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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仲伟志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后，有媒体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舆论认为，重提“共同富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并没有关于“共同富裕”的提法，《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主旨，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提出“十一五”时期的 “六个必须”原则：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有关人士从“六个必须”原则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化：将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其实，执政党的理念变化早已出现——早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央政府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域发展落差的执政理念，简单理解为一种“均贫富”的“革命性”行动纲领。
首先，重提“共同富裕”，并不标志着执政党的发展观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一开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这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现在，中央政府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种实践与完善。
再者，重提“共同富裕”，也绝非要回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老路上去。我们不能因为多数劳动者达不到企业家阶层的收入水平，就消灭企业家，实现大一统。我们曾经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历史早已证明此路不通。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必然要有竞争，必须讲究效率；一个制造社会不公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但一个不讲效率的市场经济同样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将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呢？
我们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分化趋势是当务之急，不过我们主张，穷人绝对不能更穷，富人却是可以更加富裕的。关键是，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效率、保障社会公平并消除腐败？
我们知道，从北京市区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是没有地铁和公交线路的，只有三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自驾车、出租车、“机场大巴”。即便“机场大巴”这种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每人次收费也是十六元。可以说，这三种交通方式并没有兼顾到另外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那么，谁来为他们修筑地铁、开设公交线路呢？当然是政府。人们可以用更昂贵的交通工具提高效率，但政府也应该为部分民众另外铺设一条通向起飞的道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家全部去乘坐公交车。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主要矛盾，与首都国际机场的交通问题有相似之处：即公共需求的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我们认为，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公共服务职能的现代政府，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
在一个市场化、多元化的社会中，基于能力、素质等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出现劳动所有者阶层和资本所有者阶层，是无可避免的。当然，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政府要为各个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渗入市场、干预市场。然后，政府应该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并在公民监督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建立和谐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一个重塑现代政府的问题。否则，即便从“先富论”转变为“共同富裕”，也不可能将经济社会转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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