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揽胜】铁匠师傅

　　依稀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冬季，总有两个铁匠师傅像候鸟一样，来村里打制铁制农具（炊具）。

　　铁匠师傅都是邻县永康来的，或是父子，或是叔侄，沾亲带故的，彼此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永康话。后来读大学时听教现代汉语语音的教授说，永康话是浙江最接近普通话的话，我至今很是怀疑。

　　永康师傅也不是常年打铁的，多是冬闲时节出来赚点辛苦钱，冬闲成了铁匠最忙的季节。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们诸暨本地的铁匠很少。

　　永康人很勤劳、肯吃苦，又有打铁的传统，祖祖辈辈出了很多铁匠，那时永康人打铁就像义乌人鸡毛换糖一样出名。来村里打铁的时候，永康师傅会用很低的价钱租到一间闲置的旧房，楼下打铁，楼上住宿。师傅们一身土布，粗茶淡饭；白天打铁，晚睡地铺。

　　师傅们会在打铁的火炉上架一只明晃晃的铜罐和一只黑咕隆咚的铁壶。铜罐用来炖饭菜，铁壶用来煮开水。吃食是自带的，菜永远是一些腌菜或干菜之类的，偶尔会带有点腊肉，等到最后收工时打打牙祭。附近的村民们与铁匠师傅彼此都很熟稔，时不时来泡碗清茶喝，或炒碗素菜、温壶米酒送过去；师傅也不会白吃，为他们打把锄头、菜刀什么的，死活不肯收钱。

　　村民们传说，出门揽活的永康师傅都是会拳头（武术）的，两三个青壮年是近不了身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没有出过手。

　　铁匠是没有胖子的，不过那时的农村实在也是没有几个胖子的。铁匠们长得健硕干练，身手敏捷，满掌硬茧，古铜色的皮肤很是晃眼。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铁匠的肤色应该不是太阳晒出来的，而是炉火熏烤出来的。老师傅看着有些老相，其实岁数也不大，背脊微驼，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徒弟也只十八九岁的样子，稚气未脱，看着比我们村里的同龄人长得更结实沉稳一些。

　　铁匠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是我见过众多工匠中说话最少的，比起见多识广的剃头师傅那种喋喋不休，铁匠简直就像哑巴了。这倒不是他们天生不爱说话，而是在震耳欲聋的打铁声中，铁匠似乎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

　　老师傅的小榔头更像是一根指挥棒，把握着捶打的部位和轻重缓急。小榔头锤打的声音、动作像是传递着某种信号、信息，徒弟心知肚明，两人配合得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我们小孩子似乎看出了一点名堂，又始终没有真正看出门道来。一块铁，一段钢，反反复复加热、锤打之后，最后变成了一把把村民心仪的锄头、勾刀，真像变戏法一样，很有些神奇。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最大声的说话都是无力、无助的，师徒之间像演着一出哑剧，你来我往，默默地半天不说一句话。铁匠其实是用榔头说话的，说着只有铁匠们自己听得懂的某种神秘语言，一唱一和。这是一种很古老、很实用的另类哑语，是铁匠们世代传承的独门绝技，铁匠应该算是后来广泛用于军事的旗语的祖师爷了。

　　小时候我喜欢看飞溅的钢花。铁匠师傅懂得我们的心思，会很友善地招呼我们坐在楼梯上观摩，那时候我就知道钢花远比铁花好看。铁花是那种很单纯、很笨拙的红，一簇一簇的，飞不远，离铁墩头不远处三三两两地跌落，黑黑的像小鸟吃得不消化拉的屎，没有一点生气和活力。钢花蓝幽幽、亮晶晶的，像一个个小精灵，伴随着吱吱吱的爆炸声，一朵接着一朵、接二连三欢快地跳跃着，满屋子灿烂翻飞，转瞬即逝。密集多姿的钢花，形形色色的，煞是好看，事先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从哪个方向冒出来，你也根本不知道它会蹦出个什么惊喜来，一朵朵绚烂的钢花就像是一个个深奥的谜语，怎么也猜不透。

　　我也很喜欢听打铁的声音，比起弹棉花那略显单调的弓声生动多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似锣似钹，时轻时重，时急时缓，时长时短，清脆简朴，契合着某种起承转合、峰回路转，富有节奏感、音乐性，整个打铁的过程，其实是在铁匠用榔头演奏着一首首乐曲，给沉闷的山村弄出许多动听的喜悦来，打制一把锄头、一把菜刀，倒真像是演奏一首名副其实的最原始的打击乐。

　　一件农具千锤百炼打成了，师傅要反反复复察看，觉得满意了，回炉加热到一定火候时猝不及防地扔进盛满水的大木桶里，嗤地一声，一股水汽就直冒出来，一件农具就算大功告成了。听大人说，最后一道工序叫淬火，别看师傅随手一扔，其实是深藏着许多玄机和经验的。

　　最后，师傅要在打制好的农具（炊具）上戳盖一个自制的钢印，像书画家那样签名盖章，亮明自己的身份。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别具一格的“印章”了，不张扬，很朴实，这是铁匠的行规，也是铁匠的品格，让人肃然起敬。

　　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很多手艺工匠都慢慢消失了，最终他们都将永远消失，这是一种惊喜，也是一种遗恨。永康的铁匠师傅想必也是越来越少了，但他们的硬汉、好人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