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因爱之名

　　唐学鹏

　　童工是一个让人心碎的词语。佝偻发育不良的身体承担着生存的重压，忧患的童真经历着人性残片的折射。我在山西采访的时候访问过一些童工，一些在工厂里干活的童工，他们大多都有失神的眼睛和细薄的嘴唇，长时间的劳动让他们变得麻木和寡言，隐忍而认命。

　　老实说，世界上童工的主要形态不是那种每天流汗10个小时赚取0.3美元的小孩。市场仅仅雇佣了很小的一部分孩子，就遭到了过街喊打口诛笔伐(当然，市场上的雇佣童工的行径是应该得到谴责的)。而那种以爱的名义，以家庭的名义，以听话懂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名义雇佣童工的行为，往往却被忽略，变成了一种家庭内的分工，滑落为一种交不起学费退而求其次的借口。

　　这种忽略真叫人痛心！

　　我们不能用雇佣这种词语来确认这种“家庭童工”的定义，一种狡猾的说法是，家庭内的童工从长远看，他是在为自己干活，因为家庭内的财富最终还是属于他的。他将有各种财富权利的继承。实际上，当一个孩子不在合适的年龄，进入学习市场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和发扬自己的潜在天赋，我们都可以称他是童工。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做合理的事情，就是童工。童工是根据机会成本，而不是低龄人口的劳动效率来确定的。

　　据世界劳工组织不久前公布的数据，除却一些地下经济和国家败德主义行为，比如雏妓和童子军。我们这个星球上有2.11亿童工，年龄在5-14岁之间。童工数目占这个年龄段小孩的18%。男孩占51%，女孩占49%，男女大致持平。其中，60%的童工分布在亚洲，其次是非洲。他们叠加在一起的比例超过了80%。

　　分布在亚非的童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他们大多不懂得初级制造业的程序知识，只能用稚嫩的手指帮助家里割草烧饭。一般而言，他们在市场上可以通过出卖体力获得工资，但是，在家庭内部只能履行天经地义的伦理性劳作。

　　拿亚非一些世界童工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来说。2001年，柬埔寨全国的童工73%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在家庭内部干活，自家孩子跑到其他家干农活，获得报酬的发生率不到1%。1996年，巴基斯坦童工67%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2003年，越南童工的92%是从事农业生产的。1998年，也门的童工82%是从事农业生产的。2000年，摩洛哥84%的童工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埃塞俄比亚2001年童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占比为89%，危地马拉是60%，而肯尼亚是77%。(来源于Eric Edmond 和Nina Pavcnik的统计)

　　童工大规模出现在农业，并且他们的雇主是农户，即他们的父母。这粉碎了关于童工的一元论：童工只存在工厂和市场之中，被丧心者和资本家雇佣。真实的情况是，被所谓的“家庭之爱”雇佣的童工是童工形态的绝对主体，童工依存于小单元农户是童工形态的绝对主体。家庭单元雇佣童工，大约要占到所有童工规模的70%。而市场雇佣童工的情形，可以看作是一个次要情况，但却承载了几乎所有的义愤。

　　当我们明白童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明白了家庭收入和童工的关系，以及这背后将要发生的故事。无论是越南还是肯尼亚，当该国的国际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户自然获得了超越往年的收益，此时，孩子的入学率就会急剧上升。越南在1993-1998年之间，农产品的价格因与国际接轨，上升了9%，同时期，孩子的入学率增加了13%(Eric Edmond的研究)。我们必须承认，父母还是具有一些利他主义精神的，家庭收入的上升将会导致童工的减少。父母还是愿意让孩子进学堂而不是进农田。

　　越南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农业价格自由化和国际接轨的重要性。一个滋生童工的农业国应该和国际价格接轨，无论是扩大自己的农业利益(杜绝这些利益被热衷国家管制的官僚所赚取)还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调整。这都是减少童工的重要经验。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一些打着“拒绝进口凝结着童工血汗”的发达国家的贸易隔绝和歧视政策是多么虚伪。他们表演着虚假的人道，推崇涂抹的道德。他们通过制裁来阻断童工国家农产品的国际接轨，反过来恶化童工国的农户收入，导致产生更多的童工。这些发达国家的伪君子不断地对本国农业进行大规模地补贴，恶化国际的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配置和农业协作的框架的建立，导致童工国的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恶化农户单元收入，产生更多的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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