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然而，这样的效果离很多人的预期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如此，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制约消费的因素中有很多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求解的难度非常大，政策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正如我前面讲到的，由于投资的增长速度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消费提升的效果。

　　经济观察报：要老百姓愿意花钱需要好的消费环境，但是很多时候，一些消费者会感觉，放心消费是一件挺难的事情，中国的消费环境到底是在不断改善，还是在不断恶化？

　　邱晓华：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消费品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和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欺骗性消费，如以假充好，以劣充优，短斤少两等；二是强制性消费，即某些行业与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强制性地推出收费项目和自定价格标准，以获取垄断暴利；三是伤害性消费，一些商家或者隐瞒商品的真实成份，或是在商品中加入有害物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有的甚至危及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些情况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了消费环境不断恶化的认知。不过，这样的认知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首先，这样的事件是一个一个的个例，并非所有的大米都是有毒的大米，所有的商家都短斤少两，所有的垄断企业都有“

霸王条款”。实际的情况是，绝大多数大米都是安全的，绝大多数商家不会在度量衡上作文章，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存在垄断地位。也正是因此，假冒伪劣、短斤少两、霸王条款才显得抢眼，才能成为新闻。但我们切不能因为这些报道而感觉消费环境处在不断恶化的通道。

　　不可否认，中国市场的竞争性在不断加强。今后，随着《反垄断法》的出台，中国市场的竞争性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一个竞争程度不断强化的国家，其消费环境的改善是内在的。如果说中国的消费环境还在"恶化"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消费环境的改善赶不上消费者自主意识的强化。

　　当然，应该承认，消费市场的各种恶劣现象，不仅伤害居民的身体健康，而且直接地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抑制居民的消费欲望。我们认为，中国的消费环境还有很大改善的余地，我们离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环境还相差很远，特别是在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法严谨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经济观察报：政府也曾经通过给公务员加薪等方式来提升消费能力，但是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就提升消费来说，收入问题更重要，还是收入以外的问题更重要？

　　邱晓华：很多研究者认为，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低下的首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赶不上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欲提升消费，首先要提高居民的收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没有收入的支撑，不可能有消费的增长。就像一句名言讲的，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统计数据显示，和GDP的增长速度比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许多。1979-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6.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为7%；而同期，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9.6%。

　　因而，我们是应该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所得占GDP的比重，而且应该特别地采取措施，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的提升。因为，在中国，除了收入因素，还有许多因素影响消费的提升。

　　首先，“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制约消费提升。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总体上已基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居民消费行为已从数量的满足阶段提升到追求质量的提高阶段。但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无效供给过剩。在消费品供大于求状况下，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价格稳中有降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使消费者产生了新的降价预期，“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使得部分购买行为推迟，造成即期消费不足。

　　其次，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制约消费提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地调整，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因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住房市场化，用去了许多人半生的积蓄。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收入支出时更为谨慎，预防性的心态成了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

　　再次，公共服务的缺失制约了消费提升。教育、医疗应该是公共产品，但由于"市场化"过度，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成了居民的负担。为了道路建设和公共管理，汽车购买者在交纳汽车费用的同时，还必须交纳数量不菲的特别消费税、购置税和附加费，导致一部分居民买得起汽车，但用不起汽车。而2001起开始的高校连续多年扩大招生，目的是为了扩大教育消费，但由于高校学费上涨过快，挤占了很多家庭的正常消费。

　　第四，信贷消费的水平制约了消费提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信贷消费在居民的日常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多消费都和消费信贷联系在一起。我国消费信贷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消费信贷规模占信贷余额的比重已达10%左右。不过，这样的水平同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的距离，而正是这样一个距离，恰恰证明我国发展消费信贷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如果我国居民信贷消费的比重能在目前的基础上有提高，那么居民的购买力就会有大的提高。问题是，由于信用缺失等方面的原因，消费信贷的扩张面临很大的挑战。

　　应该说，上述情况给扩张消费带来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收入增长慢带来的影响。因为，上述情况严重弱化消费者的预期，弱化消费者的信心。因此，在提升收入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的消费安全感，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

　　经济观察报：那么农村市场呢？一些学者相信，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扩大农村需求，刺激农村消费？

　　邱晓华：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农村。在农村消费方面，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农民收入问题确实是中国农村市场迟迟不能启动的重要原因，但也同样必须承认，还有很多非收入因素也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启动。

　　比如说，农村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使得农村市场始终处在一种分割状态，无法发挥正常的规模效应，抑制了农村市场的结构升级。其次，农村市场秩序相对较差，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消费环境方面的问题在农村要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市场的发育。第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扬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大大弱化了农民的购买力。

　　实际上，影响农村市场启动的非收入因素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在关注农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牵引时，还必须关注非收入因素对农村消费的羁绊。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