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类有多大力量，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地球是圆的，而且它每时每刻都在旋转。
这个事实提醒我们，世界总有一面，你不曾看到。或者说，你看到的，只是小小的、窄窄的一面。
而且，那些看到的，往往会阻碍你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个逻辑又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不是对外炫耀或指责，而是对内反思。
安安静静地反思。细致而重要的声音，才会从心底慢慢浮现。
我们，我们中国，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似乎总是和鸿篇巨制的叙事、浩浩荡荡的进军、改天换地的使命关联在一起。
然而，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
国家的力量越是强大，官员的愿望越是宏大，越是需要制约。制约，就是用制度，提供约束。
我们有力量。但我们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力量不至僭越，不会偏执，而经得起科学的检验、理性的检验、民主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吗？
托马斯·潘恩说过：“宪法先于政府，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
只有从力量的崛起演进到制度的崛起，从市场的崛起演进到法治的崛起，文明才能真正与我们相伴。
我们渴望一个负责的时代。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
责任立己，制度立国，乃是大国的王道。
近一段时间来，一直高歌突进30余年的中国发展好像越来越步履蹒跚了，一向雄心勃勃的中国社会各层次的领导者、发展者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个词了：“两难”。
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困难。但“困难”并不必然就是“两难”。“困难”者，戮力同心可攻而克之；“两难”则意味左右不是无可适从。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两难”，我们实在有必要对这“两难”做一深入的剖析了。[全文]
2010年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在外，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在内，人均GDP将达4000美元的关键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对改革的期待与焦虑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和胶着。
如何缓解压力和探求动力？人们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包容性增长”等关键词都充满期待。
“科学发展观”就是讲几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提法意味着，今后五年的发展要有很大变化。[全文]
在全球经济似暖还寒，中国发展“两难”增多的今天，“改革”依然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也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点。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并参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知识分子，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80岁高龄的江平，仍关注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每一步，并为此不断呐喊和呼吁……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一份研究报告，令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话题再一次走入人们的视线。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105个重点观测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高达1.17万亿元，同比增长75.2%。
很多专家认为，土地出让价格上涨是直接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而与此同时，土地出让机制背后的地方财政体制，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物权法》是一部发现产权、界定产权、确认产权、保护产权的法律，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石。如果一个国家不确认产权、保护产权，市场经济就没有基础。
未来的制度走向，由未来的历史条件决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当真”、“用足”现有宏观制度的空间。为此，在中观、微观的制度层面应当鼓励探索，鼓励创新。
在现行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环境下，如何完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如何实现人大代表职业化，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
现在讲“和谐社会”，这是非常好的认识，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挖掘它的内涵，然后用一些制度去保障。
走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制度建设很快，总的来说很成功。但法治的制度，价值、道德方面的建设，还不够，需要努力。
中国城市化将是未来20年驱动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明确的城市化战略能够推进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换句换说，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全文]
汤敏：包容性概念更为宽泛，它强调增长本身就是机会均等。
温铁军：中国在包容性增长方面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总归是起步了。
竹立家：包容性增长的深刻内涵在于人民权利的实现。
我们要推进机会均等，而不是强调收入分配均等。否则，就会产生误导，产生政策偏向。
未富先老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老龄化社会的沉重包袱。
政府在生二胎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果依然严控，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另一方面，放开又担心出现过度增长。
在已经到来的老龄化危机中，如何抓住“危”中之“机”，如何挖掘老年产业的“银元”和规模更加庞大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对于21世纪的中国至关重要。
中西部城市化
产业大转移：全球知名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从珠三角的深圳、东莞地区，向中国经济腹地河南、重庆、四川、湖北等地区的转移。
内部的城市化增长、外部的产业链内移，将会使得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分化。实际上，每一次产业链大转移的时候都会出现未来几年新的经济领跑者。
首先，是绿色增长、清洁增长、符合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要求的增长。
第二，是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的增长。
第三，是精明增长，如果借用“巧实力”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巧增长”。
“悦增长”，一个能够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幸福快乐含量的新增长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全文]
曾让中国引以为豪的出口制造业，如今已走到了不得不调整的关口，其中的变迁历程耐人寻味。
产业、居民收入、城镇化，各个方面显示，既有发展模式的扭曲已将中国的经济问题扭成了一个结，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单一方案能解决现有问题。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我们看到了政府宏大的进一步改革布局。政府将通过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贸易发展战略调整和需求结构调整这六大调整，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
如何形容渐进中的中国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通常译为“非政府组织”）？或许少不了“悲壮”二字。
中国的慈善资源还有待开拓，政府、企业和社会，特别是资助型的基金会既要支持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又要敢于为这些创新承担风险。
她叫廖晓义，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
廖晓义说，应对危机，谈论是重要的，但比谈论更重要的是行动；行动是重要的，但比行动更重要的是方向。而要朝向生态文明的方向，最要紧的还是文化自觉，有了自觉才有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既然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经济上考虑问题，就要有相应的大国责任。
中国改革开放也没有多长时间，2002年、2003年才提“走出去”的口号，也不过十来年的时间。所以，要成为真正的负责任大国，还有一段时间。[全文]
近两年，一种被称为“贷款换石油”的协议频繁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外界给予“贷款换石油”的形容词包括：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利器、中国能源安全的盾牌等。
确保长期稳定的原油供应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这一目标，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石油来源以及进口方式上进行调适，其中，“贷款换石油”就是重要一步。
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厘清中国金融长远发展的应有逻辑、谋划好今后的具体部署，这既是中国经济伟大复兴中极为重要的关注点和精妙之处，也是让当今世界“中心货币”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接受中国历史性复兴所必须要做的“中国宣示”。
站在“十二五”规划的起点上，人民币如何更好更快地走出国门备受关注。以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为突破，人民币走出国门已经顺利起步，但人民币要从贸易结算货币到真正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仍然需要十分漫长的过程。
以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为突破，逐步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几乎已经成为决策层和学界的共识。
在一些专家看来，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必将渐行渐近。
金融领域最核心的金融创新是大家日常都会运用到的各种金融产品，或者说金融工具，这些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的主要金融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用于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产品，例如股票、债券；以及为了管理风险而发明的衍生产品，例如期货和期权。
而面对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中国应该为投资者提供怎样的金融工具？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应该“三驾马车”同时创新：增加用于资源配置的基础产品、发展债券市场和适当运用衍生产品。
在信贷冲动受控、资本压力空前的2010年，如上警示不绝于耳。监管层、银行家、学术界都深刻地意识到：第一轮改革成功告捷的中国银行业，或许已迎来了又一个关键节点——转型势在必行。
“未来的银行业必定要是集约式、内涵式发展，以效益和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王兆星指出，更加注重发展结构的优化和资本质量的优化，是银行实现盈利并保证安全性的最重要基础和保障。
产业转型不仅仅包括传统制造业行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还包括新兴产业的推动和兴起。而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还是新兴产业的规划推动，都离不开创新。
可以说，只有创新才是真正打开产业升级“两难”的钥匙。[全文]
对于公众而言，这个纠缠不休的股权争夺战，谁是胜方大概已不重要，也许国美给产业界带来的长远思考与实践价值，尤其是在公司治理方面，将更为关键。
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业时代。国美电器一案，显然有诸多参考价值……[全文]
按照国务院相关文件的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锁定七大领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这个时代，无孔不入的中国产品正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改变全世界人们的生活。
是中国消费者太宽容，还是已经见怪不怪，面对如此频发，甚至夺命的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除了放弃别无他法。
企业伦理是企业能够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石，有了它，企业能够带着灵魂，拥抱利润。
作为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经济的特殊产业，房地产自市场化以来，调控政策就一直伴随左右。高峰时，打压政策令其一蹶不振；低谷时，刺激政策使其高歌猛进。
“总体来说，‘十二五’期间，房地产企业应及时调整自身定位，不断提高产品品质；同时也希望政策制定者不断提高调控水平，对行业及经济形势有更为准确的预见和判断。”
“史上最严厉的宏观调控”密集出台，让2010年成为房地产最为起伏跌宕的一个年头，大起大落的市场格局，使得开发商必须随之作出果断而又快速的策略调整，复杂的形势下，也只有先知先觉者能够赢得先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政治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即使不关心政治，政治也将每个人卷入，因为任何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结构、价值标准都是政治性的。”
赵汀阳强调，这种关系是处理政治生活的可取视角。他直言其灵感来自中国传统，“不过，没有必要强化中西界限。资源不分中西，优势资源总能够良好结合。”
在克服很多消极的东西，不断地接近幸福的感觉。这十多年以来，我一直以“幸福的感觉超过了消极的东西”这种感觉稳步上升。
我认为有信仰是很重要的，信仰不是空虚的存在，它真实地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幸福感不是因为外面改变了多少，我们外在的经历依然时好时坏，而幸福感取决于你的认识，你怎么看生活，有没有一种理性的坚韧和灵性的支撑。
“大学并不仅仅是创新，更要继承。经典正是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精品”
甘阳主张中西并举，西方经典与中国经典并举。我们现在进入中国的传统经典，都不是从中国的脉络进入的，而是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不了解西方，实际上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只有在真正进入了西方以后，才能够从西方文明中解脱出来，进入对中国文明的理解。
陈昌亚，俄联合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副总设计师，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中国深空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航天局人才培养先进个人，上海市宇航学会高级会员。
中国人一定能在2013年底发射自主火星探测器，2015年发射金星探测器，我们将按照集团公司和上级的分工完成好国家交给的神圣任务。