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下一步改革的驱动力

　　本报评论员 南岭

　　“就像转动一个磨盘，启动时总是最费力的。”6月24日下午，笔者与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韩斌一起乘车赶往中改院时，这位地方学者这样评价河南发展的状况。一路上，他还向笔者讲起了“河南的干部很辛苦”，“中部的发展需要更多内源力量”等话题。地方的声音总是生动的。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活动中，笔者观察到，除了来自北京的官员和专家之外，更多的参会者是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官员以及党校、行政学院和地方社科院等机构的学者。

　　可喜的是，笔者在这次冠盖云集的论坛上听到了一些来自地方的有力声音。对其中的两个人记忆尤其深刻。一个是来自安徽省政府研究室的吴克明主任，另一个是来自江苏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

　　吴有着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经历，对农业大省和农民大省安徽的情况非常熟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地方政府工作了30多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已经在香港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访学经历。

　　这位在思考“如何把西方发达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有效的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地方官员，在论坛后的一个小型报告会上深情地介绍了安徽的改革事件和人物。一个是凤阳的小岗村，一个是曾被称为“中国第一个体户”的“傻子瓜子年广久”，一个是最早发生在安徽的税费改革，还有一个是被中央领导称为“要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的奇瑞汽车。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吴是想说明自下而上的改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说，由农民领头的制度创新，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较少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成功的机会大，反复的可能小。

　　笔者观察到，当这位不断为安徽鸣不平，为地方鸣不平的官员在发言时，来自北京的专家们听得都非常认真，会场前所未有地安静。

　　另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是洪。这位年长的经济学家刚从苏南深入考察回来，言之有据。他带来的重要信息是苏南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转型的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钱颖一等人就对中国改革的独特动力进行了理论探讨，其结论正是中国独特的分权结构，让基层地方政府有充分的动力，也逼迫地方政府主动来推进改革，领头办乡镇企业。这个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苏南。

　　强势政府是否必然带来对市场的伤害呢？苏南的发展经历似乎否定了这个判断。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这一地区的政府率先走出了一条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道路。这个过程显然是自下而上的，也正是来自北京的专家们所呼吁和期待的。

　　吴和洪强调的问题并不一样，安徽和苏南的情况也天差地别。但是，吴所期待的和洪所强调的，却都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改革的重要价值和必要空间。

　　在洪的论述中，苏南已经依靠经济的先行开始了政府的逐步转型。而对于吴来说，面对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农问题，显然还需要更多地改革空间。其实，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改革的动力究竟应该更多来自于上还是发自于下？

　　至少在与会的大多数北京专家们看来，自上而下是一个当然的选择。无疑，这或多或少是对过去十多年来的改革模式的一种路径依赖。有了这个选择，就有了相应的行为方式。让学者和媒体达成共识，广泛呼吁，最终推动中央决策就是这一选择的行动逻辑。

　　吴从安徽的经验出发，认为自下而上的改革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而洪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按照吴的自下而上的逻辑，需要的不是宏大的规划，而是更多的改革空间，尤其是给地方和农民更多的改革空间。让农民自己来完成制度创新，而不需要北京的专家们代劳。“真正推动思想解放的是农民和群众。”这是吴依据安徽改革经验，对改革动力的一个基本判断。

　　事实上，无论是北京的专家们还是地方的官员，其思考的基本出发点都是现在的中央地方分税制结构。只不过后者更希望根据新形势对这一结构进行调整，以此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起点。而如果保持这一基本税制结构不变，那么得出改革必须自上而下的结论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学家魏加宁就从当前宏观调控的“悖论”出发，得出了要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央政府要从越来越频繁的宏观调控中解脱出来，关键还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中，似乎一直存在“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的难题。如果改革被如此难题困扰时，我们要过小关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不过真实的困难是，我们现在要过的是“大关”，要通过的是历史的“三峡”，如果羁绊太多，甚至存在内在的冲突，那么改革的压力无疑将骤增。

　　由此，转变改革思路，以增强地方自主性、拓展改革空间，而不单纯是依靠宏大规划的方向来推进改革，似乎更容易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或许，多听听来自地方的声音，就能化解诸多难题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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