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苏子盛 从弃儿到创业先锋

　　清嘉庆10年（1805）十二月初六日，苏定伦从刘荣才手里买下一宗价值1500两白银的地产。此为双方签订的定金契约。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苏邦贤购置产业的其中一件定金地契。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清朝移民，苏氏家族的苏子盛入籍四川后，在七根槐佃下丁家的田地，一大家人开始了在新家园的生活。
　　不过，有一定经济头脑的苏子盛，在后来的日子里，在双灵观置办了一些产业，只是后人并不以这里为主要的生活和发展区域。苏氏家族入川的第二代5个男丁，后来衍变成发展得很好的五房人。
　　据《华阳苏氏族谱》记载，入川第四代苏定陞在迁葬曾祖母、苏子盛妻子廖氏所作的《捡金葬序文》中写道：“吾等五大房于（曾）祖母始葬得宜，人丁颇盛，财产颇足。”
　　苏氏家族到了入川的第三代“成”字辈，因为每房人都有3—5个儿子，家族人口大大增加，涌现出了创业的典型人物苏成勇。

　　苏成勇出生在广东和平县老家，雍正4年（1726）随祖父苏子盛迁到四川时，正好10岁。
　　迁徙途中，苏成勇生病了，家人把他放在箩筐中，一路挑着往四川走。
　　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生病了难以得到及时治疗。苏成勇的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到了人事不省的地步。大家以为他活不了了，如果继续带着他，是一个负担，只得含泪把他丢弃在路边的草丛中，让他自生自灭。
　　那时的人命，真的是如草芥。不过也能理解，在很多选择面前，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必须要丢掉一些的。什么都想留住，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当大家要离开的时候，苏成勇突然醒过来，发出“嗷嗷”的叫声。大家一合计，既然这孩子还活着，就继续带他走吧。就这样，苏成勇的病居然慢慢好了起来，最终一路平安地到达了四川。
　　湖广填四川移民中，类似苏成勇这样的例子不少。
　　雍正5年（1727），汀州府武平县岩前里六甲大布坊葛藤垇（今福建武平县岩前镇大布村）陈氏家族中的陈维举，带着陈怀荣、陈怀华、陈怀科3个儿子跋山涉水入川。
　　当时，陈怀荣只有13岁，陈怀华才几岁，一路上，由陈怀荣负责照顾陈怀华。陈怀华因为太小，走不了多少路，基本上由陈怀荣背着。
　　途中，陈维举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因路途实在太遥远，四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的，陈怀荣这么背着陈怀华不是办法，干脆把陈怀华扔了算了。
　　走了几乎一天的路程后，陈怀荣对陈维举说，他不忍心丢下弟弟，即使路途再遥远，他宁可背着弟弟，也不愿骨肉分离。陈维举也非常于心不忍，同意了陈怀荣。陈怀荣赶紧往回跑去找陈怀华，居然找到了。此后，陈怀荣一直背着陈怀华到了四川。
　　陈维举一家先是迁到叙州府南溪县西教场（今四川南溪县滨江新城一带），后落业在南溪县江南铜鼓滩上江家沟。

　　中国有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陈怀华长大后，在江家沟勤俭创业，后裔繁多。
　　这句话在苏成勇身上，也是非常恰当的。苏成勇后来成为苏氏家族的创业先锋，他这一支族人，也是苏氏家族人口最为繁盛的一支。
　　苏成勇最迟在46岁时，已经开始在比双灵观更靠近成都的赖家店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了。此后，他率领子孙迁到更靠近成都城区的倒石桥开创基业。他的后辈在倒石桥附近不断兼并田地，家业逐渐壮大。
　　苏成勇通过实际操作，为后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快速购进田地的方法。经过他的儿子苏定伦、苏定端、苏定贵及孙辈的实际操作，苏氏家族积累财富的速度越来越快。
　　苏氏后人为纪念苏成勇，专门将这一分支的祠堂命名为成勇公祠，形成了春分日祭入川始祖苏子盛，冬至日祭苏成勇的家族传统。

　　苏氏家族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入川第四代——苏成勇的儿子苏定伦、苏定端、苏定贵等时，《华阳苏氏族谱》中记载，曾一度出现“房房丁捐，户户财倾，竟无一房如从前者乎”的局面。
　　尽管如此，苏氏子弟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不断反省，继续奋进，止滑企稳，最终由苏定伦率先掀起发展的势头。
　　嘉庆10年（1805）十二月初六日，苏定伦从刘荣才手里买下一宗田地。刘荣才和侄子刘永清、刘永兴、刘永扬、刘永达、刘永发、侄孙刘超群等，在契约中写道：
　　“今因家中少银凑用，叔侄弟兄商议，情愿将先年自置田地一处，坐落华阳三甲七十一支……地名赖家店侧近，田地一庄，堰塘四口，以及堰坎堰底、漏引鱼苗、山岭熟地、草场基址、阴阳二宅，林园竹木菜地，百样花果树木，草房一座四向，左右粪房二间……碾子一座，碾房、碾石俱一全套，古井一口，菁苗土地一座……卖与苏定伦出首承买为业”，合计1500两银子。
　　嘉庆17年（1812）六月二十九日，苏定伦又从陈仁珑及其侄子陈宗斌手里买下一宗田地。
　　这宗田地，是陈仁珑“先年祖父置下田地一处，与堂兄陈仁瑛分受己名下田地一股，坐落华阳县三甲五十六支……地名青龙埂，瓦草房屋一院，以及门楼，内外房屋、粪房五间，六合门扇二十六扇，门框俱全，门窗户格、梁桁、桷挑、楼牵，碾房屋一座，碾槽、轮石、碾杆全套，浴堂、猪圈房屋，石灰坑四口，内外浮沉砖石，堦檐滴水石瓦片，堰塘三口”等，总价为九九呈色纹银1850两。
　　苏定伦购买的这两大宗田地，都是以卖地定金契约的形式记录下来的。
　　除了苏定伦买田置地，他的三弟苏定端、四弟苏定贵也在购买田地，而且也是大手笔，动辄交易额就是上千两银子。
　　嘉庆12年（1807），苏定贵从陈胡氏手里买下青龙埂的一宗地产，总价为1250两银子。
　　嘉庆17年，也就是苏定伦从陈仁珑及侄子陈宗斌手里买下总价为1850两纹银的田地的同年，苏定端从曾陈氏手里购得老鸦林的一宗地产，总价为九九呈色纹银1925两。
　　苏氏兄弟们不断进行大宗地产交易，说明他们的父亲苏成勇创下了不小的基业，可以让儿子们能动用上千两银子买地。

　　从苏氏家族发展历程来看，入川第四代“定”字辈的苏定伦、苏定端、苏定贵等购置田产，还只是前奏，苏家真正大规模置业的是第五代，代表人物是苏邦贤。
　　苏邦贤（1798-1888） ，字希三，官名苏秉权，苏定伦的四儿子，活了91岁（虚岁），非常高寿。
　　苏定伦有4个儿子：苏邦明、苏邦兴、苏邦昌、苏邦贤。苏邦贤在四兄弟中虽然排行最后，但他对苏氏家族和地方的贡献最多。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与苏邦贤有关的土地契约中，很多时候他的名字是苏秉权。
　　苏邦贤是大孝子，在当地以孝行闻名。苏邦贤10多岁时，苏定伦就患上中风病，生活起居很不方便。苏邦贤侍奉父亲左右，端茶送水，照顾生活，数年如一日。嘉庆25年（1820），苏定伦去世，22岁的苏邦贤“衰毁愈恒”，非常伤心。后来，他还“置义田数十亩，以瞻宗族”。
　　苏邦贤的这些孝行，民国版《华阳县志》上有相关记载。能被载入县志，说明苏邦贤在当地的名气不小，而且颇有乡绅风范。

　　苏邦贤与兄长们成长起来后，倒石桥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发展需求。
　　树大分丫，人大分家。苏氏四兄弟中，苏邦贤迁往离倒石桥老屋不远的青龙埂，苏邦明迁到倒石桥南5公里左右的高竹林，苏邦兴留在倒石桥老屋，苏邦昌迁到离倒石桥不远的来龙寺。
　　苏邦贤从33岁开始买地，到66岁结束，即道光11年（1831）至同治3年（1864），他以个人名义购买了19宗田地（我们此前有所讲述），全部采用卖地定金契约的形式，完成交易后同时保留定金契约和老地契，共计花去26849.4两银子，购买的水田总面积上千亩。
　　这个数据，是从现存契约中的亩数计算出来的。实际上，从契约叙述中与“买主连界”等字句以及苏氏后人讲述，苏邦贤当年拥有的田地远比这个面积大得多。
　　苏邦贤的后人分家，有些田产被细分甚至被部分族人给卖掉了。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深入分析研究后说，苏邦贤的交易至少有4个特点：
　　一是快速兼并。
　　买田置地，尤其是优质耕地水田，这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是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国家财源的基本保障，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
　　苏邦贤在经营技巧方面，善于运用金融手段。作为地主，苏邦贤善于与佃户处好关系，形成长期稳定的佃约关系，甚至让一些佃户参加到自己的田地交易中，好处在于可以动用那笔可观的押租钱用于投资。
　　随着祖辈创业积淀、家族财富进一步积累，苏邦贤手中拥有大量的田地收益及押租钱可以灵活运用，他购买田地比先辈更为容易。
　　这其实与现在一样，靠卖苦力挣工资钱是难以致富的，只有钱生钱，玩转资本，才容易发家致富。
　　二是当家得早。
　　苏邦贤在33岁时，用了1500两银子购置田地，而他的父亲苏定伦用相同的银两购置田地时，已是57岁。
　　三是进军平原。
　　随着事业的扩大，同时受伯祖父苏成智迁居温江的影响，苏邦贤改变购田以青龙埂为中心的做法。
　　他的最后两次交易，一次在成都南门外的洗面桥侧近，一次在温江二甲王家桥，交易额分别是4400.4两和3140两纹银。
　　苏邦贤计划先在平原上置办产业，待打通人脉后再举家搬迁过去。他的子孙，后来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四是义名远播。
　　苏邦贤致富后，为帮助家族内部经济困难的家庭，专门“置义田数十亩，以瞻宗族”。这是对内，给族人留下好印象。
　　同时，他对佃户讨阴地者，一律来者不拒，并且非常大方，免费提供，分文不取。这种做法，可以让佃户对他感恩在心，从而形成较为长久的租佃关系。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获取稳定的租收，另一方面可以从容地使用佃户的押租银去购置新产业。
　　正是因为苏邦贤把内外关系搞得好，使得他成为苏氏家族的中流砥柱和地方上的著名绅士。

　　苏氏家族入川第五代以苏邦贤为中兴人物，使得家族实力得到迅猛增长。但到了第六代，苏氏家族产业扩张的速度开始放缓。第八代的苏海帆，其名声及产业规模都超越了苏邦贤，苏氏家族达到顶峰。
　　苏邦贤的长子苏国宽（1816-1877），字敷五，苏氏家族本支家业的继承人。
　　同治3年（1864），苏国宽48岁时，紧跟父亲的步伐，到成都平原地区的温江置业。
　　同治3年（1864）八月十三日，谢竹屏、谢锐臣在契约中写道：
　　“情因移窄就宽，弟兄商妥，将己名下水田二段、基址一所、旱土一块，合计一百二十亩零，载粮二两四钱八分整……隔河有田二块……此隔河之田借道耕种……所有住宅瓦房五向共十七间，内有仓二眼，仓底、仓板、门窗、户壁，上齐瓦桷瓦脊，下至地脚，砖磉、门窗、户格俱全。瓦楼门一座，墙垣、水井、粪池一并随田搭卖，毫无提留。弟兄商妥，自托引中说合，扫土捆卖与苏国宽名下管业耕输。比日凭中议定，捆卖时值价银四千五百两正。”
　　出手就是4500两银子，这是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土地（定金）契约中交易额最大的。
　　但是，此后就没有苏国宽购置产业的契约了。这从一个侧面显示，苏国宽买下谢氏兄弟的这份产业后，经济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导致鲜有作为。
　　苏国宽先于父亲苏邦贤11年去世，这对苏氏家族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苏国宽的兄弟们普遍不长寿，甚至还出现了单传的现象。不过，单传也有好处，没有因为大量子弟分家而使得家族财产太过分散。
　　苏国宽的三弟苏国容（1825-1870，字铸庵，官名云章），生独子苏大来（1844-1876，字泰占），再单传苏振煓（1865-1950，字海帆，官名宗洵）。
　　苏振煓是苏氏家族入川第八代中的佼佼者，他在外被通称为苏海帆，在苏家以及在西河场到赖家店一带，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声誉及产业规模都超越了苏氏家族入川第五代的苏邦贤。
　　据苏海帆的孙子苏淘声讲述，苏海帆娶了黄土场门当户对的富户何氏女子为妻，子女甚多。1903年版《华阳苏氏族谱》中记载，他有5个儿子，但据口碑资料，其实他的子女远不止5个。
　　苏海帆可以说是苏氏家族最后的中兴之士，他像先辈一样，继续积极地扩张产业，仅仅在青龙埂附近就有2000多亩田地，在成都城边的平原上及城区还有多处产业。
　　苏海帆在时，苏氏家族兴盛到了哪种程度呢？据说，当时苏氏家族族内有事，在开席时，仅仅是裁缝就要坐3桌。
　　苏海帆在民国时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分家活动。他将青龙埂附近的田地留作祠堂公产，其他田地就近搭配，以拈阄的形式将产业分配给了儿子们。
　　苏海帆这次分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什么时候，也不清楚苏海帆是否具有远见。但这次分家，至少让他的后代在1949年后进行的土改中，极大地减少了风险。虽然也可能因为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也是地主，但因为土地没有集中，最多也就是中小地主，而不是大地主、超级地主。
　　苏海帆的儿子苏家成（字自强），黄埔军校战研班三期毕业，后来曾担任黄埔第18期的教官。
　　民国时期，成都东山一带的治安条件不好，富户经常被“棒老二绑肥猪”，鉴于当时的社会治安现状，苏氏家族开始在成都城区大量购置房产用于居住。青龙埂及倒石桥的老屋，则雇人看守并给先祖灵位上香，苏家人仅在祭祖时回去小住一段时间而已。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