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9·11时代的悲情

　　约翰·赫曼思 /文 任何亲历过9·11的曼哈顿居民或工作人员都无须再去看奥利弗·斯通的那部据说极具震撼力的新电影，也无须举办任何纪念仪式以缅怀这一天。回忆太容易袭来，每个细节都不会放过。人们无时无刻都不可能忘记，当时的他们身处何地，他们的朋友身处何地，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所言：

　　随后的日子仿佛是超现实世界。人们一边在交流着自己的恐惧，一边在试图继续他们的正常生活。整个城市都像是被彻底改造过一样，所见之处面目全非。整个事件是如此的鲜活，规模如此的巨大，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在人们脑海中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记。回忆的画面吞噬着现实。人们立刻意识到，这一刻太值得纪念了，9点刚过，华盛顿广场的公园里，一位商贩就摆出了一堆一次性使用的照相器材。

　　然后是死者，他们的脸印在大大的寻人海报上，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回他们了。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有人说6000人，但至今还没有确切地给出正式的死亡数据。看着大楼倒塌，看着所有那些失去双亲的家庭，你不可能忍住眼泪。如果第二天早上你碰巧经过一个消防站，你会看到那些魁伟健壮但却筋疲力尽的人们在为他们死去的兄弟相拥而泣。尽管人们对那些死者大都很陌生，但还是像老朋友一样去哀悼他们，人们也感觉自己好像熟知他们。那一刻，纽约市区犹如一个充斥着悲伤的乌托邦(后90年代人的轻薄无聊和狂热的物质主义似乎突然消失了)，人们举行着独特、精致的本土致哀仪式：消防站内的烛光里摆满了鲜花、用链条围成的栅栏充当了教堂圣殿。

　　几周前，这个城市见证了一场怒气激荡的辩论，一方抵制9·11事件的情感力量，而另一方则沉溺于这一力量。经历过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甚至不管是强硬派还是软弱派都开始有了疑问：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是否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当时，有人痛恨那些看起来坚定沉着，但不过是徒有其表且极其空虚的人。而现在，这一场辩论似乎愈来愈有趣了。

　　纽约市民倾向于认为，9·11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没有人会认同这一点。美国在过去5年中生长出来的悲情文化始于那些同时新生的教堂里，但却不会终结于此。辩论当周尚未过去，众多利益集团开始插足其中，围绕着悲情文化宣扬他们自己的主张。

　　作为一个重大事件，9·11是撩拨大众柔软、沉溺、放纵以及进入心灵的最佳切入点，而这正是众多媒体最易于将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的一部分。如戴安娜王妃及肯尼迪总统的离世便印证了这一点(或更近一点的事例是：受困于西部乡村面包房的那只猫咪)。媒体如饥似渴地追求着情感冲击，以便展示他们具有的那种使所有人在同一时刻关注同一事件的能力。将面孔作为封面这样的新闻效果需求，使媒体造就了一大批新型名人，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人。当然，也可以讲讲有关戴安娜王妃及肯尼迪总统的笑话。但是，新生的悲情文化却披着自己独特的外衣。“失去及受害”的循环往复创造了一种新的礼节行规——谁可以先发言、可以发什么样的言。

　　媒体对于隔夜新闻的巨大胃口充斥着9·11之后的数周。这一巨大事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如坎特·菲茨杰拉德公司的总裁霍华德·卢特尼克这一曾经作风强硬、野心勃勃、贪婪的商人。然而，在失去了658名员工及同事包括他的兄弟盖瑞之后，卢特尼克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负载着使命，在一个代表团中狂怒呼喊的受伤男人——之后，几乎是突然之间，他很快又变回了以前的商人；总统小布什也被转型为一个战时总统；正因丑陋的

离婚事件而光彩尽失的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突然之间变成了美国英雄；伯纳德·克里克的经历最为离谱，他从市长亲信及纽约警察局局长到国土安全局提名，曾两度因轻罪入狱，在这个事件之后他的名字又从市区监狱服刑人员名单上被抹掉。

　　当这一事件的非凡形象与哀痛的场面、高度艺术化的自我主义及专业主义融合在一起时，结果通常夸张得令人咋舌，就像第二年出版的那本装潢精美、内容空泛的大型画册《这就是纽约》一样。9·11之后，市民们已经在杂志上和王子大街的艺术馆里见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照片。而《这就是纽约》对照片的处理更显阴郁，照片非常感人，但却被处理得犹如坟墓一样，透露出种种明显的衰败景象。当然在这一点上，顶尖的建筑师正好可以借助这种惨不忍睹的废墟以及一系列重建方案为自己扬名立万，这种扬名立万的机会最终投向了健谈而精悍的丹尼尔·利博斯金的怀抱，他的“自由塔”方案最终胜出。双子塔的横梁以及残留物(毕竟，它们之前也是相当雄伟的建筑)将被随意地放置在各海岸的遗址存放处。高达100亿美元空前规模的资金用于个人及家庭重建，这就导致了庞大的开支及贪污腐败萌芽——其公正合理性立即招致猛烈的攻击。然后，一系列令人困扰的问题出现了：零点地面(双子塔遗址)的每一寸土地都应成为神圣的土地吗？谁来保护这个“公众浴盆”？总之，到底谁说了算？即使是在纽约，数年之后，这也将会变成一个浮夸的、荒谬的葬礼，葬礼上的墓碑如此之巨大，似乎没有人能够完成它的制作。

　　布什政府突然半路杀出，铲走了9·11最大的遗产。恐怖、愤怒、创伤及受害感使我们政治文明形同儿戏。“大佬”诞生了，其后是呼声极高的赞同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程度的挑衅需要同样力度的猛烈回应——来一次针对9·11情感力量的迂回战术辩论，而不是任何现实战略的演练。

　　对于9·11的回忆仍然催人泪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牺牲者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从狗语者那里可以知道，力量与创伤加在一起非常危险。现在，9·11使美国的“牺牲政治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比如，塔尔萨市(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城市)有人说“每天回忆9·11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的意思是“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是受到虐待的牺牲者，我们是正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当时已经牺牲了，那么现在就不可能在这里高谈“受害、牺牲”了。这种创伤感及羞耻感非常荒谬地折射出美国人歪曲了的软弱心理。

　　时下的悲喜剧“Daddy-knows-best”，反映了民族的神经脆弱症以及永远的孩子气(提出9·11真相的阴谋理论，极左派总有自己的一套舆论手段)。毫无疑问，美国有真正的敌人伊斯兰主义以及其他恐怖分子。但是9·11的巨大震撼和精神力量持续歪曲着美国的内部及外部关系，美国人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重新理解并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就像霍华德·卢特尼克的转变一般，所有的情感都是循环往复的。事情的终结令人捉摸不透。对于纽约人而言，这个事件是一个纽带，把他们毫无恐惧地带入了一个神秘的社会、一个思想的世界。然而，9·11使人刻骨铭心，回忆永不会消逝，这种悲情文化5年之后仍然与我们如影随形。这就是为什么5年之后，来自美国各地的游客们还是会呆呆地看着“零点地面”一派建设景象，其空虚仍然左右着美国人的情感。但9·11已经不是美国人的9·11了。(安士莲/编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