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须储蓄 中国人民要消费

　　如果我们把正在中国河北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G20)，仅仅看作是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新一轮角力，视线未免狭窄——尽管人民币汇率是绕不开的：布什政府可能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低调，但又要给国会的那些贸易保护主义者一些交代；而中国一定会按照我们已有的目标和时间表渐进的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

　　这一次，我们要跨过有关人民币问题的争议，看看周小川和格林斯潘、斯诺在什么 问题上更有可能达成一致。我们发现也许是关于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都面临如何调整这一话题。简单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不再过于依赖出口，而是更多的依靠内需；美国的问题是如何削减赤字、增加储蓄，不再躺在巨额逆差上过日子。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长斯诺出行前，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蒂姆·亚当斯说，在G20会议上，汇率只是问题之一。美国财经官员明白，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就汇率谈汇率，不会有建设性的结果。　

　　所以亚当斯说，在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合作，以便使中国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以为这是较为鲜见的提法，就这一点而言，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其他中国财经高官的看法应该能够和美方比较一致。当然要加上一条，美国也有一个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实际上，过去半年中周小川一直不断强调内需的重要。在谈及宏观经济的稳定时，周小川曾多次表示，在控制投资的同时，要想办法拉动内需。

　　中美财经高官在两国经济关系上正在形成一些战略性共识吗？如果这个表述过于夸大，那至少是更趋理性：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这个转折点的关键就是从出口和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向加大内需，尤其是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而这已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问题。

　　从中国国内经济来说，投资和出口带动的模式已经接近极限。这也正是十一五规划要解决的问题。就眼下来说，这一轮宏观调控对投资过热的抑制，使得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今年前9个月，中国贸易顺差已接近700亿元，而过去5年的平均年贸易顺差是200亿美元，这不仅导致贸易摩擦急剧增加，也把更多的指责引向了

人民币汇率。

　　在强大的压力下，中国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

汇率改革的难度在加大，而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因为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而变得困难。反之，如果消费能够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走在前面，就可以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为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留出时间和空间。

　　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提升，并且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国来说，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也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中国日益强大的需求也将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而这也契合此次G20会议的中心议题，即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

　　简单地要求人民币再次大幅度升值，可能导致中国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和世界其他经济体来说，这都可能是一个灾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自身固然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节奏，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们也应该有耐心与中国合作，促进尽快实现这一转折。

　　如何实现这一转折，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值得深思的问题。1998年之后，中国启动内需政策的主角是积极财政，靠加大政府投资，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刺激消费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各级政府在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是消费乏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政府主导经济，必然会把大量的财力和资源投入到投资上面，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这也是出政绩的捷径。也因此，政府官员不会太专注于如何刺激消费。同时，政府掌握过多资源，与之伴生的是大量的不当管制，比如说，对农民进城仍然存在的苛刻管制，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消费能力的提高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

　　管制本身也可能使得潜在的消费能力没有释放的出口。服务业在中国GDP　中所占比重一直不高，中国百姓在服务业方面的消费也偏弱，但细究起来，往往并非没有消费意愿，而是在各种条条框框下，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文化、娱乐等新兴服务业领域，缺乏产品创新亽动力和空间，没有为百姓提供适宜于消费的产品。

　　另外，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顾虑仍是百姓不愿消费的主要原因。而建立基本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体系，正是政府职能所在。因此，刺激消费，不仅仅是一个要老百姓花钱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