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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南岭
纽约原油期货的价格突破了66美元，珠三角的一些加油站却挂起了“免战牌”。一边是涨价，一边是短缺，这两个事情显然不能分开来理解。涨价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价格在上升，另一个是有油可买。既然有油可买，那么短缺的出现一般就是因为价格的管制了。发生在珠三角的事件并没有超出经济学的范畴，国内的油价就是实行管制的。石油公司对此也
直言不讳。
发改委可以管油价，维持国内物价平稳，但是管不了两大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后两者都是海外的上市公司，必须要对股东负责。这就是国内石油供应体制的基本状况。在国际油价平稳的时候，管油价的和管加油站的似乎可以相安无事，甚至还能相得益彰。但在国际油价飙升的时候，双方的合作就不是那么顺利了，当下在珠三角看到的景象就是明证。
问题的关键是，国际油价的频繁起伏已经是大势所趋。一方面近年的石油勘探投资不足，炼油能力饱和，另一方面却是新兴经济体对石油的需求不断上升。供需平衡点不可避免地向内向上移动，加上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政策冲突，国际炒家大可兴风作浪。
在这种背景下，现有的石油管理体制如果不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国际油价与国内油价“双轨制”的现象。但这个双轨制是静态的，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因为油价低的地方恰好是缺油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在加油站会更加频繁地加不到油。
出现这种问题，谁应该来承担责任？管油价的还是管加油站的？两者都是理性人，前者为了国内物价的稳定殚精竭虑，后者为了国有股东和公众股东的利益也是不遗余力。因此，需要做的事情是改革石油供应体制，而不应该苛责于任何一方。
有一种有趣的观点认为，“油荒”是石油公司垄断所致。换成经济学的语言，就相当于短缺是垄断造成的。显然，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微软的垄断只会造成软件价格太高，而不是大家在市场上买不到操作系统了。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会进一步认为石油公司此前有通过垄断获得的高利润，因此应该把利润拿来保证国内平价油的供应。这种看法合情合理，但是却超出了经济学讨论的范畴，有点“荆轲刺孔子”的意味了。在实践中也缺乏操作性，比如，中石油去年的利润是1000亿，那么它究竟应该拿100亿还是101亿来平抑油价呢，不够的部分怎么办？大股东国资委可以答应这样做，公众股东们答应吗？合资加油站要不要承担义务？
假设保持油价平稳确实是有必要的，那么石油供应体制的改革就首先要建立油价补偿机制。当然这个补偿的钱不能由石油公司来出，具体的事情倒是可以委托石油公司来办。这个费用无疑该由政府财政来列支。如果非要从石油公司上缴的利润中列支油价补偿费用，那么也只需要在其上缴利润时划拨出一定比例即可。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该政府做的事情就由政府做，企业只负责搞好经营，对股东负责就行了。最糟糕的情况是企业扛着一竿为社会谋福利的大旗，上欺管理者下压消费者，最后一盘糊涂账。
眼下，国内也正在进行石油领域投资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至少对于正在为加油烦恼的珠三角车主们来说，这还不是一个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垄断毫无疑问是一种市场暴力，但显然也不能认为一切市场问题“都是垄断惹的祸”。市场出现的问题是现实而急迫的，不可能大家都把车停回车库，等着反垄断成功了大家再开出来。
类似的体制改革思路至少也适用于电力领域。不过显然不能守株待兔，在国内投资体制改革普遍完成之前，其实还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也需要做。套用大诗人叶芝的名句，大家不妨“对油荒，对电荒投上冷冷一眼，改革者，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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