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官海外培训新思维 西方理念亚洲执行

　　见习记者 米 飙 上海报道

　　近日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出现了一批中年学生的身影。在一片英文声中，“南腔北调”的中国方言让他们显得颇为独特。

　　这批“特殊”学生中包括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山西发改 委副主任王赋、吉林省检察厅副厅长贾晓东等中国地方要员，他们是南洋理工“中国高官班”首批学员。该班55个学员中，有8人由中组部派遣，其他由地方组织部选派。

　　中国官员求学新加坡

　　“中国高官班”的正式名称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学员多是来自中国的厅局级以上高官。“被选拔的官员都是地方的骨干力量。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官员占到了大多数。”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管理司一位官员说。

　　高官班负责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介绍，“高官班”学员将在南洋理工接受为期一年的脱产培训，在三个学期的时间里他们要完成公共组织与管理、公共行政领导学、公共选择、新加坡与中国经济体制比较等12门课程，并在完成以自己未来施政纲领为内容的毕业报告和两周海外考察后获得相应学位。

　　参加此次“高官班”培训的东北某市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这里的学习对我们这批40来岁的人来说很不容易。”说话时他刚刚结束自习回到宿舍，而时间已是夜里11点。“这还是早的，考试时要熬到一两点。”

　　让这位官员印象深刻的是公共政策课的执教老师严崇涛，他是新加坡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级官员，曾担任新加坡三个最重要的局主席(建屋局、经济发展局、公积金局)，同时兼任财政部副部长20多年。

　　除了严崇涛，“高官班”的教师不乏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外交部政务部长、国会议员等新加坡政界要员。

　　中国官员在新加坡的培训计划并不只一个“高官班”。

　　此前，南洋理工大学一个被称为“中国市长班”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已经开展了7年。“学员中不少是市级官员和国企高管，到现在已经培养了370人。”南洋理工理事会理事、国际教育发展中国部负责人陈丁琦说。

　　“市长班”同样是为期一年的脱产培训，最早起自1998年南洋理工与河北省的合作。2001年4月《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签署后，合作范围转向中央层面。

　　“高官班”是这个框架协议下的又一产物。根据该协议，我国中组部将每年向新加坡派出20名官员进行培训，此外，地方也可派员参加培训，其费用则由地方政府和官员自身按比例负担。据介绍，“高官班”学员一年的花费大概15万元人民币，其中学费8万元。

　　除了“市长班”、“高官班”这两个长期培训项目以外，在南洋大学以及国立大学等新加坡学校还有为数不少中国官员短期培训班，培训期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

　　西方理念亚洲执行

　　“到现在为止，全国市级层次的大部分干部都来过新加坡(接受培训)。”中国驻新加坡教育参赞王永利介绍。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看来，新加坡培训的兴起表明一个官员培训从单纯的学习欧美，转向多元化模式的发展，这有利于开阔行政管理思路。

　　从建国到上世纪末，中国政府官员出国培训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苏联是中国官员培训的主要目的地；随着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官员培训掉头向西，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高潮，其中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培训计划尤为人所津津乐道。

　　但是“西方的模式并不全部适宜中国国情。”浦兴祖说。

　　对力图实现后发超越的中国来说，在上世纪60年代后才迅猛崛起的新加坡经验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无疑新鲜得多，也更贴近现实。而更重要的是，在新加坡身上可以找到东西方间缺失的链条。

　　实际上，早在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就曾提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明确表达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兴趣。

　　“官员在新加坡培训除了学习经济建设，政府管理如何依法行政，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也是重点，而新加坡的法制秩序比较好，我们现在这方面还是很欠缺的。”外专局官员这样看待新加坡学习的目的。“欧美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学的，体制不一样，学了也用不上。新加坡在国家理念上和中国相似。”

　　“新加坡是西方文化通往东方的节点，是西方理念亚洲执行的典范。”陈丁琦进一步分析道。

　　王永利认为选择新加坡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走过的路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加坡是非常成功的例子，而且与我们国家情况比较相似，参考价值比较大。”

　　新加坡经验的苏州模板

　　“新加坡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就是苏州的发展。”王永利说。

　　1994年苏州引入新加坡经济的典范模型——工业园区模式，开建苏州工业园区，而同期先后将1000余名处级以上干部送到新加坡接受市区规划、发展与管理、外国投资、工作技能训练、社会保障以及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培训。

　　“我们这里从一个普通公务员到园区领导几乎都去过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局局长丁立新说，而他本人就先后6次以不同的身份前往新加坡接受公积金、社区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培训。

　　据其介绍，不只是园区干部，苏州市和江苏省的官员也大多曾赴新培训，培训分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行政管理三方面。

　　“苏州的三大法宝是亲商理念、昆山之路、张家港精神，而所谓‘一站式服务’等亲商理念就是从新加坡学来的，后来通过园区扩散到了全国。”丁立新说。

　　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借鉴。

　　“在园区的《劳动管理暂行规定》中公积金制度、集体合同制以及工会制度都是借鉴了新加坡经验制定的，这些都是园区需要的，而当时的国内都没有先例。”丁立新说。

　　这样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在苏州工业园还有67套之多，严谨的制度造就了苏州工业园同样透明而亲商的环境。在10年间工业园实现了GDP年均增长45%的惊人发展，从1994年的11亿发展到2004年的502亿；苏州的GDP也从721亿上升到3450亿，在全国排名跃居第四。

　　经济的成功也奠定了“苏州现象”的政坛美名，梁保华、陈德铭、王珉先后三任苏州市委书记调任省级领导，其中梁曾是园区开发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则曾任园区工委书记。而现任苏州市委副书记王金华就曾经是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苏州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新加坡经验“中国化”的可行。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影响也不再仅仅限于苏州。据统计，有超过25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到苏州工业园区吸取经验。

　　前述东北某市官员更坦言新加坡经验对自己并不发达的城市颇有吸引力，“新加坡是一个国家的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它在短期内崛起的实现、世界闻名的招商和居者有其屋政策对我们城市现实的发展都有很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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