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俄罗斯才能了解俄罗斯

　　作者：邬静娜

　　李丰(化名)把自己的鞋厂开到了俄罗斯。这是2002年的事情了，从此他们生产的鞋子不再是外国进口商品，而是开始以本国商品身份在俄罗斯销售。

　　李丰并不认为他改变了什么，但他的经历却是中国对俄罗斯的经贸由贸易走向直接投 资的一个缩影。

　　倒爷生意盛况难再

　　周广俊说自己见证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如今他是北京信立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很大一块业务就是为中俄投资提供咨询。

　　周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莫斯科

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当时中国商品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

　　“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李正是因此从1995年开始当起服装“倒爷”的。李形容自己的当初的形象——“差不多就是逃难的”，每次都是手提肩扛大包小包货物到俄罗斯。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等地，中俄边境贸易80年代就已经相当兴盛，当地人至今念念不忘当年“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的“盛景”。

　　尽管李说大部分人和自己一样都想好好做生意，不可否认的是这批早年的“倒爷”中“鱼龙混杂”，一些人把劣质产品带到了俄罗斯，比如说棉絮里夹杂着玻璃碴的“羽绒服”。周广俊目睹了那些年中国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后来有些莫斯科商店门口干脆挂出牌子：本店不售盗版商品和中国商品。”《黑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中俄边境贸易增长到1993年的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只有1.9%，仅为1990年3.7%的一半。

　　贸易在磕绊中挣扎成长

　　原外经贸部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最初能够从俄罗斯赚钱的中国商人，凭借的仅仅是时间优势及独特的政府资源。”这最终影响着中俄经贸的发展后劲。而这种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近十几年正在逐渐显现。

　　李在自己的倒爷生涯开始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赚大钱。因为当他的服装还在等待通关时，早有“能人”的同类款式服装在俄罗斯市场上流通多时了。“正常通关需要3天，有些人只要几个小时。”这种特殊资源的掌握在整个90年代都显得至关重要。

　　除了每次通关必须的漫长等待，俄罗斯海关还限制中国商人过关时携带的货物数量。于是，在黑河海关，每到可以通关的下午，都有上千个俄罗斯人在江边等船——俄罗斯海关不限制本国人携带货物过关的数量，一批专门帮中国倒爷运送货物的俄罗斯团队应运而生。当然，更多的中国货物通过俄罗斯的民间通关公司“代办入关”，它们为中国商人提供运输和办理海关手续捆绑在一起的“一站式”服务。

　　然而正是这种“灰色通关”为中国商人埋下了祸根。2003年，莫斯科艾米拉中国市场因此遭查封。面对这样的局面，李和他的朋友都很迷茫：“老实说我们也想走正规渠道，但现实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规的。”李说，真正想在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内商人，迫切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正面指引：进入俄罗斯市场要经过哪些步骤，这些步骤需要和能够找哪些中介机构代办，费用大概多少，以及碰到问题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在周广俊眼里，这些情形的发生“中国人自身也有很大问题”，比如法律意识淡薄。他就遇到过这样的案例：一家国内企业同乌克兰企业做贸易，乌克兰这家企业陆续欠拖货款100多万元，等到国内企业想到追索货款时，这家乌克兰企业“名义”上已经不存在，厂房也转到了另一家企业名下，而这第三家企业的老板正是债务企业老板的女儿。“从掌握的材料看，其实可以追诉。”周广俊说，但这家国内企业却不想打官司。

　　“这种情形不胜枚举。能追诉的因为不懂或者对畏难国际诉讼自愿放弃，还有大量案例因为合同不完整甚至根本没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证据不齐而无法起诉。”周感慨道。

　　投资升级峰回路转

　　1999年成了一道分水岭。这一年李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往年我的货一到俄罗斯，就会直接被批发商提走，但从那年开始越来越难。到2002年底出现了大量积压。”在俄罗斯市场开始排斥中国商品、双边经贸扩大遭遇重重问题的情况下，很多在俄中国商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

　　2002年底，李丰决定把企业搬到俄罗斯去。“当时最直接的想法是找个合作伙伴，让公司带上俄罗斯血统，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市场的认可。”李的另一个“小九九”是，中国鞋在欧洲日子不好过，假如贴上俄罗斯商标，从那里转口去西欧，待遇可能会大不相同。尽管公司进入俄罗斯后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但在俄罗斯设厂仅仅关税一项就能节省成本20%左右。李丰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选择。

　　“除了前期通过贸易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中国商人，现在部分国内民间资本也开始北上俄罗斯。”周广俊说，近期向他咨询俄罗斯投资的国内企业，大多关注俄罗斯的能源、森林资源开发和建筑市场。“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因此建筑市场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关注。”据他了解，国内民间资本大量投资俄木材加工产业，已经形成相当规模。

　　在对俄投资比较密集的浙江嘉兴、温州，外经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并不完全掌握当地对俄投资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投资不经报批就出去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温州一家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多年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员工频繁申请旅游签证去俄罗斯，才发现实际情况。”最后还是相关部门说服企业报批对外投资，之后协助公司员工申请商务签证。

　　熟悉对俄投资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国内企业之所以对报批不甚积极，主要是对外投资必须经外管局审核，也就是说企业资金动向将完全被外汇管局监控，“但除此之外实际没有给企业出去提供什么帮助。”该人士抱怨。因此对企业来说报批也就可有可无——反正投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俄罗斯：比如通过黑市换取外汇，然后直接将现金偷运出国；有些人是此前有对俄贸易，收入本来就在俄罗斯。“总之方法很多。”

　　中介群体的“幸福生活”

　　“我的很多朋友都陆续转行作中介了。”周广俊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和他一起在俄罗斯学习法律的同学，当初大部分留在俄罗斯，或者做翻译，或者进入中国此前赴俄投资的大型企业；而现在很多人开始转入中介咨询行业。

　　近年来俄罗斯市场开始关注中国

纺织品外的制造业，进入中国进行大宗采购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两年我参加很多机械设备展览，总能碰到很多俄罗斯人。”周广俊举例说，此前俄罗斯机械设备多从欧洲进口的，近几年发现中国的中低端机械设备物美价廉，“欧美产品同类产品价格高出我们的产品2～5倍。”

　　俄罗斯商人采购中国大宗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企业，也不知道如何和中国商人打交道，俄罗斯人的文化传统毕竟和中国人有很大差别。”周告诉记者，一位俄罗斯商人曾找到一家中国生产机械设备的乡镇企业，对这家企业的产品很满意，但“这位乡镇企业老板穿着休闲衬衫和拖鞋跟他谈生意，还随地吐痰”，这单生意终究没有谈成。

　　而这样的情形下，中介机构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协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这些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大都在俄罗斯生活多年，了解俄罗斯人的想法和习惯。因此他们能帮俄罗斯商人寻找合适的中国产品和企业；也向中国企业解释俄罗斯人需要什么。

　　“交易的不成功，50%以上的因素是由于沟通不畅。”周说，如果沟通顺畅，中俄经贸大有前景。而在这样的预期下，中介群体的“幸福生活”也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