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一个无法预测的作家

　　张清华

　　一

　　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对他喜欢的作家有一个想象，但对于余华的读者来说，只从作品中来设想他却是远远不够的。

　　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先锋”作家时，我却并没有见过他本人，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他那副精干和深沉的样子，少年老成，大师气象。那时我想象中的余华是冰冷和阴鸷的，不苟言笑而有着鹰一般锐利的眼光。我以为这样的人是很难接近的，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容易接近的人会写出那么多冷酷而幽深、晦涩而坚硬的作品，会那样热衷于人性中的阴暗，对血腥和暴力痴迷。然而最近半年来的接触表明，这个预期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余华其实比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更容易打交道，更少矫饰和故作姿态，他甚至还保持了一颗不曾泯灭的童心，还有着完全“北方化”了的坦诚与豪爽，这使我倍感惊讶。

　　然而惊讶之余，却又觉得很自然了，一个最复杂的人常常也最简单。余华笔下的故事线索是复杂的，小说意蕴是幽深的；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却常常是至为朴素和简单的，《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和许玉兰，《兄弟》中的宋钢和李光头，甚至宋凡平和李兰，甚至“刘作家”和“赵诗人”……性格无不是简单、质朴和直观的。余华正是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可以放声而爽朗地大笑，可以小口但实在地喝酒，谈吐率真而不绕弯子，与你较劲而不留什么余地。他还说他身上有山东人的血液，因此也就有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和爽气。我忽然觉得，也许余华身上的复杂和简单是有“分工”的——他的“头脑”负责作品中的复杂，主题是复杂的，蕴涵的思想是复杂的；可是他的“心”却负责他作品中人物的简单，性格是简单的，说话是直白的，行为逻辑从来都是不加掩饰直奔主题的，在某些时候是充满“小坏”、而最后又无不是自我惩罚和救赎了的……

　　嗬，头脑和心灵的分工，这可是个发现。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一定有作家本人的影子的话，那么在余华身上是最显在和直观的，这个特点真是令人喜爱的。

　　二

　　很多人一直在讨论余华小说中的“转型”，为什么他早期和后来的风格是如此的不同？我记得只有一个人把道理讲得最简单而可信，是作家李洱的一个说法：“余华为什么从残酷转向了温情，从阴郁转向了明朗？为什么——因为他做了父亲，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这是在一个有多位作家参加的与高校学生的见面会上说的，学生们终于明白了，复杂的问题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这个出其不意的精彩回答几乎拯救了李洱，因为他此前竟一直处在莫名其妙的紧张之中，大汗淋漓推推让让不肯说话。当他说出了这句话之后，我看到他终于情闲气定，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了。我也忽然想到，从阴郁而丰盈的南方，多雨而潮润的南方，街道和人心一样机巧精致参差错落的南方，来到干燥而明朗的北国，在冬春两个季节里都一览无余的北京，语言也由宛转细腻而变得直接简练的北方，余华能不发生变化吗？

　　我一直有一个自鸣得意的发现，那就是我以为在最优秀的作家里，余华是为数不多的懂得“用减法”的作家之一。鲁迅是最善于用减法的，他的小说线条单纯至极，人物近乎白描，情节总充满戏剧性地集中而简练，语言也最干净俭省，因此他能够成为新文学的典范，成为文体、语言与美学方面的范本。而当代的作家中有这样功夫的作家要首推余华，他也是这样地擅长用减法，形式感这样地强。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大概只有两三千字，却提出了这个时代真正可以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的命题：那就是“精神如何成年”的问题。我们总是要让坚守着纯洁的道德与信念的孩子，在他所谓的“成人仪式”上遭受一场致命的挫折，让他知道成人的世界是这样地坏，成人的道德和秩序是这样地自私和专断，当他感受到这样一场精神破灭的悲剧之后，他就“一路欢跑起来”，或“赴某地候补”了。多么普遍、令人震惊又习而不察的日常图景啊；还有他的一直被忽略的《两个人的历史》那样的小说，只用了不到三千字就几乎书写了一个长篇才能够完成的小说容量；还有《现实一种》，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这“可能的现实”比“真正的现实”来得还要令人感到震惊和有深入骨髓的真实；《鲜血梅花》只有两千多字，却网罗了武侠叙事中全部的套路，把故事都减到了极致；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是与鲁迅的《孔乙己》和《祝福》中酷似的减法式的处理与戏剧性的细节重复，会心的微笑与令人辛酸的大悲悯……这正是他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由。

　　形式感与戏剧性就这样产生了，余华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的小说美学——这是他终将矗立于小说艺术峰巅的真正原因。没有几个作家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即便意识到也没有能力做到，多数人只是兀自用力地写着，追求着文字的产量，而余华则懂得那个核心的道理：小说是有美学的，艺术是有灵魂的，艺术家是分层次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成功。

　　三

　　在仅有的几次当面交谈中，我发现只要提到《兄弟》，余华马上就会眉飞色舞，不能自抑，显然，他还停留在这部小说“产后的亢奋”中。2005年夏《兄弟》的上半部出来时，读者的反映基本是平静中略带着失望，当然还有对下部的期待，可是等到2006年初下部问世后，所听到的却几乎只有失望和批评。虽然这批评舆论中，多数是因为他们喜欢余华，期待他的令人惊喜的超越和创造，但尖锐的批评也不仅来自一般的读者和媒体的舆论，还来自余华以往比较看重的专业读者和批评家，这让余华充满不安和“不服”，他在激烈地为他的新生儿辩护。

　　“为什么人们不换一种想法来期待我呢？”余华说，“为什么人们不好好地想想，是我的作品显得夸张、荒诞和不真实，还是今天的生活现实更让我们感到荒诞和不真实？”

　　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从各种媒体那里看到、从各界的朋友那里听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早已习而不察的种种怪事，“‘处美人大赛’是夸张的，可是我们的社会不是从九十年代末就已经到处都在选美了吗？”“李光头不可信吗？可是我的经济界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排首位的，就是靠卖废品起家的。”

　　我渐渐觉得，也许他的说法是对的，此前我对《兄弟》的阅读中确有着许多存疑之处，但经他一说，也觉得他是有道理的。一个作家不但应该“满足”读者的期待，也要不断“超出”他们的意料，他的做法不是最安全和保险的，却是最有挑战性和最刺激的。一部好的作品在意识上常常是超前的，等到过上多少年，人们才会渐渐接受他作品中的观念，才会觉得他所写的是如此准确地记录和传达出了一个时代。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1995年莫言的《丰乳肥臀》都是例子，它们当初受到的批评完全不亚于《兄弟》，但如今历史和人们的文学经验却证明，它们都成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最鲜明的精神符号和文化印记。从这个意义上，《兄弟》值得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它的意义与美学属性、它对于今天我们社会生活的概括力与美学上传神的表现力，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但我还是挑剔：“上部中李光头有一句话让我感到不可信，他说了一句‘林红是我的梦中情人’，七十年代的少年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吗？”

　　“呵，那不会，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这个回答使我感到了令人温暖的坦诚与率真，而他前面的那些辩护也使我更感到可信了。圣诞前的平安夜里，他还在给我的短信里提醒我对历史的健忘：“1986年在中国老百姓中谁会知道圣诞节？现在我的楼下就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确实，我们所身历的这场时代的巨变使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的记忆能力，因为它变化得实在是太快了，猝不及防，我们不得不用健忘症来适应它过于飞速和紊乱的节奏。或许，过上多少年，人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将不得不依赖《兄弟》这样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绝非虚夸谬言。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